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波 刘忠玲 罗雯瑶

（1.苏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苏州 215123；2.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 实证研究

我国近三年教育研究热点与趋势
——基于对2011—2013年四大文摘的文献计量分析

江 波1，2*刘忠玲2罗雯瑶1

（1.苏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苏州 215123；2.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11—2013年转摘的1 194篇教育研究论文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转摘论文来源杂志较广而相对集中；研究领域广泛；90.62%的作者来源于高校且多出自师范院校；49.50%转摘论文为基金项目成果。当前教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教育公平、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教师教育、道德教育、学前教育等，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凸显。在未来教育研究的发展中，深化教育改革、教育均衡的实现、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优化高考制度等主题将持续受到关注。

教育研究；转摘论文；文献计量分析

随着教育事业飞速发展，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我国教育研究也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了解和把握当前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与热点，势必有助于为未来进一步开展教育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相比浩瀚的学术期刊群，作为期刊缩影的文摘资料对于研究领域的重点、热点的反映相对更为精要、集中。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被公认为“四大文摘”，在反映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动态上，其权威性、学术性、信息性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因此，本文选择对2011—2013年《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①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类期刊共有24个专题，本文仅选取综合性较强的学术类专题期刊《教育学》作为代表。等四种文摘中转摘的有关教育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对转摘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力求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对近年来的教育研究现状进行探究，对教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教育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经过检索与统计，四种文摘2011—2013年转摘的教育研究论文篇次为《新华文摘》72期216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36期100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18期71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36期861篇，共计1 248篇。①不含《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学术卡片”等以论点形式出现的论文。其中同时被两种文摘刊物转摘论文有48篇，同时被三种文摘转摘的有6篇。剔除重复转摘的论文篇次，最终以1194篇转摘论文作为数据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为文献计量分析法，即利用统计学方法对相关文献特征进行统计分析，用数据来描述或解释文献的数据特征和变化规律。［1］首先，确定文献源杂志、研究主题、文献作者、基金项目为研究指标。然后，以Excel为统计工具，对筛选出的1 194篇文献的转摘文摘、篇名、研究领域、关键词、源杂志、作者、作者所属单位、基金项目等信息进行统计，形成一个“2011—2013年教育研究文献数据库”。最后根据确立的文献研究指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二、转摘论文概况

（一）转摘论文源杂志分布

总体而言，转摘论文来源较为广泛。其中，718篇论文集中来源于20种期刊，占总文献数的60.13%（见表1）。其他39.87%的转摘论文，来源比较分散。从源杂志排名来看，转摘篇目较多的依次为《教育研究》《教育发展研究》《全球教育展望》《高等教育研究》等教育专业期刊，进入前20位的综合性期刊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转摘量较高的源杂志也绝大多数为CSSCI来源期刊，这些期刊是教育学界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体现了教育研究当前的发展水平和学术动向。

（二）转摘论文内容统计

1.转摘论文研究领域分布

通过分析文献的具体研究领域与方向，可对教育研究的重点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把握。本文通过归纳，将转摘论文归于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技术、比较教育、教育史、课程与教学、道德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民族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等21类研究领域（见表2）。

表1 转摘文献源杂志

表2 2011—2013年转摘文献领域分布

续表

由表2可以看出，2011—2013年转摘论文研究的领域覆盖范围较为广泛，其中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教育史、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方面分别以151篇、137篇、133篇、125篇、114篇排在前五位，这几大领域是教育学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发展比较成熟，成果比较丰富。其次，对教师教育、道德教育、教育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度等进行探索的论文也比较多。另外存在一些研究并不够成熟，关注度不高的领域，如民族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等，需要进一步拓展。

2.转摘论文关键词统计

关键词是文献主题内容的提炼与标识。本文对转摘的1 194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汇总分析，通过同义词、近义词合并，共统计出3 221个关键词，累积出现频次共4 666次。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如表3所示。

从高频关键词的统计来看，这些关键词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其一，一般意义的宏观概念，如教育、教育学、教育研究、中国；其二，标示具体学科领域类别，如高等教育、比较教育、教师教育、道德教育、学前教育；其三，凸显热点问题与话语，如教育改革、教育公平、教师专业发展、教育质量、课程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学的元研究与宏观层面的研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教育热点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学前教育三个发展阶段均有体现，而尤其偏重高等教育；比较教育研究中，对美国教育研究较多；围绕教育实践，教育改革相关研究非常突出。在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教育公平、教师专业发展、教育质量的标准与监控等问题层出不穷，与之相关的探索分析也推向热潮。这也是当前教育研究面向现实，问题意识凸显的表现。

表3 转摘文献高频关键词

值得注意的是，有48篇论文同时被两种以上文摘转摘。多次转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论文在当前教育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集中反映了教育的前沿与热点。对这48篇多次转摘论文单独进行关键词统计，词频较高的为教育公平、教育政策、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教育改革、教育经费、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规划纲要》。由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教育研究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紧密的联系。

（三）转摘论文作者分布

1.第一作者所属单位

表4 第一作者所属单位

对转摘的1 194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所属单位进行统计，第一作者来自高校的共有1 082人；来自科研院所的有71人；其余41人来自其他单位。从表4看，转摘论文的第一作者有90.62%来源于高校，可见高校是教育研究的主导力量。原因在于高校数量众多，学术力量也较为集中，而且高校本身也是教育场所，教育实践本身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平台。除此之外，还有5.95%的作者来自于科研院所，这些科研院所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专业性非常强，在教育研究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来源于其他单位的转摘论文作者仅占3.43%，这其中又主要为教育行政部门。尽管位于教育一线的工作者基数庞大，也受到鼓励从事教育研究，但是相对来说，其教育研究在思想与理论传播上的影响力还较为薄弱。

2.论文核心作者情况

表5 核心作者情况统计

发表论文和论文被转摘是一位学者有效传播其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仅仅论文被转摘量这一个指标虽然不能全面表现学者的影响力，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成就和活跃度。由表5可以看出，近三年来转摘篇数在5篇以上的作者共有17位。其中转摘论文最多的为东北师范大学的邬志辉、华中师范大学的周洪宇、陕西师范大学的龙宝新，转摘篇数为8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已经拥有一个稳定、核心的研究群体，这是教育研究能够持续稳定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保证。

3.高校论文转摘统计

表6 高校论文转摘量

由表6可知，转摘论文发文高校中，高等师范院校占据很大一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分别以126篇、95篇和93篇名列前三；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研究论文转摘量也较大。这一统计结果与论文核心作者所属单位统计吻合度很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发文高校被转摘的论文数量差距是很大的，仅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这三所高校被转摘论文就有314篇，占转摘论文总量的26.30%。在学校层次上，所列出的19所高校中16所为“211工程”大学，其中9所为“985工程”大学，只有3所为其他类院校。这些高校科研实力都非常雄厚，教育研究的产出也与学校的自身实力相关。

（四）论文受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论文所受资助基金项目的级别与其学术水平虽无必然的相关性，但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研究所具备的物质保障及研究所受国家的关注情况。

在转摘的1 194篇论文中，591篇获得基金项目的支持，占总量的49.50%。包括国家级基金论文188篇，省部级基金论文323篇，市厅级基金论文28篇，其他基金论文52篇。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基金项目居多，分别占到27.05%和15.75%。其余603篇为非基金论文，占50.50%。获得基金项目支持的论文与全国发表论文总量相比所占比例较小，但是在转摘论文中，基金论文却占据了几乎一半的份额（见图1）。由此看来，各级各类基金项目，特别是国家及省部级层面的支持，对于高质量论文的产出具有重要意义，这也使得教育研究与国家教育学科建设的政策方向保持了密切的配合。

图1 基金论文分布统计

三、教育研究热点

（一）教育改革：转变教育发展方式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开启了中国教育深化改革发展的新征程。有学者认为步入改革“深水区”，需实现三个转变，在行动方式上，从机械地“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有序地“沿着线路前行”；在顺序安排上，从一味地“先易后难”转变为敢于“先难后易”；在外部条件要求上，从消极地“等待社会变化”转变为积极地“推动社会变革”。［2］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上下互动，这样教育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推进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国际形势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变革、教育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乎我国教育的深层次变革。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学者提出加快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思路：首先确立新的教育理念，然后转变办学方式，第三要改革办学体制，第四要转变教学方式，第五要转变教育评价方式。［3］通过结构路径、技术路径和制度路径三条路径，即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学模式和转变管理方式，来实现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4］还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是使我国教育发展从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财力物力资源投入、时间投入、强化考试技能，转向主要依靠教育结构优化、学生培养模式改善、队伍素质提高、教育研究支持、管理方式创新的轨道上来，促进我国教育发展方式的升级与转型，从而真正实现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5］

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改革伦理问题。改革伦理规范是衡量教育改革的基本善恶标准，体现了现代教育发展理念。当前教育改革面临诸多改革伦理问题：如何既要坚守公立学校机构的公共性质又要坚持公立学校办学的自主性质。［6］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引入可以增强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学习者的选择权，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高学校办学的绩效责任意识和效率，还可大大缓解国家投资教育的沉重负担。［6］但是由于学校开始谋求自己的私利，使教育出现种种不公平现象，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分化。公共性是公立学校的重要性质，公正、民主、人道的制度下个体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至善本性和最本质的伦理诉求。因此，坚持公立教育的公正平等和责任的公共性，应该成为教育改革进行的前提。［7］

（二）教育公平：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一直是政府持续推动和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这也就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公平在整个社会公平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作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关于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教育正义、教育公正等概念学理上的诠释与辨析仍然受到重视，但更多的研究者已将视野投向实践领域，探讨具体的教育公平政策设计与实现路径。教育公平，既包括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也包括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的公平和区域、城乡教育的公平。［8］

目前，教育不公平集中体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城乡教育差距拉大等问题。以城乡教育一体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成为教育领域的一大热点。教育均衡即从各个层面对各级各类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提供相对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条件，以保障每一个受教育者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9］学者指出，从“拔高”转向“兜底”应当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心，也就是优先考虑均衡，优先考虑一切学生，优先考虑那些考入中职学校的、进城务工或留乡务农的“被薄弱”群体。［10］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途径之一。长期以来城乡教育的极大差异根植于城乡教育二元体制。一种是传统的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形态，它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对应。［11］农村学校设施条件差、优秀教师资源不足、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率低等，使得农村学生法定的平等的受教育权不能得到保障。另一种是伴随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新形态。［11］在当前劳动力大流动时代，城镇学校入学难、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难、留守儿童管护难等问题不断出现，使城镇教育和农村教育的问题相互交错。［12］推动城乡教育从“二元”向“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就是把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突破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制度，由各级政府在辖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城乡教育发展，统筹设计城乡教育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教育政策，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动城乡教育高质量有效率地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13］在制度上应当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城乡教育一体化财政与管理体制，建立与双向城乡教育一体化相适应的教育制度体系。［14］

（三）高等教育：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关注焦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重点在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另一方面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即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在内外部关系的处理上，大学的“去行政化”则是一道长期探讨的重要的命题。在对“去行政化”的内涵理解上，有学者指出，去行政化不是指去掉大学组织的科层化，也不是简单的“去掉大学的行政级别”和泛泛而行的“教授治校”；其要义应该是厘清大学组织内部行政权力与政府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15］在这之中，既需要政府作为，“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也需要大学本身秉持“一切基于学术，为了学术，并由学术所引导”的大学行政治理理念。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就是要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按教育规律办学，让学校回归本色。［16］

在去行政化的呼声高涨之中，制定大学章程，依法治理高校也就被提上日程，并受到广泛关注与探讨。大学章程素有“大学宪章”之美称，是大学治理法治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大学精神制度化的重要载体。［17］随着2011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出台，2012年高校章程制定或修改工作全面启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入突破性的阶段。相关研究表现为：其一，追溯章程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过程，明确大学章程的学理地位与重要作用，章程的制定标志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实质性落实，其核心目标在于大学自治、学术本位和教授治学［18］。其二，从法学角度明晰章程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强调“程序正义”，章程的制定需要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与民主协调，将章程制定纳入立法程序。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依靠大学章程予以保障，但高校要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章程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关键也在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民主治理结构的确立。［19］

（四）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新突破

教师教育质量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高低，从而一贯被给予相当的重视。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领域仍然围绕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这一核心课题，探索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改革途径。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聚焦点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推进职前教育课程与职后教育课程的一体化建设，在一体化的要求下制定课程目标，建构课程体系，强化平台建设，组织课程实施和开展课程评价。［20］第二，倡导课程内容创新，如有学者建议把儿童学、教师学、教材学作为教师教育课程的核心学科加以开发。［21］第三，以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规范和提升课程建设。2011年底，《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颁布，在规范教师教育课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不但体现国家对教师教育课程的基本规定，对教师教育的根本要求，而且体现了对教师资格、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教师成长的内在规律。［22］

从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角度保障教师专业化。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教师实行的一种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它规定着国家对从事教育教学人员的资格、学历、能力等的基本要求，是提升教师素质，实现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保障。［23］整体而言，我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己经开始逐渐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这一制度解决教师队伍的“入口”问题，把已经做好适当专业准备的人引入到教学工作岗位，这个“入口”与职前教师教育的“出口”相衔接。［24］当然，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像对课程认证的标准不明确、对教师资格认证的有效期限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教师资格缺乏评估与更新机制等问题。［24］借鉴英美等国家成熟的教师资格证制度，我国可以进行一些改革，如实行教师资格证分层分类制度、分段进行教师资格考试、实行教师资格证有效期制和更新制，打破终身制等。［25］

此外，教师专业发展的师德要求也得到关注。研究者立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道德维度，认为道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是教师专业素质的核心，因此必须凸显教师德性的影响力，注重教师德性的培育。［26］专业化带来的师道的重建，要求教师引领知识社会、激发生命意义、推动终身学习、服务学生发展及创造自我价值。［27］

（五）道德教育：重塑公民教育时代意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飞速发展，学校德育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网络社会、现代传媒、全球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和社会问题等成为当前德育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28］《教育规划纲要》中强调，坚持德育为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其中，公民教育成为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界的热门话题。因为社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在于人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与之相适应。［29］公民教育被赋予了诸多的期待与意蕴。有学者即提出，公民教育并非只是学校德育或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它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乃至社会的改造。［30］当前公民教育的理念以公共伦理为中心，致力于培养具有主体性、权利性和公共性的公民。在现代化国家里，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31］学校的公民教育途径不仅仅依赖公民知识体系的传授和学习，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公共交往生活和公共氛围，作为学生公民品质发展的生活基础。［32］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前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教育私利性倾向、教育不公平与自我封闭现象及学校公共生活的无序等共同冲击着学校教育的公共性，不利于学生公民精神养成。［33］参与式的公民教育实践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公共生活，还体现在学校领域外的社会公共生活之中。通过搭建公共参与的实践平台能够更有效促进学生的公民理性、公民德性、公共精神以及公民实践能力的发展。［34］

（六）学前教育：国家公共服务与教师队伍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和政府责任，标志着学前教育业由企业、社区福利服务为主，将向整合型的国家公共服务体系转型。

我国学前教育存在一些问题，如学前教育供给不足，地区差异大，服务质量不高，弱势群体入园难等，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期望，使得“入园难”“入园贵”逐渐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35］根据学前教育服务的现状，学者们认为顺应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规律，建立政府责任明确的国家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政府要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投入，充分考虑到东、中、西部的差异，帮助弱势家庭，为贫困儿童、流动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补贴，利用多种资源发展农村幼儿教育，［36］同时逐步完善学前教育监管体系，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法》立法进程，通过政策引导，立法保障保证学前教育机构质量，控制费用增长过快，保证学前教育资源的优质化。［37］

发展学前教育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前教育师资不足、素质不高。我国有关学前教师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像学前教师入职学历和资质门槛偏低，在实践中有很多缺乏专业背景或不具有学前教育能力的人员从教；我国学前教师社会地位不高、优秀人才不愿从事幼教工作等。［38］这些问题影响了我国学前教育整体质量的保障与提升。对此，有学者认为，要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学前教师专业标准，来构建学前教师基本专业素养体系、提高学前教师的待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促进学前教师的专业化发展。［39］对于学前教育教师培养中的薄弱环节——农村学前教育教师，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完善农村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明确农村学前教师的身份和待遇，重视教师培训，保障农村学前教育充足优质的教师资源，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四、教育研究展望

（一）持续探讨教育改革攻坚议题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事业进入深水区，近三年来，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同时，党的十八大对当前形势做了深刻分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指出要推进教育对外开放，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对国情、教情的深入调研。2013年，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破冰前行。例如，从秋季学期开学，全国首部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启动实施；“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正式进入全面应用阶段，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异地高考方案陆续出台；高考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试实施办法。刚刚结束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教育改革的相关议题：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中考将取消择校；高中不分文理科；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等。我国的教育改革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围绕教育改革过程中的种种新举措和新问题的研究将持续成为热点。

（二）教育公平的讨论将更加聚焦现实

近年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2）、《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2013）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颁布，以及“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农村初中改造工程”“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实施，对于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的具体落实以及各种项目实施中的问题探讨将成为教育公平研究的具体方向。从城乡教育一体化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落脚于教育标准化建设。教育标准化已经成为了我国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一方面，教育标准化建设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参照指标，使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另一方面，制定明确的发展指标和可量化的基准，是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的前提。［40］通过标准参照下的评估分析，对教育发展进行监控和引导方面的研究，可能受到学者的关注。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相关研究亟待探索

我国现在是研究生教育大国，高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塑造、规范这一群体的任务，为国家建设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目前我国研究生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中尤其表现在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上。［41］2013年政府印发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等文件都聚焦于高校研究生教育。关注点要从过去比较注重规模的发展转变到质量的提升、从学术学位为主转变为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协调发展、从注重知识学习切实转变为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并重、从注重在校期间的培养质量切实转变为学习质量与职业发展质量并重等。［42］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中，招生选拔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导师权责机制、改革评价监督机制、深化开放合作、强化政策和条件保障等方面亟待探索，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教育研究领域一大讨论热点。

（四）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研究全面展开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举足轻重，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和重大民生议题。关于我国当前高考招生制度目前还存很多争议。高考受到诸多批评之一便是选拔方式不合理，不利于引导人才培养方向。这种选拔形式催生的应试教育，使得受教育者知识能力结构不合理，缺乏人文关怀；“一考定终身”，使得高考掺杂更多偶然和运气的意味；高校招生按分录取，不利于一些偏才、怪才的培养。［43］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也引发很多诟病。高考招生以省为单位的录取形式与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近年来，各省市已经在高考改革方面做出一些探索与尝试，例如高考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试、高中不分文理科、取消异地高考户籍限制等，但仅仅这些远远不能满足公众对于高考制度变革的期待。新的高考招生方案的设计与落实，还要在统一测试与自主测试相结合选拔人才、确立综合评价的原则，形成多元录取机制等方面谋其教育理论界与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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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雨 夕］

江波（1973— ），男，江西九江人，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管理心理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角”（项目编号：2012ZDAXM006）的阶段性成果。

G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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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068(2014)01-0055-09

2014-02-18

*通讯作者：江波，E-mail：jiangbo@sud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