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634人，来宾300人。这是决定新中国诞生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国历史步入新时代的象征。

但这次会议是否完全如同电影《建国大业》表现的，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济济一堂，亲切握手，把酒同乐，一派普天同庆的气象呢？当年政协代表宋云彬先生的日记《红尘冷眼》，记载了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回顾当年新政协会议前后发生的故事。

来到北平，如何与共产党相处

新政协的召开，是中共中央发起和策划的。

当时，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大批民主人士寓居香港。周恩来煞费苦心，精心策划如何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运送到解放区，同时也要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解放区来，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周密详细的计划。

这个秘密计划的实施，惊心动魄，可以写一部书。一批批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轮船，前往解放区。宋云彬是与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王芸生等20人安排在第三批北上的。1949年2月28日上船之后，他们莫不欢欣鼓舞，仿佛从地狱奔向天堂。叶圣陶兴奋地赋诗一首：“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这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参与筹备新中国的建立。

3月5日，船到烟台，大家终于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中共当地负责干部纷纷前来慰问，表示热烈欢迎，使民主人士倍感温暖。从烟台去北平，铁路尚未恢复正常，华东解放区组织了车队，用轿车、吉普一站站护送，并组织他们沿途参观。行至莱阳，安排在乡村借宿。宋云彬解衣欲睡，“忽招待员又来，谓顷悉此间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为另觅借宿处，请即迁往云云，足见招待之周到也。”

11日，到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所在地潍坊郊区孟村。华东局设宴招待。“有一司令官名许世友者，发声宏大，措辞简洁。”宋笑谓同座：“此莽张飞也。”随后，参观国民党战俘营，会见济南战役被俘的王耀武等将领。王自称被俘以来已读书20余册，颇有领悟。还自撰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要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横批：“你也来了”。又见刚从淮海战场押来的杜聿明，“杜为战犯，故不得与王耀武等同受训练。足加镣，状至狼狈。（郑）振铎等均向之质问，彼答词狡猾。”

经济南、德州、沧州，汽车颠簸不堪，并时有故障。到东光“沿途见军民赶修铁路，至为紧张。一牛车载铁轨一条，络绎不绝。”天津开来专列，邓颖超、杨之华亲切迎接。18日列车到北平，叶剑英市长及沈钧儒、郭沫若等先期到达的民主人士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下榻六国饭店。“六国饭店陈设仿西洋式，被褥软且厚，颇感过分温暖”。

虽然旅途艰辛，但宋云彬等人体会到解放区干部群众对他们的热情和关心，感受是温暖和幸福的。一路上，他们也体验了解放区的生活，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到北平后，这些民主人士就面临一个新问题：他们如何与共产党相处。

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污蔑宣传，民主人士对共产党还是心存疑虑的。共产党的政权中，能有民主人士的地位吗？1948年底，中共的军事胜利已成定局，號称“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罗隆基以留沪民盟负责人的名义写了一份给中共的建议书，请清华教授吴晗带到河北省平山县转交中共中央。主要内容为：“1. 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2. 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3. 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鉴于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失去了这个自由）；4. 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中共方面认为，这实际上是“同共产党讨价还价，如得不到同意，即不参加政协、不参加联合政府，要作为在野党同新政府进行斗争”。吴晗和民盟的其他负责人都不同意罗隆基的意见，吴晗特别声明：罗隆基的来信只代表他自己。最终，罗隆基只得放弃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

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也面临重大抉择：是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还是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刘斐，是国民政府赴北平和谈代表团成员。和谈失败后，解放军过江占领南京。刘斐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是留北平呢？还是回南京？在毛泽东宴请张治中及代表团成员的宴会上，刘斐试探地问：“毛主席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又问：“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毛泽东想了想，笑着答道：“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刘斐豁然领悟：“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就这样，毛泽东的一席话终于使张治中、刘斐下决心留在了北京。

民主人士到北平后，共产党统战部门不断组织他们开报告会和座谈会。对这些形式，宋云彬等人感到很不习惯，甚至内心反感。在日记中记载：4月10日，“下午开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

5月5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颇觉辞费矣。”

5月12日，“晚与圣陶小饮，谈小资产阶级。余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张口学习，闭口改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报告，他们喜欢什么？还是旧文人放荡不羁的做派，宋的日记中，几乎无日不喝酒。小酌四五两，畅饮一二斤，逛书店，听京剧。与民国的生活，没什么不同。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在思想和行动上却与新社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共产党怎样和民主人士共处？怎样共同建立一个新政权？中共对他们一是团结，二是改造，双方经历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善意的批评

1949年3月25日，宋云彬“上午得通知，下午一时罗迈（李维汉）召开座谈会，讨论统战问题。并谓为郑重起见，特发入场券，将凭券入场云。下午二时许，座谈会开始，罗迈宣布毛主席将于四时许到北平，请同人前往西郊欢迎云云，始知所谓座谈会者，设辞也。”

组织民主人士迎接毛泽东，是中央统战部的精心安排。发入场券，说明人选是精心挑选的。借座谈会组织大家去西郊机场，既达到保密目的，也避免某些民主人士因去不了而闹脾气。可惜宋云彬没体会到这是一种特殊待遇，陪着毛泽东阅兵也没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感觉。

有一位则是激动不已，他就是柳亚子。柳亚子得以列为“鹄立”迎接的民主人士代表，觉得毛泽东对他是推重的。在起身赴北平时，柳亚子期待在新政府中获得高位。2月22日他在给上海友人毛啸岑信中写道：“弟此次押货内渡，平安到达，已与此间主顾接洽，估计有利可赚，甚为高兴。”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与毛泽东唱和诗词，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沁园春·雪》，豪迈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震动了国统区，也为柳亚子增色不少。柳亚子自视甚高，他认为共产党人中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只有毛泽东，其他人都不足道。到北平后，这样的狂语不断升级。在《为韦江凡题〈故都缘法〉册子二首》中，有句曰：“除却毛公便柳公，纷纷馀子虎龙从。”意思是说，毛泽东与柳亚子，是一虎一龙，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后面。在《次韵和平江四首》中，又写道：“留得故人遗句在，北毛南柳两英雄。”

但柳亚子的自我感觉良好很快遇到挫折，产生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和诗插曲。因这段故事已广为人知，不再赘述，且看另外几个片段：

据曾彦修回忆：田家英给柳亚子送诗时，柳直接提出了安排职务的要求，而且级别还不低。面对柳亚子的情绪，毛泽东还是要安抚他。5月1日下午，毛泽东偕夫人江青和女儿李讷来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园中散步、划船，傍晚才离去。在日理万机之时抽半天陪柳亚子闲聊，毛泽东也确实不易。但携家人同来，也在暗示柳：拜访纯属私人友谊，没有政治意义。换句话说，毛泽东要让大家明白：对柳亚子的拜访，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对他的特别信任和重用。

毛泽东来访使柳亚子欣喜不已，他头脑中又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写了《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借，金粉楼台胜渡江。”联系到前几天他给毛泽东的诗中有“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的句子，读者的理解是：柳亚子要毛泽东把颐和园赏给他。尽管柳的后人极力否认，但也难以自圆其说。

这期间，柳亚子多次给毛寄信呈诗，提出了明确的任职要求。5月21日，毛泽东复信曰：“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可见，柳亚子先要江苏省领导职务，后要担任国史馆负责人，都被毛婉言拒绝了。

其后，柳亚子又演出了一场自立门户的闹剧。他拉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北平市文献研究会”，自封主席。柳6月19日日记中写道：“十一时许，偕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议，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脱离共产党自行张罗这样的组织，是不是另起炉灶？在自己搞的组织中被选为主席，竟也得意地称为“黄袍加身”，岂不可笑？至于要延揽“老毛”“入我彀中”，给他当名誉主席，就让人哭笑不得了。在新政协即将召开的北平，怎么可能允许柳亚子自行成立组织？这不但说明了柳亚子在政治上的幼稚，也说明共产党不给他重要职务，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的规劝，柳亚子显然没听进去，仍动辄冲动、易怒，归根到底是因为没当上大官。6月27日，宋云彬给柳亚子写了一封长信，直言：“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颇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炉火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介绍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來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最后宋云彬写道：“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柳亚子回信说“事之委曲不尽然者”，但仍接受了宋的劝告：“辱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

宋云彬劝告柳亚子要顾全大局，自己也难免发些书生脾气。他们对共产党的一些组织行为感到不舒服。4月20日，招待处干部李女士拿着登记表，请叶圣陶夫妇和宋云彬填写，上有学历、家庭情况和将来志愿等内容。宋“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北）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乎？”招待处同志解释说：如果自己不愿意填写，就请别人代填。宋云彬要过表格一看，别人代他填的学历是“浙江法政大学毕业”，说这是国民党时期官僚机关重出身，所以虚报的，现在解放区，大可不必自欺欺人，于是改为“中学未毕业”。这是实话，也是气话。宋云彬不懂得，共产党是要进行政治审查和建立档案的，任何人都要填写自己的经历。而且让他们填志愿，也是为了发挥专长，合理使用。但宋云彬感觉这是共产党不信任他，未免太幼稚了。

共产党人对民主人士并非纵容迁就。对他们的缺点，也会提出善意的批评。6月9日，宋云彬又喝了五两白干，在远东饭店高谈阔论起来。夏衍批评宋喝酒有三阶段：一、说话渐多，二、声音渐高，三、伦次渐少。宋自己反思，亦颇惭愧，记在日记里。经过在北平与共产党的接触，宋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作诗自嘲曰：

结习未忘可奈何，白干四两佐烧鹅。

长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锅。

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

中产阶级坏脾气，药救良方恐不多。

新政协里有“统”有“战”

民主人士的情况是复杂的。如何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如何量才使用，共同搭起新政权的架子，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人在筹备新政协会议期间，在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发挥了高超的智慧和策略。既有联合，又有斗争；既有热情友好，又有原则和立场。最后终于把形形色色的民主人士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共同实现建国大业。

周恩来在筹备新政协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原则。首先要尽可能地团结最大多数人，要划“最大的圈子”，不要划“小圈子”。“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来看待。”在代表人选上，他强调政协委员的人选不能搞“清一色”。他说：“政协不是一盆清水，如果是一盆清水就没有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欢迎。”政协内部要求同存异。他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求同存异，就必须有适当的妥协和让步。他指出：“除非最原则的问题不会妥协外，凡是有极大可能采纳的问题，最终可以取得妥协。”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需要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国内各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取舍十分不易，可谓整个筹备工作中最敏感、最复杂的工作。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这个过程，宋云彬在日记中有持续记录。既然来了北京，谁都希望能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在代表推选上竞争十分激烈，有些民主党派达到明争暗斗的地步。宋云彬是在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中。7月4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开会，沈钧儒报告出席政协的代表名单已提出。上边给名额10人，但救国会提出14人，史良说今天出席会议诸君，都在名单之列。“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1日再开会，沈钧儒再次公布名单，12位代表中宋排名第8。没想到好事多磨，名单传到上海，王造时来信非要当代表不可。说当年“七君子”中有他，当不上政协代表太没面子。庞荩青也大发牢骚，说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太不公平。宋云彬心想：“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沈钧儒摆不平，只能与统战部反复磋商。到8月11日，救国会政协代表名单仍未定。宋云彬心里很忐忑，日记写道：“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宋能有这种心理准备，说明他真进步了，懂得顾全大局了。9月3日，宋云彬终于收到出席新政协会议通知，并为制作代办证件照相，纠结的心终于放下了。

为了争取各方面人士都来参与新政协，中共中央在代表分配上不仅考虑到民主党派，还按专业划分了社会科学界、新闻界、工商界等，以便吸纳更多的知名人士。宋云彬见到了上海《文汇报》原总编辑徐铸成，“此次新闻工作者出席政协代表十人，又候补二人。徐铸成名列候补，殊为委屈。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与民主人士的协商，反复斟酌，务求各方满意。徐后来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中共工作作风的细致和严肃认真，给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以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中共中央在代表的分配上，已经非常细致了，但还有一些特殊人物不好安排。宋庆龄以什么名义参加政协会议？周恩来和李维汉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宋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個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为此，新政协又设了“特邀代表”一类。一些国民党元老和前军政要员、重要人物如宋庆龄、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等位列其中。“特邀代表”由中共中央直接邀请，不必经民主党派讨论。这使新政协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真诚。

在确定政协代表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是心中有数的。有人看起来非常积极，但共产党自有看法。救国会代表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上海读书期间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参与《列宁全集》中文版翻译。1931年12月回国，不久脱党，从事教学和翻译。1936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抗战期间任生活书店总编辑。1944年参加民盟。1948年1月到香港，1948年10月随沈钧儒北上到东北解放区。沈到北平比宋云彬等人早，又参加《共同纲领》起草，自我感觉良好。5月27日，周恩来、李维汉在北京饭店邀请救国会同人晚餐，“李维汉报告政局，沈志远发言，涉及私人，为李纠正，失态之极。”宋所谓“涉及私人”应该是沈谈起自己早年革命经历，被李维汉制止。6月25日，周恩来召集筹备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座谈会，“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沈的这种自我表现，喧宾夺主的做法，并不为中共欣赏，也为宋云彬等民主人士鄙夷。

还有一些著名人士，被拒于政协之外。到北平不久，3月25日胡愈之来拜访柳亚子和宋云彬，谈起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张申府于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彼苟不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岂肯如此。”

张申府（1893～1986），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底旅欧期间，他和夫人刘清扬创建中共旅欧支部，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期间，张申府与蔡和森、张太雷等发生争执，负气退党 。以后成为民主人士，参加民盟。1948年底，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举行战略决战，胜利在望时，张申府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号召双方停战。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遭到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谴责，张本人被民盟开除，刘清扬也与其离婚，张被彻底赶下政治舞台。千家驹作为民主人士代表到西柏坡拜访毛泽东。自我介绍时千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没想到毛泽东说：“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提起张申府，毛泽东马上来了气，说：“你们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了吗？我们快胜利了，人家就劝我们讲和平，可我们倒霉时就没人帮我们讲话，这不大公平！”后来毛澤东对周恩来说：“真不明白：这么有学问的人为什么会讲这样糊涂的话？” 周恩来说：“也许是想成名吧，这恐怕是研究罗素过了头，那套和平主义旧的东西又重现了。”毛泽东点点头：“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可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个关键的问题。立场站不稳，再有学问也不能用啊！”所以新政协把张申府排除在外，也是必然。

刘清扬当时作为妇女界代表进入新政协。沈钧儒告诉宋云彬：“全国妇代会开会时，统战部已为刘清扬做布置，选举委员时刘可得百票以上。刘不知其事，自向代表们商请。选举结果，刘得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颇高。然至复选时，统战部将前为刘布置之百票全部抽去，结果仅得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自己私下拉票，属于非组织活动，也是不能允许的。对刘清扬的微妙态度，也是统战部坚持原则的体现。

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统战统战，不是只“统”不“战”，而是有“统”有“战”。共产党是讲原则的，对民主人士也是具体分析的。谁是真朋友，谁是团结对象，可谓内外有别，连宋云彬也看得清清楚楚。

9月21日，新政协在中南海隆重开幕了。各界代表相继登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宋云彬以独特的视角，在日记里对发言者一一点评，如9月21日大会开幕当天记：“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23日记：“傅作义发言最坦率，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赴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24日记：“陈嘉庚平时颇善讲话，今天照发言稿一个字一个字念，像过去私塾学生念书，听起来颇有滑稽之感。梅兰芳善唱戏，但上台演讲词可不成，张难先发言不落窠臼。”25日记：“以陈明仁言辞最诚挚，大可钦佩。钱昌照根据事实发议论，颇不空泛。”宋云彬的点评固然是个人感受，尖锐中带些刻薄，但他真实记录了新政协诞生的场景：各族人民、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