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提心吊胆写作的日子结束了吗？

著名诗人塞克斯顿去世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关她的消息，我的国家也没人知道她。那一年与前面一些年月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庞大的国家，与古老民族的文学传统毫无关联，与现代世界的文学状态毫无关联；忙着把所有的事物拴在革命战车后面，一路飞快地向前奔跑，这是它唯一关心的事情。

好多年以后，我坐在一个诗歌写作研讨会上，听一位年轻诗人说起20世纪70年代。他说他认识的所有年轻诗人，都觉得中国诗歌那时落在世界后面，不知道有多远。

我轻轻笑了笑，然后在心里说：你知道1974年中国的诗歌运动吗？你知道那场诗歌运动怎样从一个村庄兴起，然后怎样蔓延到四面八方吗？我偶然想到的一个念头，没有在那个场面上说出来——那时候中国的诗歌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如果一定要用数字来描述，它领先了世界五亿多年。

五亿多年？我在心里问道。

五亿多年。我又在心里回答。

假设这个世代的人类，再生存两亿年之久，然后因为某种原因灭绝；假设然后用了大约三亿年时间，新一世代的人类缓慢发展到直立人时期，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原始文明阶段；假设那个时候，口里只会发出几个单词的直立人，恰好发现了上一届人类文明留下的1974年出版的一部中国诗歌读本，那么中国诗歌领先彼时世界的程度，不多也不少，正是五亿多年的时间。

那部中国诗歌读本，叫做《小靳庄诗歌选》，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中国诗歌领先世界五亿多年的一个证明。

有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小靳庄诗歌现象。这篇论文说出了一些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情：那部《小靳庄诗歌选》的出版是当年中国出版界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按照北京主管文艺革命的领袖指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抓紧时间完成，于是，这部书赶在了1974年结束前出版发行，有平装、半精装、精装、特精装四个版本；初版再版的印数加起来，超过了一百五十万册，而不是有些文章提到的六十万册。

当时在场的某位出版社编辑，在他的回忆中也提到类似的事情。这本诗选出版后，按照北京主管革命文艺的领袖发来的指示，特意为最高领袖和中央政治局领袖们印制了三百套十六开大字线装本，用上等毛边纸和丝线印刷装订，题签用泥金裱糊，外加一个白绫题签的青布函套。它造价昂贵，相当于平装本的四五十倍。

主管文艺革命的领袖，也是主管文化革命的领袖。

那位演员出身、有过许多名字的女性，在中国人眼里是最高领袖的夫人和亲密战友，帮助最高领袖制定那场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政策。据说，是她发现了小靳庄的村民诗歌，并且当做文化革命的重要成果来看待。但是，《小靳庄诗歌选》那部大体上用革命概念呐喊出来的诗歌选集，北京的最高领袖看过没有、表示过怎样的赞赏，我读到的文章都没有说明。我想，那是因为诗歌选集出版不到两年，北京最高领袖病逝后，那位文艺革命领袖被投入监狱，而过去的许多事情，包括她主抓的这部革命样板诗集，都成为被囚者的罪恶。按照中国人“从来都是官员不好皇帝好”的传统观念，以及现代政治的特殊需要，不愿意把太多不光彩的事情，与最高领袖联系在一起。

革命样板小说和革命样板诗集，这种说法没有人提过，但是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能理解这两个词语。那个时代小说和诗歌的唯一作用是宣传革命事业，当然需要有一个样板，为其他人的革命化写作指示方向、提供摹本。

问题在于，虽然一直倡导这种写作，虽然仅仅允许这种写作，能够称得上样板的还是不多，在1974年以及它前后的三十多年里，能称得上革命样板诗集的，大约只有《小靳庄诗歌选》。

我读到的《小靳庄诗歌选》，是书店里卖的平装本。那时我开始学水粉画不久，对它封面的平面与色彩构成比较注意，这样一来，封面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啦，超过了内文的印象。

我还记得，它的封面是红、黄、黑三色套色印刷的，再加上白色的底色，一共有四种颜色。画面上红色最多，所有半圆型的树都印成红色；其次是黄色，用来印刷场院上的大堆粮食；黑色最少，用作书名和树的枝干。然后，这几种颜色组合起来，表示拖拉机和场院上的几十个人；那些坐着的人围着一个站着的人，站着的人好像是朗诵自己写的东西，一只不拿纸张的手臂举得很高。

我没看过其他的版本，只是听说当时送给外国来宾的都是精装本；比如菲律宾总统特使马科斯夫人来中国访问，主管文艺革命的领袖特意陪她去了小靳庄，听小靳庄的人朗诵诗歌，还送给她一本《小靳庄诗歌选》。还有，当时中国已经在外交关系上对外开放了，会选一些图书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把这部书的精装本、特精装本摆在展览台上，供人观赏。

记得那时全国都学小靳庄，都读小靳庄的诗歌，也都按照小靳庄诗歌的样子写诗。报纸上把小靳庄诗歌抬到超越当代一切诗的高度，说它是“东方的曙光，世界的希望”。那是个夸大起来没有底线的年月，无论怎样夸大都不算过分。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里引用的《人民日报》的评论，那篇评论说：“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他们开展有声有色的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一百零一户的大队就写出了一千多首战斗的诗歌。”

这倒是出乎我意料。在我印象里，比起全世界各个时代的报纸，《人民日报》最主要的特点是夸大数字，比如报道农村的大跃进时，会把亩产五百多斤说成十万多斤，夸大二百多倍。但在这一小段文字里，两个数字都是比较可信的：一百零一户村民，一千多首诗歌。

当然还是有夸大之处。这一小段文字里夸大的只有两个字：“诗歌”。

按照一般的理解，诗歌指向人类精神的高处，即使写的是人类低处的思想和情感，也因为指向高处而具有诗歌的意义。可是《小靳庄诗歌选》里印刷的那些分行排列的革命概念，既不在人类精神的高处，也不在人类精神的低处，它在人类精神之外的某个地方，像不受控制的植物一样疯狂生长。我想，在那几十年里，中国人叫做“诗歌”的东西，除了不能叫做诗歌之外，它叫什么都可以。

至于革命样板小说，也是在1974年出现的。这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长篇小说《艳阳天》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合在一起，一百多万字，出了一个完整的三卷本，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影响。

这部小说不仅出了中文版，还出了几种外文版，把它完全按照革命理念编造出来的中国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场景，扩散到中国外面的一部分世界。辛辛苦苦提倡了几十年的革命文学，终于有了可以骄傲的成绩。

在它之前，描写革命年代中国农村的小说，仍然比城市题材的小说容易成功，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农村里的人物在历史变革的事件中比较活跃，在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上也比较生动。

但革命运动的节奏实在太快了，写小说的人怎么跟得上呢？他们匆匆忙忙写了一部部小说出版，当初也被看成是成功的革命作品，没过多久革命者的观念变了，那些小说又被否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从这一点来说，《艳阳天》的成功也充满了风险，只是它很幸运，它的三卷本出版没有两年，下一场革命运动还没有发动呢，最高领袖病逝，小说作者提心吊胆写作的日子结束了。

幸运的《艳阳天》，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被主管文艺革命的领袖看中，还被当成那位女性领导文艺革命、主抓了“八个样板戏、一部小说”的巨大成绩。那位文艺革命的领袖被投入监狱以后，《艳阳天》的作者也沉寂了很长时间，后来抬起头来，发现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此后的时代仍然需要他这样的作家，仍然需要《艳阳天》这样的作品，也就振奋精神继续写作，直至后来因病去世，寿终正寝。

有时候疑问就是真相

那件事情，发生在我十九岁时。

中国和越南共和国有一场西沙海战，是在春节前两天打起来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比春节重要。而我觉得遗憾的是，报纸和电台对西沙海战的报道太少了，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上也只有短短几百字；而前几年和苏联人打的珍宝岛之战，有一篇又一篇详细报道，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像亲历了其中的战斗，开枪放炮，非常过瘾。

等了一些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某个西沙海岛上中国武装民兵打败越南登岛部队的报道，看着还有些过瘾，但那是陆地上的战斗，并不激烈。我们都看过电影《甲午海战》，那种大军舰与大军舰打仗的画面，还记在头脑里。如果有中国与越南海军怎样在西沙打仗的详细报道，头脑里那些大军舰还能飞快地向前，喷射出炮火。但是关于海军打仗的报道，再也没有读到。

过了很久很久，好像是二十多年以后，当年参战的一位老兵想把有关那场海战的事情写本书，找到了舰队作战总指挥。二十多年过去了，总指挥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记得那位老兵当年服役的军舰名称与战斗岗位，记得很多海军官兵的姓名和战斗表现，提供的细节看起来准确可靠。

但是，他感慨地说，这二十多年来，没有一个新闻记者采访过他。

假如遇到不符合常规的事情，你可能会想，必定有某种深刻原因，造成它不符合常规的结果。能否找到那种原因，有时候并不是你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提出疑问。

比如，那场据说是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与外国的唯一海战，并且据说是中国海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海战，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战斗一定激烈，一定艰苦，一定会出现英雄。可是，报纸电台没有宣传西沙海战任何一位英雄的事迹。

这一点真让人不好理解。发生西沙海战的1974年，与任何一个年份一样，都需要树立英雄形象，引导精神，鼓舞斗志。那些年月，即使没有英雄也要编造出英雄，在整个社会大力宣传。你就有了一个疑问：西沙海战中产生的战斗英雄，为什么不宣传呢？

过了很久很久，好像是西沙海战过了三十九年之后，中国北方某地搞了民间纪念活动，请当年参战的老战士回想和赞颂海战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还请来道士为海战中牺牲的烈士超度亡魂。那十八位烈士的姓名和事迹，不仅我不熟悉，全国的人都不熟悉，只有他们的家属还哀哀戚戚地记得，只有他们的战友还会偶尔想起。

他们的家属还会想起，事先他们并不知道孩子去西沙群岛打仗的消息，只是在海战几个月后，才接到亲人已经阵亡的通知，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他们的战友还会想起，那场战争总共只牺牲了十八个年轻士兵，其中有十五个死在一艘军舰中弹的船舱底部，那些遗体都不完整。有的被烈火烧尽了，只剩下一个人的痕迹。

他们的战友知道得更多一些，并且还记得，报纸上并没有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报道。战斗结束不久，从北京派去一位军旅诗人、一位小说作家和一位新闻记者，还带去了主管文艺的革命领袖的一封慰问信。那几个人乘坐直升飞机，飞遍了发生过战斗的海域，然后和参战官兵一次次座谈，很有收获。回到北京之后，那军旅诗人写了诗报告《西沙之战》，在全国的报纸登载，在各地电台配乐朗诵；那小说作家写了诗小说《西沙儿女》，登上了杂志出了书，在全国影响很大；而那位新华社的新闻记者写了什么发表了什么，谁都没有看到，谁都没有听到，也许他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写。

把客观写实的新闻放弃了，用主观虚构的文学来报道一场战争，这可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这还不算最奇怪的——那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觉得这样做奇怪，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没有人醒着。一个成功催眠了所有民众的时代，真的是统治者的黄金时代。）

那件事情，发生在我十九岁时，那时我的思维差不多也在沉睡之中。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一个很宏大的问题：1974年，西沙群岛的海面上，为什么会有一场战争？

这其中包含着一些小问题。

首先是，战争为什么发生在1974年1月？

两国之间的矛盾需要战争来解决的话，发动战争的时机就变得重要。一般来说，一场速战速决、只有短短几十个小时的战争，时机不利的一方，往往是战争的被动承受者和失败者。

不用查资料我也知道，1973年美国军队撤走了，让越南共和国（南越）独自面对危亡的局面，并且扛不住中国、苏联援助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强烈进攻，1975年被彻底消灭，归入北越的统一管辖。我很难想象在这段时期的中段，南越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会主动发起战争，攻击一个几亿人口拥有原子弹氢弹的强大国家，还抱着取胜的希望。

实际上，只有几十个小时，它就败了。

其次是，战争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

战争之前，越南共和国占有西沙群岛的六个岛屿；战争之后，六个岛屿中的五个被中国占有。对于那些岛屿，此前交战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

普通心理学认为，有需要才有动机，有动机才有行为。我能不能再加上一句，有行为才有结果？

假如，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那么，战争最终解决的问题恰好就是战争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西沙海战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那些岛屿归谁占有。

再写下去，问题更多了。

其实任何一个小问题也想不明白。

世界上的事情太复杂，要动些脑筋想一想。有时候动了脑筋也想不明白，那是因为事情本来就没有真相，或者真相埋得太深，表面只有虚妄和掩饰，密密麻麻，纠结在一起，而你又不能把看守它们的巨人赶走，然后斩断它们。

但动些脑筋想一想，产生些疑问也很重要。有些事情没有真相，当你提出了必要的疑问，也可能就是真相。

中国文字中的“牺牲”，指为某种神圣事物准备的祭品，也指人们为崇高目的而死去。它用于前者的时间长，用于后者的时间短。

在用于后者的语境下，西沙海战中两国海军都是为国捐躯，我们可以说，中国士兵牺牲了十八人，越南士兵牺牲了五十多人。我们还可以说，在人类战争史上，两国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时，这场战争付出的牺牲最小。

中国有句很难查到出处的古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说的意思是两种利益同时放睚面前，当然是选择利益较大的那种；两种损害放在面前，当然是选择伤害较轻的那种。

现在还有人以为，假如没有1974年的西沙海战，等到1975年越南统一后再夺回那五个岛屿就麻烦了；如果发生战争，牺牲的人不知道要多几倍呢。

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一是我相信不用战争与死亡也可以解决领土争端；二是这种说法好像暗指我的国家发动了西沙海战，在我没有更多的思考素材之前，我无法肯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对于你无法确定的事情，还是留个疑问最好。

没有退路怎么回头

说是那么一天，有人坐在家里看电视。一台黑白电视接收机，只有几个频道按钮，需要调整拉杆天线的方向。他调了一会儿按钮和天线，忽然就收到一个从未看过的新频道，内容也是从未见过的新内容——禁演了好多年的传统戏。

这可是件大事儿。自从北京和各省有电视台以来，播放的文艺节目都很革命，比如反映阶级斗争的电影和电视短剧，被称为革命样板戏的现代京剧，节目不多，轮流播放。而他看到的传统戏早已在社会上禁止演出，电视台也不能播放。他就打了一个电话给电视台，表示反对。

据我猜想，这个看电视的人，应该是个官员之类的人，其级别不会太低。那时候有了电视台，但电视机不普及，有的县城里面一台都没有，县里官员要赶往市里观看重要的电视节目。即使在市里，也只有够级别的人家家里才有电话，级别更高的人的家里才有电视。你知道的，在特权社会里，任何政治与经济待遇都要体现特权的差别，要不然，流血牺牲建立的特权社会还有什么意义？

那个应该是个官员之类的人，居住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他给省电视台打电话，语调里显出，发自内心的愤怒：现在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了，电视台为什么还播放封建社会的戏剧？

电视台的人解释说：那个节目不是湖南电视台播放的，而是香港电视台的节目。这当然是假话，香港电视台距离遥远，它的无线信号根本到不了湖南。但那一天他们接到反对电话时，都回答是香港播放的节目。

假话后面，有一个无法说出的真相。真相是什么？

原来北京的最高领袖身体不大好，来到湖南休养生息，提出一个要求，看电视里播出的传统戏剧。于是赶紧从北京电视台调来技术人员和技术设备，赶紧召集能够演出传统戏剧的老演员，赶紧录制那些早被赶出舞台的旧戏，然后再建立一个并不对外张扬的新频道，给最高领袖一个人播出。没想到，这件事情不管怎样隐秘，还是被人发现了。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最高领袖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到他领导的革命党徒反对？最高领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去做或者不做？

许多年之后，我在我居住的城市担任有线电视台节目部主任，负责有线电视节目的内容审查和播出计划。

在我看来，那个在20世纪70年代打电话给电视台反对播出旧戏的人，也许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个电话打通以后，电视台觉得用公开频道给最高领袖播出特别节目的风险太大，必须改进播出技术，后来就用了内部线路直通最高领袖的电视接收机，这也许催生了有线电视的产生。

这样说来，我还要感激那个我不相识的人：如果没有那个人打给电视台的电话，各城市的有线电视台可能不会建立；如果各城市不建立有线电视台，就不会调我去那个部门任职；如果我不去那里任职，就不会拿到比作家协会高一些的工资奖金。我个人觉得，这里面的逻辑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大约是2000年，也许是此前一年或此后一年，我接到市里宣传部门的电话。电话那一端说，有个离休老干部反映情况，你们昨天晚上播出的电视剧，美化了二战时期的日本鬼子兵。我们觉得有你在那里负责，安排的节目不会有政治问题。我们怎样给那个离休老干部解释这件事情呢？

我一般不会说假话，只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我说，那部电视剧是韩国拍摄的。韩国人与我们不一样，对日本人的侵略罪行至今耿耿于怀，永远不会原谅，根本不可能在电视剧里美化日本人，而是在很多方面，包括人性方面，深刻揭露了日本人的罪行。那位离休老干部，一定是没看明白。

有些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很奇怪，像是外星球上的来客。有些中国人觉得，“老革命”们也像是外星球上的人，不知今夕是何年。不过他们说得不够正确，这里不可以使用全称判断。

他们说的现象是存在的。

比如某个省份有个老作家，在延安时期就写了许多歌颂革命斗争的篇章，资格很老。到了他九十高龄，省作协想为他办个祝寿酒宴，这革命老人谦虚地说，不要办太大的规模，节省一些吧，有一千人参加就行了。省作协到处发请帖，还指令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参加，但是那天出席祝寿酒宴的，数来数去，还不到一百人。

为一个人开电视频道，或者办一个有线电视台的事情，在世界上具有独创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仅仅知道大约一百年之前，有人办过给一个人看的报纸。这份报纸的诞生地，也是在中国。

那时候，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有将共和制改为君主立宪制的想法，又担心民意不赞成，每天都要看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了解各界反响。拥护他恢复帝制的几个人暗中伪造了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供他一个人阅读。那份伪造的《顺天时报》，无论是刊头题字还是版式都和真的一模一样，但是把反对君主立宪制的文章撤了下去，换成清一色的拥护文章。

这让袁世凯心情舒畅，后顾无忧。他改称皇帝后，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在印着，他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某大臣前来谒见，当时袁皇帝不在，他看到桌上有份《顺天时报》，随手拿起翻看，大为惊奇。正在此时，袁皇帝来了，问他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这份，《顺天时报》，怎么，和我家的那份，不一样？”袁皇帝立即派人去他家拿来一份《顺天时报》，两张报纸一对照，方知自己上当受骗。

接下来的事情是，几个伪造报纸的人受到了处罚。君主立宪制也结束了，袁皇帝重新变回袁总统。

也许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给一个人看的报纸，才有给一个人看的电视台。这两件事情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相似的一面。相似的一面是，二者的服务对象，都是获得了最高权力的人物；不相似的一面是，造那份一个人看的报纸，是为了蒙混不知情的统治者，而那个给一个人看的电视台，其创意却来自最高领袖的需求。

为最高领袖一个人服务的电视频道，1974年冬季开始，1976年夏天结束，坚持了一年半之久。它结束的原因极其简单，最高领袖去世了，不再观看那些传统戏剧。

现在，我们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比如说，最高领袖在创建新政权二十五年之后，提出要在电视上看传统戏曲，并且还要有电视播音员正式播音，是不是他觉得这些被革命浪潮排斥了十几年的旧戏，可以回到舞台上公开演出、拿到电视上公开播映？

比如说，1974年的中国，把最高领袖要看传统戏剧的指示向全国传达，然后把给他一个人看的电视节目公开播放，又有什么不好？中国没有这样做，只是办了一个供他一个人看的电视频道，有没有当时的苦衷？

这就回到前面提及的那个官员的反对电话。

不是他一个人，反对播放传统戏剧的也不是一个人。那个官员代表阶层人数众多，还有那些不是官员的革命党徒人数更多，那些人的观念，那些人的需求，那些人的利益，实际上成为主宰这个社会方向的真正力量。

他们合起来像一个容易发动、动力强劲的巨型船舶，由于缺少有效的刹车装置，它的惯性大得可怕，很难转舵或停驶。倒退更是不可能的，那艘大船根本就没有倒退系统，注定它只能是一段单程航行。

革命者的航程，是一段驶向不明区域的航程。危险是巨大的，诱惑也特别巨大，这会让船上的人不断亢奋，近乎癫狂。到了某些特定的时段，比如那些人特别癫狂的时候，最高领袖年老力衰的时候，最高领袖的控制权减弱了。

这就回到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最高领袖想做的事情，为什么会遭到革命党徒的反对？最高领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去做或者不做？

那艘大船没有退路了，只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