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件榜

邻避运动 事由：昆明PX事件 上海松江电池厂项目 江宁核燃料项目

2013年，一句“别建在我家后院”，让很多人了解了什么是“邻避运动”。

昆明、上海和江宁等地因为大型工业项目可能存在环境隐患，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从发生到收场几乎都沿袭了同样的发展路径：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项目准备兴建，激起当地市民抗议，又通过网络等媒体进一步发酵、事态扩大，使当地政府迫于民意最终取消该项目。

关键词：公众监督 事由：红豆局长

2013年3月，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的地下水变成了红色，近800只鸡饮用后死亡。村民连400米深的井水都不敢喝，因为也是粉红色的，做饭只能用纯净水。该村方圆5公里内只有一家新建化工厂，生产染料中间体。该化工厂虽已停产，但厂区内还有一些颜色很深的工业废水。沧县环保局局长邓连军在面对媒体采访时称，“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有的红色的水是因为物质是那个颜色的，你比如说咱放上一把红豆那里面也可能出红色，咱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不等于不达标。”一夜之间邓连军被网友戏称为“红豆局长”，“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这一著名理论走红网络。

关键词：行动网络 事由：随手拍污染

今年春节前，媒体公益人、“微博打拐”和“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通过微博发起“家乡污染全民拍”和“中国水危机独立调查”行动，借助网络力量推动公众深度参与环境保护，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网友、媒体和公益组织的关注与支持。很多返乡的网友纷纷拿起手机、相机，将回家途中所见的污染情况拍照发布到微博上曝光。“河水减少”，“地下、河道排污严重”，网友们借助这些图片并通过互联网向污染企业和当地政府施压。

关键词：雾霾频袭 事由：绿色出行 鞭炮禁燃

2013年接连的雾霾天气，让所有人都在为雾霾埋单。如果不能屏住呼吸，面对雾霾，我们还能做什么？网络上，网民对倡导绿色出行、鞭炮禁燃的呼声很高。2013年7月开始，民间组织“交互北京”连续两次发起主题为“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责任”、“创客马拉松”的头脑风暴，来自各行各业的创客们思想互相碰撞治霾的火花。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防治雾霾绝非一时一刻、一城一地所能为，必须举全国之力，上下齐抓共管，方能取得良好成效。单纯的抱怨、等待和观望都于事无补，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防治雾霾目标才能落到实处，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关键词：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事由：垃圾分类

2011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投资10万元，启动了首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社区垃圾减量项目，项目首先在北京万科星园社区运行。 在运行过程中，自然之友为小区建立了“绿色账户”，为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还建立了奖励机制，“比如在每层楼的分类垃圾桶上，都贴上考评表格，由清洁工对各层的垃圾分类情况打分，分数计入各家账户，获胜的楼层居民将会获得环保奖品。”如今，已有705个小区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实践，预计垃圾年产生量减量40吨。众所周知的怒江水电开发争议中，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等国内外20余家环境保护组织在北京召开会议，联名发表公开信，提请参与怒江水电开发的单位及部门，向社会公示怒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相关信息。民间组织的活动和声音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这一事件的影响还辐射到之后的西南水电开发。

第二是环保NGO由最初的单个行动演变到同盟“作战”，从孤立的参与发展到合纵连横。2008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40余家环保组织成立了中国环保志愿者联盟。联盟是纯公益性质的网络联盟，由内地和港澳地区环保NGO团体间自发结成，首批成员包括中国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河南新乡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等40余家环保组织。由分散走向联合，意味着每一分有限的力量会重新整合，合作产生的“战斗力”会更强。

环保NGO从街头宣传起步，开始发展到致力于某一项工作，不但吸引大量公众参与，带来了放大效应，还起到领头羊作用，影响整个社会。早在2000年，北京地球村就联合20家民间组织，与奥申委共同签署了《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单位等作为绿色奥运行动计划的内容，为民间组织推动公众参与提供了现实的渠道。北京地球村和北京市少工委合作，发起了“绿色奥运、绿色生活、绿色天使承诺”的活动，83万名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填写了用再生纸制作的承诺卡，推动北京市民接受和践行绿色奥运理念。

公众更为自觉、理性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同时主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环境权利。

2004年6月，北京地球村、自然基金会等6家环保民间组织联合在北京发起 “26℃空调节能行动”。2006年，各级政府部门也纷纷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2 00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从民间倡议到国家政策出台，仅仅3年时间，NGO合力推动功不可没。

第三是NGO在成长背景、活动方式、组织管理和社会资源动员以及项目内容等各方面表现出多样性。目前，中国环保民间组织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湖南、湖北等地。草根环保民间组织主要分布在有草地、湿地、山地、林地的省份及长江、黄河流域，多为自然资源丰富和生态脆弱的地区。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政府NGO，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中国节能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环境组织在环境规划、技术决策咨询、环保、能源技术开发利用、学术交流推广等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这些组织拥有较强的专家优势、政府认同度高以及体制内的沟通渠道等特点，在引导公众参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众维权:从关注呼吁到主动行权

公众更为自觉、理性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同时主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环境权利。

进入新世纪，我国公众参与环保的态势也向纵深发展。以往，公众参与环保往往集中在日常生活里，以简单、浅层的环保行为为主，如在政府大力倡导节约的背景下，节约用水、用电。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资源友好型、环境友好型方式转变，环境保护正与经济发展走向高度融合。随着环境意识、法律意识普遍提高，公众更加重视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在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时，公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实际行动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公众理性参与维权行动，推动了我国环境治理和环保制度建设。

公众更为自觉、理性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同时主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环境权利。

首先，公众更加注重维护知情权。以往，政府公开什么信息，公众就接受什么信息。现在，公众要求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要求政府和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呼声不断增强。在2006年环境人物评选中，研究环境问题的马军，因编制“中国水污染地图”，将环境污染信息以清晰独特的方式传达给公众而高票当选，说明人民群众对环境信息的强烈需求。

其次，公众愈加主动地行使监督权。为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部在2009年6月5日，开通了12369举报电话。截止到2009年9月28日，已接到群众举报污染事件约两万件，受理了1400多件，已经收到地方反馈的案件处理情况约1190件。公众从以往的自我忍受到而今积极参与监督，反映了公众参与的又一大进步。

再次，公众更具法律维权意识。在遭受污染侵害，或者环境权益受到损害时，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法律武器。例如，历经14年的俞明达污染损害赔偿案终获胜诉，这是中国公民维权意识、维权能力提高的点睛之笔。俞明达的胜利不是一个人的胜利，是我国公众参与维权的集体胜利，更是我国法制的进步。

最后，公众更具社会责任感，以自己的行动影响重大项目决策。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在公众的推动下，福建省政府和厦门市政府顺从民意，停止在厦门兴建台资PX工厂，将该项目迁往漳州。在这一事件中，包括年轻白领、老人、家庭主妇在内的普通厦门市民共同参与到公众环境维权之中。他们的行动确立了新的公民社会行动方式，即从具体事件入手，通过参与一个事件而改变一种施政行为，甚至一条法律规定。与此类似的还有“北京地铁改走地下事件”、“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等。

面对公众参与环保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意识到，赋予公众在环保问题上的权利主体地位，将会有助于公众更多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中来，将促使政府不断转型，倾听民意。正如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所言:“只有公众才有问责的恒久动力。”因此，切实保障公众对环保问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引导公众参与环保向纵深方向发展，将为环保事业发展注入永不竭尽的动力。

如今，公众维权已向专业化发展。2013年，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指出：相关集体性事件呈现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直接污染受害者、相关者为参与主体的环境维权和抗争。这类模式的草根性强，参与者关注自身经济利益，一旦政府让步，集体行动便会终结；另一种模式则是以“反城市垃圾焚烧”为代表的动员模式，组织化程度和参与者的环境认知水平更高，关注的议题更具公共性，开始超越只针对某个污染点和事件的应急性，这一模式朝着长期监督、寻找制度性解决方案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