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圆圆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机电分院，江苏 无锡 214000)

在课程与文化的关系上，普遍的观点是:“文化是课程的源泉和母体，课程是对文化的选择和传承。”［1］其核心要义是:课程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承载，传递社会文化是其存在的依据。学校的职责就是传递对社会有用的知识、技能。课程就是通过传承社会文化而实现教育目的及其自身功能的。“将一定的社会文化选入教科书，以此来指导整个课程，最终使其成为学生的学习经验，这是课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2］教科书的文化选择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人们对教科书所选的文化应该是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以为教科书主要是传递社会文化遗产;有人主张教科书应面向21世纪社会的需求。从理论上讲，这两者并不矛盾。但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关于教科书文化选择的依据或来源问题，尽管教科书编辑者确实难以给出教科书文化选择的明确证据，但我们可以通过全面分析对学生、社会和学科的研究结果，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

学生个体的发展总是与社会发展交织在一起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对学生的素质发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学生要适应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必须具有认同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方式。”［3］因此学校教育在课程设置以及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需要注重社会取向，选择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科书内容。

(一)政治因素对教科书选文的间接影响

“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任何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以一定的方式与政治发生关系，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每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社会化过程贯穿于个体的一生。”［4］政治的这种社会化的影响并不直接作用于教科书的选文，主要是通过对教育目的的制约来控制整个教育过程。人们总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去选择教育内容。因此，围绕着教育目的的制定问题，社会各个阶级和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无疑，在任何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政治资源，所以，任何社会中的政治决策往往总是首先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5］。这样，任何社会的教育目的必然总是由统治阶级所制定，并总是主要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学校是社会统治阶级对年轻一代实施影响的场所，社会期待学校课程能够基本上涵盖学生所需学习的各种知识技能及价值。因此，知识技能及价值在进入学校教科书之前必然要经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工，这种加工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入到了教科书中。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会运用其拥有的政治权力对学校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科书等的制定权进行控制。在现代社会，教科书的文化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过程，而是受到政治形态的渗透和制约的。政治权力总是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去制约、影响教科书的制定，使教科书的文化选择体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性和价值取向，并且这些标准反过来又强化了意识形态，任何违反这一标准的知识都将被排除在外。在我国，教科书编审制度虽几度改变，但政府主管部门 (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直接掌握权这一点始终未变。国家就是这样利用自己对教育的合法权力而控制着教育的运行方向，进而间接决定着教科书的选文，使教学涉及的知识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受这种价值的影响，学生容易形成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思想意识，从而认可并自觉地维护社会中现存的种种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由于学校所传输的政治文化具有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因此对学生的思想更具说服力，影响更深刻，易于让学生形成比较完整的、稳定的政治思想体系。

(二)政治意识形态对高职语文教科书的渗透

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了语文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点更为明显，也因此被赋予了“文以载道”的重任。现阶段高职语文教科书注重对体现特定思维方式与情感特征内容的课文的选取，这些课文有如下特点:强调思想教育，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学生对政治权威的正面认同，强调“集体”与“劳动”的价值，反映当前的政策倾向等。课本中鲁迅的作品所占的比例很大。许多高职学生反映学习鲁迅的文章很痛苦，不知道在学什么，形成一种逆反心理。其原因在于鲁迅的文章符合编选者的政治需要，把鲁迅的作品纳入阶级斗争的范围，因此特别看重鲁迅的论战性的文章。此外也选了许多意识形态浓厚的作品，如《窦娥冤》、《雷雨》、《药》、《荷塘月色》等。［6］由此可见，我们的选择标准强调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

但这并非要忽略语文教科书的思想教育功能。语文教科书虽不是文化教科书，但它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面文化之镜。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主要是让学生通过阅读负载这些“养料”的一篇篇课文来实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观念，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骨气，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气概，默默奉献、助人为乐的品德，敬老爱幼、珍惜友谊的情怀……构成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母语教材有了这些内容，就拥有了我们民族的风骨。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尊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二、时代经济因素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是影响教科书文化选择的根本因素，经济对教科书的绝对作用常常伴随着时代因素、科技因素和政治因素。首先，经济发展对课程提出的要求必须转化为社会统治阶级要求变革的意识，然后通过其掌握的政治权力来实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经济对教科书文化选择的影响越来越频繁。其次，教科书的构成内容是知识。“教科书的文化选择必须考虑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人类科技的发展是和时代因素紧密相连的，它制约着课程内容更新的速度。”［7］人类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客观地要求教科书不断更新内容，高职语文课本中也增加了一些有助于培养科学精神的科普文章。

(一)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20世纪最后几年，由于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电子通讯和运输等领域的巨大进步，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产品的高技能、高技术化，以知识为基础的劳动，或者说“脑力劳动”已逐渐成为财富创造和就业的主体，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网络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与信息的创造、储存、学习和使用方式产生了重大变化。

(二)知识经济时代是呼唤创新意识时代

知识经济生产的产品是知识化的商品，然而知识不能自动变成知识产品，只有当知识通过加工，凝结于某—载体时，才变成知识产品。知识的加工过程是对已积累的知识进行整理、归类、分析，然后进行创新的过程。产品的创新是以人的创新能力为基础的，要求劳动者具创造欲和创造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经济下的创新并不在于原理的大突破，而是需求适应型、市场开拓型的创新，以适应社会生活向个性化方向迈进的需要。因此这种创新能力更多地表现在根据特定创意主题的知识，形成新的知识形式的能力，只要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人人都可以从事创新活动，由此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日本，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人的应变能力、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列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首选目标，从强调积累知识走向发现和创造知识。

知识经济时代将由工业经济时代对物质资源的竞争转向对人才资源的竞争，人才竞争必然导致人力资源的大开发，教育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知识经济就是教育创造财富的经济。由于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更多的工作岗位都需要有“良好科学文化素养、坚实专业知识和勇于创新的人来承担，即使是普通岗位上的劳动者也不例外，社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将急剧下降。社会的就业趋势是，越是具有高学历和高技能的劳动者将得到更多的机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和发展的前途。而高职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高职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大多直接受市场调节，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自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学校才能生存并得以很好的发展。

(三)重视高职学生创造性

建构的课程观认为作为主体的人主要不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课程也不是一套要实施的方案与计划，而是蕴含着人的反思精神的建构过程，课程的意义在个体的自我反思以及对社会批判的过程中创生。语文学习与语文实践绝不仅仅是对母语文化的认同，更多的是对文化传统与文化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是对理想文化的追求与创建。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高职学生在学习时从现实生活世界的需要出发，反思教科书对自身生活世界的价值。这一价值反思的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依据时代的需要，对文本的意义做出判断。另一方面，借助于价值反思，可以避免学习成为符号形式的演练和教条主义的盲从，使学校的学习过程成为充满意义的过程，从而使学生从价值无意识状态中摆脱出来，正确判断文化的积极面和消极面。

比如，教科书中选取的五四时期的作品，基于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封建社会往往被描述为“万恶的”、“吃人的”社会。在以往的作品教学中，也的确是按照这些作品的原意解读的。这一解读，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加强社会控制特别是巩固政治权力的需要相一致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需要我们对这些作品从这一结构转型的时代要求进行价值反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封建社会时期所创造的文化，正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试想，假如我们要学生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却没有引导学生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做出客观的评价，如何能说服他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文化值得继承”呢?

三、高职学生影响因素

“课程，归根到底是为学生学习用的。课程内容若不能被学生同化，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就永远是一种外在物，对学生的言行、态度、个性等不会产生影响。”［8］学生如果有讨厌学习语文的现象，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课程与学生的不相适应。应当看到，在教育活动中，是学生而不是教科书决定了学习的质与量的。学生是具有主动性的个体，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

(一)学生身心发展制约教科书的内容

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和需要，制约着教科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教科书内容的选择需要考虑受教育者现行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规律，超越学生身心发展现有水平的教科书会对学生造成过重的智力负担。另一方面，教科书内容的选择还应考虑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需要。对受教育者身心理解和认识的不同，学校教育为受教育者提供的知识、经验就不同。

高职语文课程是面向未来的课程，它应帮助高职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语文素养，以适应未来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任何一种知识都是通过人自身“构建”的，而知识的构建与个人的背景、经验有很大关系，外力无法强制。作为班集体成员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校教育的结果并不是要造就“工具化”的人，而是在认可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更多发展的可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创造力和生存智慧的人，而不是所谓的脱离社会的存在。因而高职教科书的文化选择还必须充分考虑高职学生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

(二)目前高职学生现状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既有学术型的专业人才，也有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在数量上，尤其以后者为甚。和传统精英教育的普高不同，高职院校为社会培养急需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但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这类高职教育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见，大部分初中毕业生仍将高中作为自己前途出路的首选，而只有当成绩达不到普高分数线时，才会考虑高职，因而生源质量和普高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高职学生在学习思想上较松懈，因为没有高考的指挥棒，就业的事情又比较遥远，导致学习目标不明确，自我要求不高。此外，由于年龄较低，抵御外界诱惑的心理不强，他们开始尝试各种新奇的事情:喝酒、抽烟、逃课、谈恋爱。一方面他们希望学有所成，思想上要求上进，对事物求新、求变、求异的愿望强烈，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另一方面，又不愿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做法，业余时间常常睡觉、上网、打游戏，对前途迷惘而困惑。

高职学生学习语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领略时代发展的精神，学习踏足社会必要的语言文字交流沟通的技巧和方法，为将来能更好的从事各项事业打下基础。因而高职语文教科书的编制要注重高职学生的需求，关注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情感态度价值观，善于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为他们感兴趣、为他们熟悉的内容，引导他们关注自我，关注生活，走向沸腾的当代生活。

(三)注重高职语文教科书编制与学生生活联系

当代的高职学生是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五光十色的文化生活中，高职学生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传统的高职语文教学以书本为载体，网络文化使纸质文化受到冷落，学生的阅读取向有所变化，比较倾向于阅读浅层、新鲜、时尚的视听超文本，他们大多喜欢上网，能沉下心来阅读书籍的学生开始减少。在大众文化包围中长大的学生对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性，他们热衷于新鲜事物，喜欢玩电子游戏，喜欢听流行歌曲，希望语文课程能够关注大众文化，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快乐学习，大部分的高职学生希望开设的科目有:语文活动中的影视鉴赏课、网络文学讨论课、流行歌词鉴赏课等。虽然新课程在全国己经全面展开，但是效果并不如人意，学生认为教师所传授的仍然是应试知识，教学手段仍然单一，学生对现行的语文教学的满意率很低。

与时代隔绝的语文教科书，也许有着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民族特色，但这种民族性是不完全的，不发展的。语文教科书编制民族件的完整理解应该是，不仅要反映这个民族已经过去的文化历史，还要关注这个民族当下的文化状况，能让学生从中看出这个民族当前文化走向的“蛛丝马迹”。在高职语文教科书的所选作品中，大凡语言、文学、科技、风俗、世态、人情、伦理、名胜、建筑、历史、地理，应该无所不包，尽可能的扩大学生思维眼界。这些作品，都是民族精神之根，是哺育下一代的精神养料。尤其要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应该敢于“拿来”，删去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学生普遍不喜欢的课文，补充一些反映时代新思想、新观念、新气象的新课文。调整高职语文教科书中的文化构成，使文化观念得以更新。针对高职学生就业的特点，加大应用文写作的训练，培养真正适应时代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我们的语文教师就要告诉学生: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相似，而要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思索与反思。从而真正把学生从那种工具化的、对象化的操作规程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创造本质与自主意识提升了上来，真正实现学生在课程建构中的价值，实现个体经验与外在世界的融合。

课程社会学告诉我们，任何语文教科书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的文学遗产，而只能是依据某种标准对现有文化遗产有选择地加以筛选，通过对影响高职语文教科书文化选择的若干因素探究，明确了社会政治、时代经济、高职学生等因素影响着高职语文教科书的文化选择，进而决定了它的选文及话语表现方式，这其中含有明显地价值取向。高职语文教科书凝结着人类文化的精华，通过高职语文教育，可以让学生饱览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学习进入社会的语言文字技巧。但同时应该看到，面对日益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高职语文教科书更应该关注高职学生本身对知识文化的“建构”过程，强调主体意识，以及知识的创新。高职语文课程就是要通过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在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创新活动中发展自身，促进生命个体的精神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活动。课程通过对文化的传承、选择和创新实现它的文化功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人的塑造，促进生命的成长。

［1］吴永军.课程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王有升.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阐释［J］.教育科学，2000，(3).

［3］马和民.新编教育社会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5］迈克尔·W·阿普尔著，黄忠敬译.意识形态与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杨九俊主编.语文 (江苏省职业学校文化课教材)［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

［7］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检视 ［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8］温立三.语文课程的当代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