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权力生态<br/>——以民国时期清华校长更迭为例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权力生态
——以民国时期清华校长更迭为例

2014-02-15张正峰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年1期

关键词：罗家伦清华校长

张正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权力生态
——以民国时期清华校长更迭为例

张正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

政治是组织生活的真相。组织系统由许多彼此竞争的权力群体组成，每一群体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控制这个组织。大学作为一个正式组织，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权力群体。民国时期的清华校长更迭就充分说明了在大学内部存在着学生、教师和校长代表的政治权势等群体。了解和分析大学组织内部的权力群体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改革大学治理结构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华民国；大学；权力群体；控制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正如蒋廷黻所说：“当时一般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欲想控制政治就必须先控制教育。”［1］131《大学令》《国立大学校条例》《大学组织法》都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综理）校务”，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只要获取大学校长的位子就获得了对大学的控制权。因此，大学校长的更迭就可以充分展现政治势力及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情况。民国时期的清华正是由于受到政局变动、学生运动及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在短短的20年间曾经出现过11位校长。分析这些校长的更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民国时期可以影响和控制大学的各种权力群体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改革大学治理结构。

一、民国时期清华校长之更迭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曾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发展历程中，曾被任命过校长之职（代理者除外）的有唐安国、周诒春、张煜全、罗忠诒、金邦正、曹云祥、温应星、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和梅贻琦，共11人（见表1）。我们以这11位校长的任命与去职来分析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下面我们首先简述一下这11位校长的更迭情况。

唐安国曾任教于上海圣约翰书院，与颜惠庆同事，有深交。因此，得颜惠庆（颜肄业于圣约翰，自1909年任游美学务处总办，1912年至1913年间任外交部次长，1920年出任外交总长）推荐，与范源濂同时出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之职。1911年任清华学堂副监督。1912年初游美学务处合并于清华学堂，升任学堂监督，10月改称清华学校，任首任校长。由于操劳过度于1913年8月22日，心脏病发作去世。临终前力荐周诒春代理校长。同时由于周诒春曾是颜惠庆的学生，因此，他于1912年被委任为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8月唐安国校长去世，10月应召回国任清华校长。1917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等6人，控告他到外交部，同时将《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之文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清华董事会也因此质疑他拨付驻美监督处美金112 000余元（合银元18万元）的动机。董事会对周诒春的申辩并不满意，认为“所称各节，既无充足之理由，且乏确实之证据”。又谓不管周之购买美金是否为裨益公款，但在程序上“办理不当，实属咎有难辞”之处。周诒春知事之不可为乃于1918年1月4日提出辞职。［2］60-66据苏云峰的分析，其辞职还因为“1917年亲日派上台，掌握了北京政府”，留美派之圣约翰人在外交部的势力消退，周氏在清华之地位乃告动摇。此外，外交部内当时亦有人要争取清华校长这个肥差。［2］66

表1 民国时期清华校长

1918年4月外交部委任张煜全为校长。张于7月1日“到职”，但经常养病在家。1919年6月勉强上班。12月23日晚，学生会开成立大会，他加以干涉，竟以权威作风，与学生发生严重冲突，引起学生之反感，促爆了罢课风潮。后来，学生为自身利益，反对停招中等科和改制，说他不关心校务，少与学生见面，体弱多病，来清华之目的是养病，根本“不愿当校长”，请他走路。最终他被逼于1920年1月28日上书辞职。［2］57

1920年1月30日，外交部令罗忠诒继任校长。学生们知道了，就派代表到他家里去“摸底”，回来报告说，这个校长也有病，而且“从言谈举止上看，也不足胜任”。学生会就决定拒绝他，动员全体学生每人写一封信，劝他不必来校。在这几百封信的压力下，他未到校就“辞职”了。6个月后，外交部正式任命该部参事金邦正为清华校长。1921年6月11日，清华学生以同情于北京“六・三”教潮，议决罢课。金氏不赞成此种举动，乃与董事会议定办法，凡届时不赴大考者，一律留级一年。学生受此无辜之惩罚，对金氏感情极恶。9月11日行开学礼，多数学生不出席。［3］46金氏只好借故悄然离校赴美，学生会就趁此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就这样迫使金邦正辞职。［4］24-25

曹云祥毕业于圣约翰学堂，与颜惠庆是同学。1922年4月以外交部参事名义兼代清华校长，同年10月6日为署理校长，1924年5月正式任清华校长。1927年曹云祥由于猜忌和误会梁启超要当清华校长，于是就运动教职员反对梁启超为清华董事，结果只有朱君毅一人附和。朱君毅竟又运动国学研究院新生王省上书“评议会”，谓梁启超长期病假，不到校上课，应添聘国学教授，否则应取消研究院。王生又上书外交部说“院中教员（暗指梁启超）旷职，请求易人”。曹云祥将此函油印寄给梁启超，讽其自动辞职。不料，此举引起全体研究院学生之公愤，他们到外交部请求挽留，并要求撤换校长。尽管上书控告校长者，仅为研究院同学20余人，不足以代表清华全体学生。但曹梁裂痕由此加深，导致曹之辞职。［2］84-85据苏云峰分析，其实，曹云祥坚辞的另一原因是，张作霖此时已在北京组织奉天内阁，自知必不能久位。［2］861928年4月，奉系北洋政府外交部派温应星为清华校长。他就职不久，北京易帜，温氏顿失后台。时清华学生多倾向南方革命势力，在学生反对声浪下，温氏于7月辞职，在职不到4个月。［2］58

罗家伦于1928年8月21日奉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29年3月22日，学生会代表张人杰和李振芬等5人，由于不满意罗校长取消学生膳食津贴，一律要缴学费，及裁撤工程系，于是发起撤换校长运动，唯因反对意见众多，没有形成共识，一周内即告结束。这个不成功的驱罗运动，自然亦令罗不悦，乃以受董事会抵制，办学政策未行为由，于1929年4月8日向国民政府辞职。［5］23不满意于罗的学生会旧代表李景清和曹德盛（二人均1931级经济系）等人，于是乘机成立“护校团”，与北平清华校友会代表鲍明等人勾结，于1930年5月20日的学生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请罗校长自动辞职案”。不过，这个提案于翌日就被全体学生大会否决。但正如罗家伦指出：“此等现象在当今虽习见不怪，但出自家伦所悉心发展属望最殷之清华，殊非愿见。”［6］77于是罗家伦5月23日向教育部提出辞呈，随即离校，不再回来。［5］30罗家伦辞职除了学生嚣张之原因外，还与阎锡山反抗南京政府，控制北平政局有关。［5］8阎锡山于1930年1月9日公开与南京决裂，4月初陈师中原，5月1日蒋誓师北伐，中原大战开始，阎旋即控制华北，罗家伦身为国民党人，“非走不可”，是其主因。此外，阎有意清华，乃透过北平清华校友会代表鲍明钤，推荐其同乡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鲍于是鼓励学生驱逐罗家伦，迎接乔万选。［5］29-30后来李景清指出：“在清华同学会一方面，也不过是想借乔氏的力量，他们可以爬进清华园的大门；本校诸位驱罗的健将，也不过是想让近水解渴的乔氏进来堵住罗家伦的回路；他们诸位，就可以高枕而卧，免得再做罗家伦回校整顿校风的恶梦，虽然我们不敢说他们受什么金钱地位的诱惑。驱逐罗家伦的风潮爆发的主要近因，就是时局关系。”［6］86但苏云峰指出：“综合各种资料，清华此次驱罗，是清华校友会和部分学生的自私行为，北方政局的变化，只是一个触媒。”［5］31

罗家伦离开清华南下后，校务由教务长、秘书长及各院院长所组成的校务会议维持。阎锡山于1930年6月25日，以武装部队驱车护送乔万选来校接收。清华学生组织纠察队，在校门口阻止乔万选进入。乔知难而退。当晚校务委员会致电阎锡山进行解释，二日后，“教授会”也发布宣言，支持校务委员会。阎锡山及其手下，谅知清华由来及其传统，对被拒之事，不再追问，也不再派人来校。［5］35

1931年3月17日国民政府第16次国务会议通过了罗家伦的辞职及吴南轩的任命案。吴南轩于1931年4月16日到清华就职。吴上任后，由于院长人选问题，与教授会发生冲突。教授会于5月28日召开临时会议，起草呈文致教育部，请求“将本校规程统筹修正，并请另简贤能为本校校长”。教授会又于6月2日下午开会，议决推举教授会代表吴正之、冯友兰、张奚若3人于6月14日南下请愿。此3人于14日下午通车南下。学生会也于5月29日晨召集全体大会，决议支持教授会，联名电请教育部“撤换吴南轩”，随即由出席学生三百余人整队执行议案，赴吴南轩、陈石孚、朱一成、钟鲁斋等人住处，请其即日离校。后又组织“武力护卫团”，抗拒吴南轩返校。吴南轩被迫于6月25日离开北平。［7］87-90经国民政府第40次国务会议，通过吴南轩的辞职与梅贻琦的任命，梅任清华校长至1948年12月。至此，民国时期清华校长更迭结束。

在民国时期清华发展历程中的11位校长中，除了首位校长唐安国因心脏病去世而去职之外，其他10位校长在位期间因这样或那样的因素而去职。通过对前文9位校长任职与去职过程的分析，我们首先把他们去职的原因进行简单归纳，列于表2。

表2 清华校长去职原因

二、影响清华校长更迭之势力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影响清华校长更迭之势力分为政治、学生、教授（教师）三个方面。

（一）政治势力

中华民国建立初始，以蔡元培为总长的教育部就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学令》作为指导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法令。虽然其规定中对于校长任命的权力机关没有明确说明，但蔡元培在“请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校长呈”中称：“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8］4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校长的任命来自于教育部之推荐，经由大总统任命。后来在《国立大学校条例》中就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校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之。”［9］174《大学组织法》也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10］172如此的大学校长任命规定自然就使得校长的更迭与政治权力的更易相一致，也说明校长在大学代表着政治集团的权势和利益。因此，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初期，国内政局激荡不安，内阁改组频繁，使得校长更迭成为常态，清华校长的更迭就是对此最好的写照。

在清华大学“改隶废董”之前，校长都是由北洋政府外交部任命的。苏云峰指出，“在清华历任主管中，毕业或曾任教于圣约翰者，先后有颜惠庆、唐安国、周诒春、曹云祥4人。”“颜自1909年任游美学务处总办起，就开始延揽‘圣约翰人’到清华任职。1912年至1913年间，颜任外交部次长，进一步巩固‘圣约翰人’在清华的地位。”［2］37从前文校长更迭的简述中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唐安国、周诒春、曹云祥由于与颜惠庆的关系而出任清华校长。“1916年至1920年8月间的外交部，是圣约翰人权力真空时期，清华之圣约翰人也因此暂时失去凭借，周诒春被北京教育界攻击而辞职。”［2］37后来，“在1920年至1928年之间，国务总理与外交总长两个重要职位都落在圣约翰毕业生身上，如颜于1923年与1926年二度出任国务总理。而外交总长则先后由顾维钧（圣约翰1904级）与王正廷（1920年圣大荣誉博士）相继出任。顾维钧于1927年1月升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总长。所以1922年4月出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安稳地作了近6年清华校长”［2］37-39。但曹云祥的去职也主要是因为北京政府的易帜。温应星、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四人出长清华同样是得益于政治权力的更易。

正如冯友兰所分析的，“罗家伦之所以得到清华校长的职位，完全是依靠政治上的势力。赶走张作霖以后，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当时称为‘中央军’，并没有开到北京。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商震为北京卫戍司令，商震是属于阎锡山系统的人。这一任命就表示，南京承认北京是阎锡山的地盘。不过当时，阎锡山还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对于北京的教育界他没有插手。罗家伦就是乘这个机会来接收清华的”［11］86。而在1930年中原大战开始之后，“冯、阎同南京决裂，凡是靠南京势力的人，本来都应该撤回南京，在北京是站不住的。况且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在财政上又有充分的来源，阎锡山和他那一派的人，岂有不想抢去之理？”［11］86因此，尽管乔万选被学生所拒，但罗家伦则去职。后来冯玉祥和阎锡山失败，阎锡山的势力退回山西，南京的势力又回到北京，所以吴南轩接任罗家伦出长清华。这些校长除梅贻琦外，其他历任都有这样那样的政治背景，1927年北伐之前，均为北洋政府官员，北伐之后，国民党势力进入北平，先后任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副教务长罗家伦、吴南轩出任清华校长。这些非官员即党员的人之所以能出任清华校长，皆因他们与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罗家伦辞职后，就清华校长人选曾向蒋介石建言：“离中央所在地愈远之大学愈应注意，免成反动渊薮，即欲选继任校长，亦必注意确系与党有历史而对中央忠实之人，万不可放松。”［12］162由此可见，政治势力对大学的控制。

（二）学生势力

我国古代的士子就有干政的历史传统，在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失其本位，表现得比此前更为政治化：“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13］713在“五四”运动中，由于大学生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他们意气益加嚣强，忽视一切法律主权观念，以社会平等包括知识之平等。甚至有主张废除校长制度，废除毕业制度，废除考试和学位制度者。“及至五四以后更是注重自治与自决，学生的激进化及其地位的凸显使其似乎已不从属于学校以及教育者。”［14］154据常道直《民国十一年度学校风潮之具体的研究》一文对1922年度全国大中小学所发生之一百零六次风潮分析（其中小学十一起，中学七十一起，大专学校二十四起），依次列举十二种原因，其中以“反对校长，拒绝新校长”高居第一。［15］4-81924—1925年，东南大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武昌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南开大学都发生了学生攻击、挽留或驱赶校长的事件。［16］6-12

1920年冬，蔡元培在湖南长沙的演讲指出：“五四以后，社会上很重视学生……学生以自己为万能，常常想去干涉社会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17］36蒋梦麟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到：“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18］82-83因此，学生们可能会因为反对校长的专制或为了一己私利或受到鼓动发动罢课、游行等示威活动，试图参与国家和学校的决策。清华的学生就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他们说：“大总统是国民选举的公仆，校长就是学生雇的总经理。”他们不满足于“‘青灯一盏，苦读十年’，到社会上还是废物”，认为“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学校是社会的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我们就应该从最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做起点”。［19］

在清华校长的更迭中，张煜全、罗忠诒、金邦正、乔万选去职的直接原因就是遭到学生的反对，而曹云祥、罗家伦、吴南轩的去职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遭到学生们的反对。所以“当时清华的人有一种说法，说是清华有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11］88。当学生们对校长或教授不满的时候就发动风潮来反对他们，政治当局及校长对此也是无可奈何。校长被学生一赶再赶，以致曾经做过清华副监督的范源濂也慨叹说：“从前办学校，怕的是上司发生问题；现在办学校，怕的是下司（指学生）发生问题。”［4］25因此，在1928年5月由蔡元培主持的全国首届教育大会上就通过了禁止学生自治会干预国政校政的基本原则。［20］49-50在以后修订的《学生自治会条例》多次重申不得干预校政。尽管在学生背后不乏有各种政治派别鼓动和怂恿，但这也充分说明了近代大学生成为了影响校政的一股重要势力。

（三）教授（教师）势力

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人民之权利，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基于此精神，在7月10日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法令《大学令》。在此法令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左列诸事项：一、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二、讲座之种类。三、大学内部规则。四、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左列诸事项：一、学科课程；二、学生实验事项；三、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四、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五、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9］109-110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在法律上赋予了教授们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按照《大学令》的规定，先建立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后又“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21］233因此，教授治校制度在北京大学确立下来。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为近代其他大学教育树立了崭新的楷模。［22］50并且，其措施多为教育部采用作为改革高等教育的依据。［23］257民国政府后来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大学组织法》及《大学法》相应条款的规定都体现了教授治校精神。清华也在1926年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及1929年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中赋予教授较多权力。这样一来，大学教授在系、院及全校行政事务中，均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教授在学校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了制衡校长的权力和地位。

当然，教授之间亦有复杂的利益冲突。不仅中美教员之间如此，即在中国教员之间，亦有西学教员和国学教员之差别。派系随利益关系而生，他们会维护自己的权益。［24］182顾颉刚就曾指出：“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25］27但是，当教授们的共同利益受到侵犯时，他们也会合起来去斗争。吴南轩就是因为侵犯了清华教授们的治校权力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去职的。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北大即将复员回北平的时候，也发生了一场“倒蒋兴胡”的风潮，在北大教授们的反对之下，蒋梦麟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7］91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在1919年到1937年间也因遭到校内部分教授的反对而发生多次易长风潮。尽管在这几次的易长风潮中，校长“大多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26］344，但这充分说明了近代大学教授们也成为了影响校政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谁控制民国时期的大学

现代大学通过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在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朱经农在1931年2月致胡适（残）的信中就指出：“现在中国的政客，看见教育界有一种潜势力，所以都想来操纵教育。”［27］42因此，民国时期的大学就成为了各种势力的角力场，政治就成为了民国时期大学组织生活的真相。Cyert和March指出：“组织的政治舞台由个体联盟（coalitions of individuals）组成——这些群体彼此进行较量，以决定权力分配。”［28］213政治势力挟武力之势，学生则利用自身流动性、独立性之优势，教授（教师）运用合法性之组织优势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而正如伯顿・克拉克所指出的：“巩固的地位决定稳固的权力。传统的形成和利益的合法化都是以一个团体的牢固地位为中心的。”［29］217他们在组织内部彼此竞争，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是根据自己对组织利益的歪曲想象，而试图通过影响校长人选在大学内部建立自己牢固的地位。谁能控制大学则取决于各利益集团彼此之间势力的消长。蒋梦麟就曾指出，“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吴南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规律，他就是在教授会和学生会的联合反对之下而失败的。”［11］90也就是说，政治势力、学生和教授们在民国时期大学这个场域内彼此较量，相互制衡，共享学校治理权力。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

［2］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4］黄延复.二三十年底清华校园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7］张正峰.权力的表达：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权力制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9.

［12］张晓京.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