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



汉代文人五言诗语式研究

王倩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语式是指语言表达的方式，包括交际渠道（口语或书面语）和修饰方式。汉代文人五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自然质朴，既有质朴通俗的口语语式，也有经过文人加工和润饰的规范典雅的书面语式，还有渗入了文人们对人生与生命思考的睿智哲理的思辨语式。

汉代；文人五言诗；语式

从语言的使用角度看，情景语境中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就是语场、语旨和语式，它们影响着语言的使用。语场是指语言发生的环境，包括场景和话题，是语言所涉及的社会活动或实际发生的事；语旨是指交际活动所涉及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等；语式是指语言表达的方式，包括交际渠道（口语或书面语）和修饰方式。语场、语旨和语式跟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相互联系：语场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语旨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功能，而语式则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语篇功能是三大功能中的核心，它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只能生成与情景一致和相称的语篇。

同任何语篇一样，诗歌语篇的情景性也是由语场、语旨和语式这三个因素共同构成的，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诗歌情景的变化。在诗歌文本阐释中对这三个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刻地把握诗歌的主题意义，挖掘诗歌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汉代文人五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自然质朴，有质朴通俗的口语语式；同时，由于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润饰，也有规范典雅的书面语式；再加上有些诗中渗入了文人们对人生与生命的思考，所以还有睿智哲理的思辨语式。

一、质朴通俗的口语语式

质朴通俗的口语语式一直伴随着汉语诗歌的发展，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口语语式既有浑然天成的民歌语式，还有经过文人选择与装饰的口语语式。

(一) 浑然天成的民歌语式

诗歌起源于民间，劳动创造了诗歌，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普列汉诺夫曾说：“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1]36劳动者的语言是简单而朴实的，在有节奏的劳动呼声中加上一些简单的语言而成的诗歌，就是所谓劳动歌的雏形，这种歌的内容随着劳动种类的变化而变化，后来的车水歌、盐场歌、油坊歌、采石歌、伐木歌、装卸歌、行船歌、捕鱼歌、打夯歌、舂米歌、拉网歌等都是劳动歌的不同形式。此外，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和儿歌等民歌形式都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猎获野兽的快乐，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成了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这种质朴无华的民歌口语语式得到了长足发展。民歌语式因其口头性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口语文化”，形成独特的“口语诗学法则”。

《诗经》中国风160篇，是当时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诗经》中的口语语式准确、质朴、纯真、直白、了无斧凿之痕，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32，是最天然最健康的诗歌语言。汉乐府继承《诗经》的民歌口语语式，所叙之事大都是劳动人民的亲身体验和生活经历，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歌中的主人公，作者与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口语天成，朴素自然。胡应麟评价汉乐府时认为：“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3]5437

汉代文人五言诗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体的口语语式，质朴天然、通俗生动。如辛延年《羽林郎》就是学习汉乐府民歌而作，其情节片段、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与汉乐府《陌上桑》极为相似：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兰田玉，耳后大秦珠……男儿爱后妇，女子中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宋子侯的《董妖娆》也极富民歌情调，其民歌语式较为明显：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道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这些文人乐府中的民歌语式完全是出于天然，明白如话，质朴自然。在汉代文人五言诗中，不加修饰的民歌口语语式随处可见，比如：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行行重行行》）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以上这些语言纯出天然，明白如话，完全是“矢口成章，不假雕饰”，自有一种朴素淳真的美，所刻画出的形象也鲜明生动，呼之欲出。

(二) 经过选择和装饰的口语语式

如果把民歌语式看作是一种原生态的语言素材的话，并不是所有的口语都可以入诗。口语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选择、加工装饰和审美改造，才能充满诗情画意。《诗经》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其艺术魅力可能就在于此。一方面，因为《诗经》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记录的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是真实的，更是自然的；另一方面，《诗经》从民间收集到整理成册，经过了语言的选择加工和审美改造，在选择和改造的过程中，用诗性化的语言剔除了口语的芜杂和脏陋。其实，诗歌的语言应该既来源于口语，又与口语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一定的距离，诗意就将无处容身，这也就是当今“口水诗”被人口诛笔伐的原因所在，总之，诗歌的语言产生于民间，但又高于原生态的口语。

其实，《诗经》中有类似“采采芣苢”这样语出天然的纯口语语式，但更多的还是经过选择和装饰了的口语语式。楚辞是楚地的诗歌，其语言是在本地风土之音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4]155可见，屈原《九歌》等作品的语言是在楚地民歌“鄙陋”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经过屈原加工和改造过的楚地口语表现出既华丽又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诗歌语式。尽管胡应麟认为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但汉乐府中的许多著名篇章的语式也是经过搜集者的选择和加工的，比如《上邪》：

上邪！吾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5]5

《上邪》可以堪称汉乐府的代表作品之一，诗歌写抒情主人公信誓旦旦，要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决心，列举了五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天象，以表达自己与心上人生死不离的决心和信心。从开篇的“上邪”到结尾的“乃敢与君绝”，民歌的口语化语式极其明显。但仔细观察这首诗，发现其鲜明的誓词格调，铿锵有力；长短句交错，读来参差错落，抑扬顿挫，很显然，这种口语语式是经过了精心选择和装饰的。

汉代的文人五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语言风格，加上文人们精心选择和装饰，形成颇具文人特质的口语语式。以《青青河畔草》为例：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叠音词是民歌中经常使用的口语语式，这6句诗连用6个叠音词，准确生动，恰到好处，体现出诗人的精心选择与装饰。“青青”和“郁郁”用来描摹植物的茂盛生机，“青青”重在从色彩方面展现草的繁茂，而“郁郁”则着重于对柳树意态的描写。“盈盈”和“皎皎”都是描写楼上女子的风姿，“盈盈”重在女子丰满的体态，“皎皎”则写出了女子绰约的风姿。“娥娥”与“纤纤”同写女子的容貌，“娥娥”是写女子整体的容貌，而“纤纤”只是写女子纤细娇嫩的素手，这是局部的描摹。诗歌描写由远而近，由整体到局部，由萋萋的青草到婀娜的杨柳，由婀娜的杨柳到寂寞的楼头，由寂寞的楼头而写到寂寞的女子，由女子的整体之美再到女子的局部之美；色彩上由青而绿，由绿而粉而红，变化自然生动，作者在不动声色当中写出了神奇的变化。从音调上看，“青青”平声，“郁郁”仄声，“盈盈”平声，“皎皎”仄声，“娥娥”“纤纤”又是平声，6个叠音词平仄交错，互相映衬，和谐动听。诗歌虽无华丽的辞藻，均用口语语式，但口语语式的组合却是如此巧妙和谐，显然是作者精心挑选与润饰的结果。

《迢迢牵牛星》一首也同样是口语语式：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用语质朴、清丽，以天上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喻人间的离情相思，同样用了民歌语式中常用的叠音词。“迢迢”说明浩渺星空牵牛与织女的距离之远；“皎皎”描摹星辰之光，也表现织女的美丽风姿；“纤纤”形容织女手指的纤细柔长娇嫩；“札札”摹状织女织布的声音；“盈盈”写水之清澈；“脉脉”写人之含情。全诗10句，开头四句句首连用叠音词，结尾两句首句连用叠音词，中间四句把首尾使用叠音词的句子隔开，使诗歌整体布局上叠散相间、参差错落、各自成局。而且从音调上来看，“迢迢”平声，“皎皎”仄声，“纤纤”“札札”“盈盈”平声，“脉脉”仄声，平仄相间，音韵和谐，形成诗歌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作者经过精心选择与装饰，充分利用民歌语式中叠音词的语言特点，使之在节奏、声韵和情调、氛围等方面都与诗歌内容密切配合，诗歌情趣盎然又意蕴深沉、风格蕴藉。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现存的几十首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有三十多首都使用了叠音词，每首少者一个，多者六个。这些叠音词有表距离遥远的，有表忧郁萧条凄冷的，有表茂盛坚固永恒的，有表女子状貌的，有表眷念钟爱的。有的叠音词在不同的诗歌语篇中反复出现，准确、形象而生动。

总之，汉代的文人五言诗中有天然的民歌化口语语式，但更多的是经过文人们挑选、加工和润饰过的口语语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口语语式，比乐府诗的语言要雅，但又避免了书面语的僵化和呆板，看似漫不经心，却又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妥帖。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6]1182形象地说明了诗歌中的口语语式是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润色的。刘勰评价《古诗十九首》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惆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7]49这里的“直而不野”也说明了这些诗歌的语式既有民间口语平直朴实的特点，又剔除了民间口语的荒疏与俚俗。因此我们可以说，汉代的文人五言诗是乐府古诗被文人化的结果，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五言诗的新时代。其实，我们在汉语诗歌中所看到的口语语式大多是经过诗人们挑选改造加工过的，这也是汉语古典诗歌流传至今、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

二、典雅蕴藉的书面语式

早自《诗经》，汉语诗歌的语言就在慢慢地雅化，逐渐由口语化向书面化过渡。汉代文人五言诗是文人在学习《诗经》和汉乐府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文人对民歌口语的雅化。所以，文人化的典雅蕴藉的书面语式在诗歌中也时而可见，这种典雅蕴藉的书面语式一方面表现为诗歌中的引用，一方面表现为诗歌中的对偶或对仗。

汉代文人五言诗由于是文人所作，所以，文人的素养在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诗人经常化用前人诗句或引用传说故事而不动声色，表现出文人较高的文化和文学素养。比如：“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行行重行行》）化用《诗经·秦风·蒹葭》“溯回从之，道阻且长”，“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化用《吴越春秋》“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北有高楼》）化用俞伯牙和钟子期关于“知音”的故事，“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化用《庄子·刻意》“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引用民间牛郎织女传说。这些化用都是化古如己出，丰富了语言的内涵，扩大了语言所承载的信息量，使诗歌语言典雅优美、含蓄蕴藉，文人化的气息非常浓厚。

除了化用使语言典雅蕴藉之外，对偶或对仗也是汉代文人五言诗典雅蕴藉的突出表现，比如：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东城高且长》）

三五明月满，四五詹兔缺。（《孟冬寒气至》）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明月皎夜光》）

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骨肉缘枝叶》）

尽管这一时期文人五言诗中的对偶或对仗还没有严格的规定，但以上这些对偶句中有的对仗却非常工整，给人一种整齐骈俪、对称平衡之美，绝不亚于唐代格律诗中的对仗，尤其是秦嘉的《赠妇诗》之二，诗歌中接连有四组八句都对仗，语言整齐规范、典雅蕴藉，堪称一首较为成熟的文人五言诗。这些对偶或对仗的使用表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从民间口语语式到文人书面语式的雅化过程。

三、睿智哲理的思辨语式

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某些诗篇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富含生活或人生的哲理，这种逻辑思辨的语式使诗歌的语言显得婉曲深远。比如：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

这里用四季常青的松柏和千秋永固的石头与短促的人生形成鲜明对比，诗人正是有人生短促的紧迫感，才引发了下面及时行乐的思想：斗酒虽薄，也可娱乐；驽马虽劣，也可驾车出游。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用飘忽的“飙尘”来比喻人生的短暂，表示自己要策马扬鞭，占据显耀高位，不能固守贫贱，坎坷辛劳。作者一反孔夫子“君子固穷”的说法，明确表明不愿意安贫乐道，要追求高位要职的人生理想。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诗歌用牢固的金石与短暂的人生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人生短暂、盛衰有时，要及早立身，把荣誉美名当作人生至宝。这里的“立身”内涵丰富，应包括金钱利禄、道德操守、地位事业、荣誉声名等，表明了诗人要留美名于世的人生追求。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

这段诗先用瞬间即逝的“朝露”正面说明人生短暂，再用永固的“金石”反面说明人生的短暂，继而说明人生苦短，自古以来所有人概莫能免，那些求仙问药以求长生不老之举都是徒劳，不如及早行乐，痛饮美酒，衣着光鲜，获得暂时的快活。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生年不满百》）

诗歌开篇就提出了对人生价值的怀疑，“不满百”的人生却有着“千岁”的忧虑，然后在怀疑的思索中似乎顿悟了人生，要不惜一切代价，及时行乐。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去者日以疏》）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诗人应该是先出郭门，看到满野的荒丘墟墓，心生悲凉，才想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事代谢、人生无常的哲理。但作者却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顺序去写，而是开篇就以统领全文、富于逻辑思辨的语式跨越古今，一“去”一“来”、一“疏”一“亲”形成鲜明对照，对人生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从而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真谛与哲理。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也是观照人生，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作为文学文体的诗歌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诗人深刻的哲学意识无形之中会增加诗歌表现人生的力度和深度。以上这些诗句所用的都是睿智而富含哲理的逻辑思辨语式，或感叹人生，或怀疑人生，或追求高官显位，或追求荣誉美名，或追求及时行乐，或昂扬奋发，或消极颓废，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对生存价值的探寻，在思辨的语式中思索着生存的宏大主题，蕴含着人生哲理，意味深远，耐人寻味。

总之，汉代文人五言诗既有质朴通俗的口语语式，也有典雅蕴藉的书面语式和睿智哲理的逻辑思辨语式，这三种语式的交织形成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经久不衰的语言魅力：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典雅，既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形成了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的语言风格。这正是汉代文人们所开创的雅俗兼备的文人五言诗新体，这种新诗体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一个以文人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新时代，既开创了魏晋六朝诗歌“五言腾踊”的局面，又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1] [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M]．曹葆华，译．上海：三联书店，1973．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余冠英．乐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6] 李庆立．谢榛全集校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7]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王倩（1965―），女，河南汝南人，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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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261(2014)02−0066−04

2013-05-15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2YJA740069）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