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在新旧更迭之际，有不少党派、团体派人到北平与共产党联系，或者致电、致书，要求参加新政协。也有不少个人提交了书面申请。这固然是个好现象，说明共产党得人心。但也表明，在新政权建立之时，各种政治力量都想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特定历史情况下，争取中间派，同时对申请参加新政协的组织进行甄别选择，成为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两项关键工作。

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指定由第一小组承担考察、选择工作。常委会提出总的指导思想：既要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又要广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得到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承认为民主党派的具体标准，中共中央画了一条线，并由周恩来1949年9月7日公开提出：凡是在去年（指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口号”的，就可以作为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为慎重起见，毛泽东还指定由周恩来负责指导第一小组，对提交申请书的组织进行考察。第一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

经过识别与选择，许多民主党派很快被确定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

但也有一些申请参加新政协的组织，经过考察，被认定不属于民主党派。对于它们的要求，第一小组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处理方法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不承认其为民主党派，但吸收其组织中的首脑人物参加新政协。按此种方法处理的，主要有民社党革新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民社党革新派的“骇异”

民社党革新派，全称“民主社会党革新派”或“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体为国家社会党。该党成立于1932年。1946年11月，张君劢等决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后，该党分裂，以伍宪子为代表的海外民主宪政党，以沙彦楷、汪世铭为代表的民社党内的进步人士，以孙宝刚为代表的民社党另一部分党员，陆续脱离张君劢，于1947年8月15日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民社党革新派，推伍宪子为主席，沙彦楷为副主席，并在国内各地及旧金山设立了地方组织。该派主张中间路线，曾揭露张君劢及其亲信投靠国民党的行为。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后，该派发生分化。同年8月，孙宝刚、罗坚白被开除，伍宪子也随之辞去革新派主席之职，沙彦楷代理主席。汪世铭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民社党革新派能否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对此第一组进行了认真研究，多数人认为，这个组织整体上很复杂，不宜作为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可建议该组织解散，成员加入民盟，可以考虑个别邀请民社党革新派中的民主分子参加新政协。对于这样的处理，民社党革新派首脑人物并不高兴。就在1949年6月中旬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期间，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之一汪世铭专程从香港来北平，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要求参加新政协。第一小组按周、李上述意见答复，汪将此意见告知民社党革新派主席沙彦楷。沙不愿意接受这个意见，他于6月22日致电毛泽东和新政协筹备会说：“贵会公布出席新政协四十五个单位，竟遗漏本党名次，深为骇异。”“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而重诺言，实民主前途之幸。”6月27日，李维汉找汪世铭谈话，当面指出，从民社党革新派的历史看，实在不能算为一个民主党派。李直言：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时，民社党革新派还是动摇的。李建议：民社党革新派作为一个党派，应当结束，你们组织解散后，假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加入民盟，至于民社党革新派中的民主分子，可以由筹备会商量，邀请一二人参加新政协。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中重申了这个意见，说：民社党革新派，我们劝他们加入民盟。当然这样做还要看这两个组织自己的意见。汪世铭先生以个人参加新政协。因为我们注意到了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代表性。后来，民社党革新派经过考虑，决定于9月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自行解散。随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汪世铭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会议。

“民革”之外还有一个“小民革”

需要指出的是：与上述两个组织处理方法相同但性质完全不同的，有这样一个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它是抗战时期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直接关怀下，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一个特殊的中共外围组织。该组织的成员，既有中共党员，也有民主党派成员，属于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它作为共产党的隐蔽战线进行了大量活动，贡献甚多。从这个情况看，它不适合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1949年4月29日和5月20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同“小民革”中央負责人就其历史作用及今后的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座谈，9月17日，“小民革”中央负责人王昆仑、王炳南等7人发表声明：“本盟过去的历史任务既已终结，原有的组织也就当然不必存在”，“郑重决议，自即日起宣告本盟的结束。”随后，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等原“小民革”负责人分别作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王昆仑当选全国政协常委。阎宝航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阎在外交部内公开党员身份，但对外仍是民主人士身份。他从1965年起，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孙盟”的去向

第二种，不承认其为民主党派，劝其解散，暂不在新政协中安排该组织首脑人物，但在其他方面安排工作，以后安排其政协职务。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主要有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前身是中国农工社会党。早在1944年，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人士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两个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1945年，这两个小团体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解体。1947年，在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原农工社和大众社成员在南京发起组建中国农工社会党。主要负责人有许闻天、邓昊明、高宗禹、韩梅岑、陈惕庐等，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参加其领导层。1948年春，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主张联共反蒋，要求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后，孙盟口头上表示响应，这似乎符合中共中央划定的民主党派范围。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也确曾有人提出请孙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政协的问题。但第一小组经过考察研究后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民主人士，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个团体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了第一小组的意见，得到了筹备会的同意。7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北平商谈孙盟的事。许闻天来北平后写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简要介绍了孙盟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表示热切盼望接受中共的直接领导，如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也可以立即解散组织。他同时提出，希望中共能给予该盟同志精神上一点安慰。李维汉同许闻天谈了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以该盟的一些重要成员作例证，指明这个团体的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以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许闻天、韩梅岑、侯桐等孙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集会讨论，一致同意孙盟结束活动。8月2日，孙盟在沪宣告解散，并由新华社播发了消息。1949年9月下旬，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许闻天、贺耀祖、谌小岑、胡庶华、金绍先五位原孙盟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许闻天、贺耀祖曾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许闻天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和第四、五届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召开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时，他被选为政协委员。贺耀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后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任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光复会成分复杂

光复会1904年在上海成立。当时会长为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是重要领袖人物。该会以提倡反清革命为宗旨，曾进行过不少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和同盟会发生矛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电广东都督陈炯明，进行调解。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杀后，该会解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光复会的老人尹锐志、周亚卫等在重庆恢复该会，尹锐志任会长，周亚卫任副会长。抗战胜利后，总部由重庆迁至浙江杭州。尹锐志去世后，周亚卫任会长。该会领导成员还有吕公望、裘振纲、许啸天、王晓籁、鲁莽、高剑华、黄光德、沈钧业、黄元秀等。实际上其中不少人是挂名的，主要负责人为周亚卫、裘振纲。会员成分复杂，除了一些老光复会的会员及个别开明士绅外，多为失意政客及国民党退伍军官。1947年，该会曾要求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未获准，同年4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通令取缔。1948年5月26日，该会曾在杭州西湖召开干部会议，发表政治报告及重要声明，宣称光复会“不仅代表中间阶层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建立一切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共同参加的建国联合政府”，“任何政党（民主党派亦在内）不得私有军队”。

1949年1月，该会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且策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实现局部和平，事泄未遂。1949年6月10日，周亚卫、裘振纲等代表光复会致电毛泽东，声称：“本会处于蒋党反动统治下，备受迫害，但仍尽力于民主事业。今浙江已告解放，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今后本会誓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民主事业尽其绵薄，并愿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周亚卫于6月下旬专程到北平，周恩来接见并和他谈话。双方商谈的结果是：由于光复会成分复杂，成员中民主分子很少，因而不能邀请该会参加新政协。新中国成立后，周亚卫经董必武介绍参加军事学习，1950年学习结束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级军训部研究室主任，退役后任北京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特邀代表，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农民党”不代表农民利益

第三种，不承认其为民主党派，劝其解散。按此种方法处理的，主要有中国农民党、民治党、青红帮。

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成立，是个成员只有800多人的小党。该党创建人和主席为董时进。董1900年出生于重庆，1924年赴美留学，获农学博士学位，曾到欧洲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他在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中说：“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国农民党与蒋介石有矛盾。该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认为“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但该党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1947年，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没收地主土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土地租佃的政策。董时进反对土改，在1948年发表文章称，中国土地制度问题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地主富农收取地租是合法收益，拥有土地并不是一种恶。

但中国农民党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即将掌握全国政权，便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1949年共产党筹备召开新政协时，中国农民党也想作为民主党派之一，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4月，该党主席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到达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周恩来正在筹备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等事，无法脱身会见董，便派李维汉代表他会见董。6月5日，李维汉约董时进谈话，批评了他在1948年公开发表的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土改的文章，指出他在解放區土改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农民党的路线成了地主路线。因此，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代表地主富农利益，并且组织严重不纯，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农民党可以宣布解散。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也没有邀请董时进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司徒美堂脱离民治党，青红帮不算民主党派

民治党，全称中国洪门民治党，由洪门组织致公堂改组而成。1946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决议，以致公堂为基础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正式成立日期定为当年9月1日，主要由国内外华侨洪门中的一部分人组成。司徒美堂、赵显为正副主席，中央党部设于上海华山路860号的五祖祠。民治党现主要分布于海外，如美洲、澳洲，其中尤以美洲为众，支部遍布美洲九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秘鲁、巴拿马、危地马拉、牙买加、古巴。该党从一开始就有国民党“CC”分子与军统特务分子混入，操纵指挥。该党实际负责人是赵显和张书诚。赵显系美洲华侨，早年曾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负责海外筹饷。张书诚系国民党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出席过国民党六大。重要成员有朱金石、杨天孚、朱家兆、邓云章、黄子和等。1947年2月，赵显、杨天孚等曾在“CC”支持下，与国民自由党、民生共进党等合组中间党联盟。

1949年新政协召开前，民治党派人来北平活动，要求承认合法地位和参加新政协。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各民主党派商量，向该党负责人任荣野、黄守中等正式说明，民治党不能列为民主党派，要求他们自行解散。

民治党原主席司徒美堂是个例外。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亲自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当年9月回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但需要说明的是：他早在1947年7月就发表声明脱离了民治党。他不是以民治党主席身份，而是以美洲华侨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的。

青红帮，最早称“汉留”，1661年由郑成功退守台湾后建立。该组织在大陆发展起来后，形成“青帮”与“红帮”，是清初到近现代的一种民间结社组织，宗旨为“反清复明”。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地方的青红帮成员积极参加抗战，有的头目与共产党有过合作。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开国之初，解放区、共产党内有的干部曾建议，新政协筹备会应认定青红帮为一个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对此，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一小组经过研究考察，认定青红帮等属封建组织，不算民主党派。这些组织，对反美反蒋无贡献，青红帮中有些人是反动统治的爪牙，现在如果认定其为民主党派，会助长社会中的秘密封建组织。因此决定，将青红帮等秘密封建组织排除在新政协之外。

此外，当时还有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组织要求参加新政协，但经第一小组调查研究，并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协商，认定：这些所谓党派来历不明，成员复杂，性质多属反动，不是民主党派，拒绝了这些组织的要求，同时，做工作劝其解散。这样做的理由，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明白：“参加会议成员的条件应该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及同意动员一切人民民主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意见。我们邀请代表就根据这个政治标准。”

主动邀请三个党派

当时，还有三个党派并没有积极要求参加新政协，但共产党经过认真考察和选择，认定其为民主党派，并主动邀请其参加新政协。它们是：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对于这三个党派参加新政协的情况，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专门做了如下说明：“九三学社是在抗战后期成立的，在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响应了‘五一口号。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能公开发表意见，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时才公开活动。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早就筹备，今年（1949年）才成立，它的前身是青年救国会、民主青年同盟等革命组织，在共產党的领导下对革命贡献很大。”

由于共产党在筹备新政协期间，做好了争取中间派和选择民主党派这两项关键工作，新政协于1949年9月成立，新中国顺利诞生。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