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健

当代诗歌史使部分读者产生质疑，原因多多，包括“距离过近，判断容易出现偏颇”；包括中国特色的“人脉关系”、史家的难以平衡而表现出的学术与人情尴尬，等等，其间苦衷不难想见。比如“某史”如若作为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科研选题”，需要出成果，评职称，获得科研资金，不就是一个项目吗？导师带领几个研究生、助教，你一章我一节，分头写来，导师统稿，之后审核，领导签字，报销科研经费，结项，出书，评科研奖，然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这还真不是开玩笑，但我们的后人很可能真的把这“当代诗歌史”当成“正史”、定论，“舍此无他”，这玩笑可就开得有点过分了。以上想法，是我数日前在八宝山送别韩作荣先生之后的“忧天”之思。

出于友情和对艺术的尊重，我这几天重新阅读了韩作荣十几年来送我的若干诗集、随笔（评论）、报告文学集。作为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歌者，他的抱负情怀，他三十多年发自内心追随时代的歌唱，使我感慨系之。他对中西方诗歌艺术的不倦学习、追求、研讨，他少见的艺术成就，更让我感慨良多，不得不说。我不得不说韩作荣也是被中国当代诗歌史遮蔽了的诗人。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人民文学》——有“中国官方文学第一刊”杂志之称的主编——都是“被遮蔽”了的，说法有点“骇人听闻”，但实际情况恰恰如此。

众所周知，韩作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先后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刊”任职，十几年前开始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是中国诗坛（能够在这样的刊物发表作品是前些年一个诗歌写作者获得诗界认可的重要标志）举足轻重的人物，当然这些都是“世俗职务”，他有二十多部作品，包括诗集、随笔、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