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孟仪

牛

春秋战国时期，当一部分牛接受庖丁分解的时候，另一部分牛正在温顺地分解历史。估摸着大约凌晨1-3点，子时过后是丑时了，温顺而勤劳的牛，默默犁开了黎明前的黑暗，把中国历史分解成两个时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或说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

牛对历史的分解，显然是通过犁耕技术实现的。假设我们借用西方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法，对中国春秋和战国的社会形制作区分的话，那么牛耕技术以及那些貌似突然涌现出来的铁制家伙，正是这两种社会政制、文明形态的分水岭。甲骨文中有“利 ”（手持刀具割禾）、“黎 ”（疑似太阳如持刀割粟一般刺破黑暗），但无“犁”字。彼时，牛被用于祭祀神灵，骨头用作占卜契刻的材料，农业中尚未广泛使用牛。金文中第一次出现的“犁”（ ）字，由 （年，收成）、 （刀，带铲刀的耕具）和 （牛）会意合成，其造字本义是“用牛拉动耕具翻耕土地”。这说明，犁耕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史学家称，这一技术到春秋末期得到普及，并广泛引起社会变革。正是由于牛耕技术的推广，牛以及役使它的人——广大社会基层的人与畜承担了整个社会的生计，从而有机会让一小部分人的时间、心力解放出来，可以有闲情逸致去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的空前繁荣，与印度、西方涌现出的丰富思想一起促成了世界的“轴心时代”。

传说中的牛还是分解民间疾苦的救世主。这件事类似于普罗米修斯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普氏盗的是火，而牛盗取的是天仓的谷种。神话传说中，如果没有牛，我们可能像牛一样还在吃草料。因此，中国人尊牛为下凡拯救黎民百姓的社稷神。在“西风东渐”的近现代中国，牛的这一义举被普罗米修斯的英雄行为抢了风头，所以，现在中国人知道这个传说的不多。但天帝知道；他一知道，牛就免不了代人类受罚，天帝不念人间疾苦、惩罚了盗取谷种的大盗——牛世代受劳作之苦，为人类所驱役、宰杀，并作为祭祀时的“牺牲”。

牛似乎天生就是解构大师，它带着“分解”、“解放”的使命，慢腾腾地从祭坛上走下来，犹如德里达对语言的分解，福柯对历史的分解，拉康对“自我”的分解。所以，除了取象于“牛”的“犁”是对土地、井田制的分解之外，“半”、“件”、“解”等汉字也都纷纷以“牛”为造字素材，有步骤地实施着牛对万事万物分解的计划。“对半分”的“半 ”、“零部件”的“件 ”，指的是事物分解后的状态。甲骨文“解 ”字描述的是持刀剖取牛角的物象场景，后多用作“分解”的意思；如“解放”是分解旧体制、解除束缚，获得自由和发展的意思，其中解放女性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开裹脚布、任天足绽放美丽。此外，“解”还有“关节”、“肯綮”的义项，因为“解”与“节”音同义通；切中肯綮、打通关节则是“解”的动作指向。庄周《庄子·养生主》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目中有牛又目无全牛的庖丁“解牛”的流程，说到底就是抓关键、切肯綮，化繁为简的分解过程。由此可见，以牛为主角的牛耕技术，无疑是解读农耕文明及其历史嬗变的关节点。

我们无意考察解构主义先驱德里达在中国逗留期间是否见过汉字“牛”，但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确曾多次谈到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在他看来，这差异主要在于汉语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历史的限制，也超越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局限。德里达认为，汉字文明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汉字是一个完整的自足世界，是拼音文字的“他者”。这位解构大师借用了“他者”来解构语音中心主义，很有启发意义。

禅宗祖师将羊车、鹿车喻为小乘的声闻缘觉，而以牛车来象征境界较高的菩萨，以“露地白牛”比喻修行上的最高境界。禅宗还以牛为喻，通过“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廛垂手”等十个阶次，说明修行的心路历程。这里，“牛”譬喻人的念心，修行的十个层次寄托着修行者内心对尘世的超越。也许正是这种超越，使抽象的“牛”被用来作为认识万物的起点。《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所谓“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或指牵牛的绳子拉直后正是“一”字形，暗合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中国传统自然观。许慎对“物”字的解释涉及牛、涉及万物，因为“物”字从牛，特指杂色牛，后泛指各色人物。所以，“物”又有“万物”之说。

关于牛最著名的传说，是克里特岛那只牛头怪。在古希腊神话中，马和牛都是海神波塞冬召唤出来的，不同的是波塞冬还精心地为牛策划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牛头怪的故事后来被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写进了《迷宫》，喜剧大师阿里斯托芬不甘示弱也写了一本。于是，这头与妖艳王后有过肌肤之亲的公牛，成为了西方文化迷宫的源头。

神话虽然有荒诞的一面，但它也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当希腊牛公然勾引米诺斯王后、美丽的帕西法斯时，中国牛却在教唆放牛娃如何对裸浴的美女耍流氓。（好在中国最后的“流氓”在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已经无罪出狱，这是因为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默认暗地里的勾当、而严惩有碍教化的公开示爱的行径是极为不公平的，何况在“流氓文化”深入人心的中国，当权者拥有优先交配权这是自然法则。）罗马人干脆把古罗马全部历史的肇始归功于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传说罗马城的奠基者罗慕路斯亲自赶着一头母牛和一头公牛，围绕帕拉丁犁出一条深深的垄沟作为城墙的界限，建立了罗马城。

中国人无疑是喜欢牛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普及率最高的神话传说之一，老子出函谷关骑的是青牛而不是白马，近代文学大师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中国“公仆”号称乐于做劳苦大众的老黄牛。“吹牛皮”、“执牛耳”是中国官员苦心经营的本钱和目标。但是，在没有信仰的中国，牛无非是贿赂各路神灵的祭品，最终没能成为与龙凤比肩的超级偶像神。只有在印度，牛才踏踏实实地做了回真神。印度人敬牛是玩真格的，不像中国人惯于做表面文章——名与实、说与做，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直到今天，牛从容的脚步仍然影响着印度的速度（中国的速度因汽车而提升也因汽车而涩滞）。圣雄甘地甚至说：“牛是印度千百万人的母亲。古代的圣贤，不论是谁，都来自牛。”

中国人认为“马健牛顺”。牛无私地为我们贡献肉身、皮毛、乳汁和蛮力，甚至包括牛粪，并在精神上塑造了中国人“温良恭俭让”的人格品质。它任劳任怨、不骄不躁、逆来顺受，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鲁迅语），因此被视为世界上最温顺的动物。然而，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忽视了牛原本野性的一面。虽然，牛可能在99%的时间里表现出无比的温顺，但谁也无法想象在另外那1%的时间里（据中国官方权威机构统计，中国奶粉只有1%不合格，但愿你的孩子没吃那令人纠结的1%），牛脾气、发牛疯有多大威力。这是牛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在恐惧中孕育恐惧，并以恐惧的方式告诫人类：我是牛，而且我很牛。所以，汉字“犟”中有牛出没（牛之犟，据说是出于自卑，传说牛眼惯于放大视觉对象，就像国人放大金钱的力量一样）。

牛反刍食物，人反思历史。牛有四个胃囊，吞下的食物经逆呕重新回到口腔、再次咀嚼。不消说，经常反思自己来路的牛，不是不反抗：斗牛场上，温顺的牛发起飙来不知剥夺了多少个勇士的性命；时至今天，牛一旦发起疯来，整个世界都为之恐惧。在《历史的抉择》中，丘吉尔曾撂下一句话：“每天结束时都要算总帐，末日来临时更要算总账。”这句话用“三国杀”游戏中司马懿的台词说就是：“出来混，早晚要还的。”牛的反抗教会我们像牛一样对过往进行反思：生命都有周期，万事皆有终点；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全世界“疯牛病”肆虐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解构”的后现代社会，“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正等待着重新“建构”世界。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与牛能够想到一块儿去。

牛自“农耕文化”的枷锁中解甲后，十分倔强地继续为人类贡献。这回，牛用的不是犁耕技术，不是反刍的“胃”，不是“老黄牛”精神，更不是臭烘烘的“黄牛”手法，而是可以解毒开窍的“黄牛”的“牛黄”。据说，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牛，经常只能靠牛胆的分泌物来壮胆，于是如蚌病生珠一样，牛在粗犷的体内培育了精致的“舍利子”——牛胆结石，为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的中国人暂时忘却恐惧而提供解毒良药。

行文至此，用王小波的话说，应该有一个寓言式的结尾了；但我不是哲学家，想不出形而上的警句，只好套用诗人北岛的句子：温顺是温顺者的墓志铭，反抗是反抗者的通行证！

马

擅长造神的古希腊人认为，天上的人马座由人马英雄喀戎变成，而世间的第一匹马则是海神波塞冬的杰作。殊不知，有肉有血且血气方刚的马是通过白令陆桥，从原产地美洲偷渡到希腊，才有了传说中抽象的马。

大约一万年前或更早一些时候，美洲马在一场浩劫中集体失踪（美洲的玛雅人也擅长这一手），直到15世纪西班牙人将27匹马带到美洲，马才荣归故里。据说，同样是借道白令陆桥的“偷渡客”——从亚洲迁徙到美洲的印第安人第一次见到马，以为是天神下凡，立刻拜倒在美洲原土著后裔的蹄下。

大约六千年前的某一天，第一个地球人突发奇想跨上了马背。这无意间的一跨（类似男洗手间里的著名广告语“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改写了人用双脚度量的空间概念，大大缩短了地球的尺寸，放纵了人类的野性。古波斯人正是在马的鼓舞下，发动了希波战争，战争的结果使世界中心向西转移。美丽的马，一边张扬人类的欲望，一边改变世界的格局。马匹曾背负亚历山大席卷欧亚大陆，一路向东向东，一直打到恒河流域；马匹也曾承驮成吉思汗踏过欧亚大陆，一路向西向西，一直打到多瑙河畔。可以这么说，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到处充斥着一坨坨马粪。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到这么一坨马粪，他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马粪的前身是马草。据说，一家著名杂志曾向全球最著名的几百位科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发出邀请，请他们选出对人类发展影响最大的一项发明或发现，结果出乎意料，得票最多的竟然是马草（比如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中原的苜蓿之类）。

历史长廊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身影：他们上穿马褂，下着马裤，外罩马甲，脚蹬马靴，怀揣马表，手提马灯；骑大马背马枪挎马刀，弹的是马头琴，走的是大马路，大人物俨然中世纪的“骑士”，他们的屁股后还三三两两地跟着随从，有的地方叫马弁或马仔……虽然，这些东西已与马早就没了直接关联，但从它们都带“马”字，足可见马的影响有多大。

在中国，马不仅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还昂首扬鬣闯入中国文化内核，成为汉字中最有力度的造字符号。甲骨文中的“马” ，十分逼真地保留了马的基本特征：耳小直立，长脸大眼、鬃毛飞扬。《说文》：“马，怒也；武也。”在许慎看来，马是一种昂首怒吼、神勇无比的力畜。所以，汉字“闯”字里面有一匹烈马，自备了动力系统，一旦发动起来是拦不住的。《本草纲目》记载：“《造化权舆》云：干阳为马，刊阴为牛，故马蹄圆，牛蹄坼。马病则卧，阴胜也；牛病则立，阳胜也。马起先前足，从阳也；牛起先后足，卧先前足，从阴也。独以干健顺为说，盖知其一而已。”何等精辟！古人造“闯”字之所以用马而不用牛，原来是因为马起先前足，而牛起先后足；马蹄圆整所以行动迅速，牛蹄坼裂所以行动迟缓；马通常站着睡觉，出门或遇路障总是前蹄悬起，十分警觉；牛常常卧睡，出门时总是慢腾腾欲进不前。也因此，“驚（惊）、骇、驰、骋”诸字里也有“马”的身影，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神探般的观察力。

在中国文化史上，马催生了最早的“人力资源”学科建设，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伯乐和九方皋两位老师。“同槽喂猪，分槽喂马”，高傲的马又为中国人初涉“管理学”上了一堂重要的启蒙课。“田忌赛马”的故事可视为现代“运筹学”的滥觞；而“塞翁失马”的寓言，则教给中国人辩证思维的方法与祸福相倚的中国式智慧。

庄子是最早认真而系统讨论马的哲学意义的古代先哲。在庄子眼里，野是马的天性，野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是一种与自然合二为一的自由。野马在天地间驰骋，渴了饮纯净无污染的泉水，饿了吃绿色有机食品。庄子用自由自在的野马形象，形象地说明了“无为而治”的道理。

在《死亦可乐》中，庄子谈到了“死”。庄子骑着一匹瘦马，目睹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突然对死亡有了别样的理解。后来庄子死了老婆，居然能盘腿坐地、鼓盆而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对于死亡在认识上的超越。那时候，庄子自己正在与死神博弈，陪伴他的就是那匹瘦马。在《逍遥游》中，马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而在现实中，马只能马不停蹄地服役，然后瘦弱、死去。

庄子不愧为中国最好的寓言家，也是出色的预言家。到后工业时代，肉身的马虽没死，但抽象的马果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台湾学者唐诺说：“现实的马从现实世界除役下来，文字的马便也得跟着一并在文字国度里死去。”《说文解字》马部曾收有115个字，包括多达28种马。这28种马中的大多数今天已经不为人知，只有少数马借助主人的威名还活在传说中，譬如项羽的坐骑乌骓马，关公的坐骑赤兔马，秦琼的坐骑黄骠马，刘备的坐骑的卢马，秦始皇的坐骑追风马，岳飞的坐骑白龙驹，汉武帝和马岱的坐骑汗血马，以及赵云和唐僧的坐骑白龙马。

马退出历史舞台以后，隐去矫健的身手，给现代人留下健美的“马屁股”——美国铁路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约等于1.435米（这也是其他各国通用的铁路标准轨宽），据说这个宽度起源于罗马帝国时战车的原始轮距。罗马人为什么以4英尺8.5英寸作为战车的轮距呢？原因很简单，这恰恰是两匹战马屁股的宽度。因此，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地面运输系统的设计，在两千年前便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了！这个故事又形象地解释了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概念“路径依赖”。一旦我们选择了“马屁股”，我们的人生轨道可能就只有4英尺8.5英寸（注意，不是4.85英寸）；即使我们并不满意这个宽度，却已经很难从惯性中抽身而出了。

在中国，人们越过充满文化气息的一堆堆马粪，直奔马屁股，认“拍马屁”为官场的必修课之一。据说“拍马屁”源于元朝。众所周知，蒙古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的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马往往是将领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拍拍他的马、夸他的马好（与今人夸他人的“马子”好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人们逐渐把对上司的奉承称为“拍马”。这是因为，夸赞的话是不一样的，而拍马的动作是一样的。后来，蒙古入主中原，“拍马屁”文化就逐渐渗入汉文化中。至于马屁股到底能不能拍，目前尚无定论，总之不要拍到马蹄子上就好。

如今，拍马屁在中国渐成显学，被视为一种富有人生境界的大学问，构成中国式“成功学”的核心内容。世态炎凉，怎生奈何？社会不会适应你，你得适应社会。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大拍则大成，小拍则小成，不拍则不成。为此，曾有人编了本书叫《马屁大观》。此是后话。

羊

阳光下，偏执于令人仰视的清洁精神，羊常常高傲地扬首远眺。

估计这是远古游牧时期，古人经常见到的场景。因此，早在大造字运动之前，先民们就将“阳”、“羊”、“扬”撮合进同一个口形音调，赋予它们相同的发音。文字产生以后，同一个语音下，分别依照三种不同物象创制的字象分道扬镳，不同的字形区隔了词义。那么，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族——字典中的同音或同韵字，是否意味着他们如同“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尽管各自长相不同，却拥有共同的语源祖先、共同的遗传基因呢？元初戴侗在《六书通释》中主张“因声而见义”，倘若我们能够沿着语音生成的路径回溯语源，反观古人的发音造字意图，想必能打通词义上的隔断，发现其中的奥义。

事实果然如此。因为“羊”、“阳”、“扬”，以及“仰”、“昂”等字音或同或近，于是“羊”就富含阳刚、高远、昂扬、向上的品质修养，从而区别于其他“文化”程度不高的动物。所以，凡取象于羊或与羊同音同韵、近音近韵的汉字，都密存了充满生机、积极向上的一层意思，如祀至上为“祥”，鸟高飞为“翔”，活性气体O2为“氧”，树轮螺旋上升为“样”、学为人范称“榜样”，水至浩渺为“洋”、溢满河川则为“漾”，言至察为“详”、隐情备陈为“详细”，火至盛为“烊”、熄火休整为“打烊”；不消说还有“庠”。《说文》：“庠，礼官养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从广，羊声。”意思是庠有教养之义，殷商时指学校，是教人习礼义的场所。

《本草纲目》云：“（羊）在畜属火，故易繁（繁殖）而性热也。”自然界的“动物羊”很“阳光”，繁殖力强，看来古人对此早有察觉；人文界的“汉字羊”也是一个拥有旺盛“生殖”潜力的“根字”，在它的主根上孳生了大量重量级、高热量的唯美汉字。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收入以“六畜”为字根的甲骨文，其字数依次为羊部45文，豕部36文，犬部33文，马部21文，牛部20文，鸡部3文；羊部汉字数量独占鳌头。尽管这些汉字没有留声机功能，不能随时播放原创发音，但部分汉字内置“自鸣器”，虽经历史流变、因地域差异，有些上古音可能会变了调、走了样，所幸不会变得离谱、走得太远。这些由“羊”字辐射开来的同音不同形的汉字构成的语义场，以及取象于羊的形似音异的汉字，几乎充盈炎黄子孙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贯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有层面。

比如，取象于羊的“养”（養）字，今天可与“包”构成“包养”一词，无非是弄些“二奶”或“小三”来消遣，或者具有权钱交易的性质。当下，“包养”成为热词看似汉语的“堕落”，离“阳光”、“向上”的距离有些远。殊不知，古代的“养”却关乎民生大计，修身养性、休养生息、颐养天年都离不开“养”字。《说文》：“养，供养也。从食，羊声。”《玉篇》：“养，具珍馐以供养尊者”，即以精美食物供养尊者。羊是反刍动物，食草为生，肉鲜味美；古人除了用它进献、侍奉神灵之外，也将它作为肉食。所以，源于“羊”的“养”字，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

与“养”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字是“羞”。甲骨文“羞 ”字从“羊 ”，从“又 （手，抓）”，像一个人手持羊头献祭的样子。由此可见，养、羞二字均有“持羊进献”之意；只不过，前者倾向于由食物带来的滋养，后者作为“馐”的本字，则倾向于指食物本身。至于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的“羞”，那是词义的进一步引申。所以，送上门被包养之慷慨行为与“羞”无涉。如今，生物学家从羊胎盘中提取出一种叫做羊胎素的生物药，据说有驻颜效果；倘若拿来作为包养的饲料，出脱出“鲜美”可人的“新物种”，也算为生物优化做出了贡献。所以，与“养”间接相关的还有两个字：“鲜”与“美”。

“鲜”字是“鱼”、“羊”合体的会意字，本义是指味觉体验；如今已从味觉转移到视觉，甚至有一小部分词义不小心跑到抽象的轨道上，比如“寡廉鲜耻”之“鲜”，早已失去了鲜美的味道，变为升官发财的才干。至于关乎味觉体验的另一个与“鲜”血缘相近的“羹”字，至今还忠实地保留了本义，大概不会是指美人的口水，而是用文火熬制美味的羊肉汤（羹字中的“灬”不是“水”，是“火”）。“鲜”可能是东北大老爷们对山珍海味暴殄天物式乱炖的滥觞，而“羹”无疑是粤菜小厨娘巧手煲出来的美味，这味道足以让饥肠辘辘者艳羡不已。因而，取象于羊的“羡”字，表现的是一幅时尚休闲的图景：看到一摊白肉之类的美味、口水直流的可爱糗态。据考证，羡、涎、线三字古音相同，音同则义通，所谓“垂涎三尺”之“涎”，正如一条“线”扯成色迷迷的“哈喇子”（婴儿的口水不属此列）。敢吃、会吃的广州城就以羊为图腾，显示其没有什么不可吃的勇气，扮靓了“舌尖上的中国”。

鲜美之“美”，是取象于羊的唯美集合。《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美字从味觉的甘美出发，然后调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辐射到色声香味触法等所有的感觉体验，泛指一切事物的美好；同时这又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民生问题走向审美高度的升华。今天的“美”字经常与“女”字联袂，表示一种不分年龄的生物物种。而古人所说的美，其感受不仅来自味觉、视觉和嗅觉，还来自对羊内在特质的认识，即人们对羊的精神感受。许慎、王筠、段玉裁、徐铉等文字学家分别从味觉、视觉等角度探索过“美”与“羊”的字源关系，郑玄干脆把羊称为“美畜”。正如鹿成为“麗（丽）”的化身，“羊”作为“美”的化身，是羊的美德人格化、人性化的过程，也是美的意义扩张引申的过程。由此，人类的意识就沿着羊肠小道，从审美的层面一路攀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峰（峰巅是宗教，留待后叙）。

比如，取象于羊的“善”字，就是一个典型的伦理道理范畴。从字形来看，“善”是会意字，有善良、慈善、正义感等意义，这些意项都从对羊的认识中演化出来，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追求。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另一重量级汉字是“义”（義），它作为“仪”的本字，也取象于“羊”。《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我”字中有戈，取象于兵器，本有“杀生”之义。古代羊常常被用做祭祀时的供品，義（义）字正是杀羊祭神活动的符号化反映。祭祀最讲究仪式、流程、范式和法度，所以“义”的本义便有了仪式、仪程、法度、准则等含义。人的容貌风度、穿戴举止都要与祭祀礼仪相符合、相匹配，故义（仪）又有容貌风度、匹配相宜的意思。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既然羊的造字生殖功能在六畜中拔了头筹，这就为古人将社会民生、情感价值、审美情趣、道德伦理，乃至图腾崇拜、巫术祭祀、宗教信仰等内容首先投射并凝聚到“羊”身上，提供了有热量的物质基础。这么一来，“羊”已不仅仅是咩咩叫的生命存在，而且是作为一种观念、一种精神，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渗透进传统中国人的人格中（非传统的中国人不在此列），并在极大程度上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通过对包含“羊”的汉字语义场及字源、语源上的侦察，国内文化学者们发现，羊承载了中国人早期文化生成关系的全息密码：在人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审视羊，并吸纳羊的优良品质的同时，人正在外化为“羊，“羊”也在外化为人。于是，羊就成为人化的羊，人则成为羊化的人。

历时越久越为香醇的友情

韩作荣（1947—2013），笔名何安，黑龙江海伦人。当代杰出诗人和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人民文学》前主编，自2008年开始一直担任我刊“汉诗”栏目主持人。著有诗集《万山军号鸣》、《北方抒情诗》、《静静的白桦林》、《爱的花环》、《少女和紫丁香》、《玻璃花瓶》、《瞬间的野菊》、《韩作荣自选诗》、《纸上的风景》，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的魅惑》，随笔集《圆的诱惑》、《另一种散文》，报告文学集《隐秘与灾变》、《城市与人》等。2013年11月12日，因突发心梗，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