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贵



国民政府时期中日地方层面交涉模式——以“平潭惨案”为例

徐家贵

（南京大学 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中日双方交涉具有层面性。“平潭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地方层面交涉模式反复交涉于日本驻华领事；日本驻华领事则独当一面，在中日交涉中发挥着主力作用。地方层面交涉模式有利于防止事件升级，确保双方关系的稳定。然而，随着中日矛盾激化，这一模式难以适应日益紧张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被迫转换外交策略，地方层面交涉处理危机的模式随之寿终正寝。

地方层面；“平潭惨案”；地方办事员；日驻华领事

近代以来，日本势力遍及福建，“福建是日本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侵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日本侵略军自从强占台湾以后，一直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1]12。1928年2月28日“平潭惨案”发生后，各界激愤不已，反日情绪高潮迭现，为平息事端，中日双方展开了地方层面交涉。

一、地方层面交涉的主事人

地方层面交涉虽然无法左右中、日关系的大局，上层甚至未直接出面，但体现了中、日处理危机的基本模式。函来信往是地方层面交涉的主要方式，“平潭惨案”发生后，中、日以函件反复交涉，所涉及的主事人可以概括为“两方三层四对”。“两方”是指中日双方。中方包括地方办事员、福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方包括日驻华领事，尤指驻福州领事、日本外务省。“三层”是指地方层面交涉所涉及的行政级别分为三个层次，即上层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中层为福建省政府，下层为地方办事员与日驻福州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