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梅英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310018）

近百年来我国私营金融业研究历程探析
——以上海钱庄为例

刘梅英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310018）

近百年来我国私营金融业的兴衰历史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缩影。近代私营金融形态——上海钱庄的研究依据金融体系的变化和金融业的盛衰，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民国以来私营金融业蓬勃发展时期的研究启动，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大一统金融体系形成过程中私营金融业衰落时期的研究低落，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金融体系完善时期私营金融业复兴的研究繁荣。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上海钱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阶段性特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钱庄的性质、兴衰及成因、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成绩卓著。上海钱庄研究的深化，对于市场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合理、合法利用民间金融形态、发展经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私营金融业；上海钱庄；制度变迁

当今民间金融的强大融资能力及其不规范的危害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民间金融试点改革顺利推进，其目的即为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形态的正面作用，构建相对完善的民间金融制度运行机制，使制度体系更加合法化。值得借鉴的是，近代的私营金融机构——钱庄兴衰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因此，相关研究对于推进当今民间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以上海钱庄为例，详细梳理近百年来私营金融业研究状况，以期对目前金融体制改革有所启示。

一、私营金融业蓬勃发展时期（1911-1949）：研究启动

晚清以来，商贸发展带动私营金融业日渐繁盛。钱庄是主要形态之一，专门经营借贷资本，“有无限公司之性质，以独资或合伙组织，均依自己之信用，吸收社会一方之资金而贷诸他方，以调剂金融界之需要与供给，及以货币为交易之企业也”［1］2。晚清以来，不断繁荣的传统钱庄与现代化银行并行发展，作用堪与银行相媲美。20世纪30年代以前，钱庄以其独具特色的制度优势，及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支持等原因，曾在金融市场占据“执牛耳”地位。南京国民政府实施金融垄断政策以来，钱庄深受影响，一度明显衰落。但钱庄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积极学习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与制度优势，身经百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大一统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退出金融领域。

上海钱庄研究起步于晚清西方学者的行会研究。1886年，玛高温发表在《亚洲文会》的《中国的行会》提到上海钱庄业的大量条规问题［2］27-32。1909年，马士的《中国行会考》引用玛高温上述资料，考察了上海钱业行规的形式和作用［2］64。1925年，日籍学者的《支那の同業组合と商惯習》讨论了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制度、营业规则问题［3］。另一日籍学者的《支那の金融と通货》介绍了上海钱庄同业组织及其规章［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者也掀起了上海钱庄的研究热潮。除各大中外报刊如《北华捷报》、《东方杂志》、《申报》、《钱业月报》和《银行周报》等发表的文章外，一批金融类著述如《上海金融市场论》、《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之钱庄》、《上海金融组织概要》、《杨著中国金融论》、《中国钱庄概要》、《钱庄学》、《银行经营论》、《中国金融之组织：战前与战后》、《上海钱庄概况》等等都有相关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上海钱庄的起源及创设

20世纪20年代，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施伯珩的《钱庄学》总结几种起源说：一是起源于甬商所创之借贷。“一埠之商市渐兴，持为交易准值之货币之需要尤切，贷借关系亦即由是而生。”在上海未辟商埠之前，“有甬商石福及冯承二人，始创贷借”。后又有煤炭商人，在南市设有煤栈。“时以所余之款，借给他人”，专业而成钱庄。二是起源于殷商富户之外库。个人或少数商人因有余资而感到运用不便，又不便直接贷放，于是“集合相契者设立钱庄”。三是起源于山西票庄。山西票庄经营汇兑，同时“代理国库之收解”。当时朝臣多存款于汇票庄，“票庄存款既巨，于是兼营贷放，遂一变而改组钱庄”。四是起源于现兑店。当时的钱庄，大体类似现兑店，“以铜钱兑换而为专业”［1］5-6。时人潘子豪、郭孝先等人和钱业巨子秦润卿也基本认可第一种说法，即传说中设炭栈于上海南市的绍兴郑姓煤炭商，以经营炭栈所聚资金从事银钱兑换业，偶尔放款于邻近商铺或北洋沙船帮［5］。

关于上海钱庄设立时间，大体有四种看法。一是太平天国革命以后设立说：金融界著名人士徐沧水认为，革命以后“钱庄渐渐发达”。其最初基于本地通用铜钱，而商人主要携银块进行生意，铜钱与银块兑换即成为钱庄唯一业务；后上海商务日渐繁盛，钱庄才有存款放款和发行庄票业务［6］。二是《上海金融市场论》记述：上海钱庄，“谓自开埠始。”［7］三是有百余年历史说：1935年，清华教授朱彬元称，上海钱庄“至少有百余年之历史［8］。”四是二百余年间说：1936年，王孝通认为上海钱庄滥觞于“二百余年前”［9］。结合当时关于上海钱庄起源的争论，本文认为民国时所称的“两百余年前”的说法比较可靠，学界对此也基本达成共识。

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导致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上海钱庄是在中国旧有混乱的货币制度兑换需求与商贸经济发展扩大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留学归国的杨荫溥总结说：我国币制极素混乱，通用银两和制钱成色不一，价格不同，“非有专家以货币兑换为职务，授受之间，实非易事，此兑换手续上，不得不有钱庄之产生”；我国幅员辽阔，交通梗阻，各区域之间“货币不能通行无阻”；“上海南市素为豆麦业群聚之区”，生意繁盛需要“居间调剂”；汇兑起家的山西票号分号遍布全国各地，但并非熟悉各地商情，“营业既盛，照顾难周”。随着商务日盛，难以开展存款放款等各种业务，于是创办钱庄以弥补票号不足［10］24-25。

（二）上海钱庄的组织及业务

当时中国经济学权威人士李权时专门研究了上海钱庄的内部和公共组织、资本、金融往来、收入及盈余分配等事项［11］85-87。杨荫溥考察了上海钱庄组织、业务、功能、资力、库存、票据及与上海金融行市、同业、中外银行的关系［10］。潘子豪介绍了全国钱庄的内部和行业组织管理、业务和票据管理等问题，涉及钱庄成立手续、要素、内部职员等，及当时存放款、贴现、票据发行、买卖生金生银等业务［12］243-246。施伯珩介绍了上海钱庄资本、组织及业务管理、帐簿单据、市场交易、钱庄各业往来关系［1］。朱斯煌介绍了钱庄的组织管理、存放款、汇兑、票据交换、附属业务等［13］。钱承绪介绍了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其业务，其中涉及到上海钱庄［14］。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列举212家上海钱庄之变迁、资本、重要职员等［15］。这些研究分别有所侧重地介绍了钱庄内部组织和自律组织制度、资本制度、票据制度、账务制度等，但没有系统地、科学地进行理论层面的论述。

（三）上海钱庄的作用及特点

关于上海钱庄的作用，施伯珩认为不仅能够推广资金运用，助长企业发展，还能减省金钱转输，避免现金授受［1］7-8，能够促进资金流通、合理投资、通货涨缩自由［1］14-15。潘子豪认为钱庄优点主要是接近商人、信用放款、款额随便、时间方便，劣势是资本薄弱、组织简陋、范围狭小、学识浅薄、账簿简单、学徒制不良［12］243-246。李权时认为钱庄放款注重信用、汇划组织完密、营业手续变通，符合商人习惯［11］85-87。针对钱庄面对银行竞争如何改革，《中国钱庄概要》序言道：钱庄应当集合多数股东资本进行合资，并合小钱庄而为大钱庄，应同全国钱庄业进行联络，并设立各种职能部门专管各项业务；实行大合资制度，职员各司其职，联合各地同业，设立补习夜校，改用复式簿记和改革学徒制度，禁止投机买卖等［12］255-262。

这一时期的金融界针对上海钱庄的优势及其金融风险的影响全面展开介绍，主要就钱庄起源、创设时间、组织及业务制度、作用及发展方向等几个层面进行，多数尚未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一些问题如组织管理制度中，股东、经理、“八把头”的职位设置，钱业公会进行划单轧算、钱业公会决定银拆、利率、汇兑行市，及钱庄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等等，无不显露出其制度特色的积极作用，为学界日后深入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二、大一统金融体系形成时期（1949-1978）：研究低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为贯彻落实关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在创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大一统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国家对官商资本主义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体制基本形成，钱庄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受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有关私营金融业的研究陷入低潮，论著明显减少，即有成果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时较有影响的成果有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等，主要涉及钱庄的性质、作用、同业组织及商帮问题。

1959年，《学术月刊》发表《上海钱庄的产生、发展与改造》一文，梳理了近代上海钱庄兴衰变迁的历史进程，指出上海钱庄资本性质是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一种转化，还包括买办性的商业资本和帝国主义银行买办的投资，既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但基本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范畴［16］。《上海钱庄史料》一方面收集了钱庄历史、业务、功能、危机及与各金融机构及政府关系资料，另一方面收集了上海钱庄组织管理与经营制度等方面的资料［17］，参考价值非常高。1963年，张国辉发文《19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对钱庄职能的变化及其买办性和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上海钱庄力量的膨胀是拾取外国侵略势力的余惠而来［18］。《上海金融史话》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分析了封建钱庄的买办化，外资银行如何利用钱庄和买办构建商业网络、及政府对银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19］。在意识形态支配下，多数学者认为上海钱庄买办化倾向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

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关注钱庄的同业组织及投资商帮的作用。1951年，日本学者根岸佶出版专著《上海のギルド》，第三章详细考察了上海钱业公会的起源和历史、规章、会员帮别及领导构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20］。《上海钱庄史料》不仅详细考察了钱业公会的条规和章程，还详细考察了钱庄投资的几大家族企业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苏姗·曼探讨了宁波帮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与上海金融业的关系，为研究上海钱庄投资商提供了借鉴［21］。美国学者Andrea Lee McElderry讨论了上海钱庄兴衰的影响因素，认为上海钱庄繁盛主要在于其重要的中介“经纪人”地位［22］。这一钱庄形态及其制度背后影响因素的研究趋势，值得学界重视。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建立，使私营金融业失去了发展的政治经济空间，相关研究也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判断标准的时代，学界开展了部分相关研究，涉及到了钱业同业组织及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并整理了一系列关于上海钱庄的史料，为日后深入研究准备了详实的资料基础。

三、市场化金融体制改革时期（1978-今）：研究勃兴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导致民间金融日渐活跃，但长期“地下”运作及引发的各种风险使政府开始思考如何放行民间金融。中共十八大以来，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已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趋势，但如何法制化以防范各种风险的发生，成为主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时代背景下，近代私营金融业的研究日益复兴。

钱庄性质的讨论仍是研究的起点。1982年8月，上海市金融学会秘书长洪葭管指出，19世纪钱庄虽然从事生息资本活动，但基本上还是货币经营资本［23］。1983年初，山西财经学院教授黄鉴晖发文［24］，肯定了上海钱庄借贷资本性质，开启了新时期上海钱庄研究热潮。出版的著述主要有：郭志芹的《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石毓符的《中国货币金融史略》；中国近代金融编写组编的《中国近代金融史》；萧清编著的《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简编》；黄鉴晖著的《中国银行业史》；徐唐龄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钟思远、刘基荣的《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1949）》；叶世昌、潘连贵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等等。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国辉重新审视了上海钱庄的性质、功能、钱庄与银行的关系，引起热烈反响［25］。厦门大学教授陈明光系统梳理了钱庄历史、作用及影响，从社会民俗学视角特别关注钱商的职业习惯和道德准则、管理习俗和技术等文化特色［26］。黄鉴辉从发展过程来探索钱庄性质，认为前近代钱庄具有货币经营性质，近代开始向生息资本转化［27］。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杜恂诚详实考察了档案里的钱业习惯法，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28］。早在大陆学者讨论之前，1981年，台湾学者郑亦芳引用日本和港台史料，运用金融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上海钱庄历史、组织和业务、钱庄与政治、金融风潮、工商业之前的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资料详实，观点新颖［29］。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批高层次、高质量的论著（包括硕博论文）陆续涌现。

（一）上海钱庄的性质与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部分学者开始深入研究钱庄的买办化或资本主义化倾向。通过洪葭管和黄鉴晖的学术对话，学界基本同意黄鉴晖的观点，即近代以来上海钱庄资本从商业资本向生息资本转型，时间是开埠通商以后。关于上海钱庄的发展趋势，部分学者认同其买办化走向，如张国辉、何凤群等人；部分学者认同其资本主义化倾向，并承认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如陈明光、黄逸平等人。何风群认为，晚清钱庄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是具有严重买办性的封建金融机构［30］。张国辉认为，钱庄买办化促动内外贸易的发展，钱庄与外资银行存在着主从关系，外资银行控制金融市场的领导权。陈明光则认为，钱庄根植于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传统的商业习俗，与封建经济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受到资本主义潮流的裹挟和推动，又打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黄逸平肯定了上海钱庄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融合，钱庄与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联系的资本主义化倾向问题，回应了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等同“买办化”的说法［31］。李一翔分析了钱庄发展的“银行化”趋势及其现代化走向，如钱庄增添银行业务，改信用贷款为抵押贷款，从合资制向股份制转型等问题［32］。

（二）上海钱庄的兴衰及成因

近代上海钱庄兴衰深受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学界主要分歧在于哪种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台美学者认为钱庄盛衰的评判标准，主要看社会是否需求，是否迎合顾客需求［29］155，指出贸易和工业、其它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政治危机和钱庄内部变革是五个主要影响因素［33］426。胡海龙则肯定了传统文化对钱庄发展的作用［34］。刘梅英认为上海钱庄兴盛的原因是在需求诱致型金融制度环境中，由旅沪宁绍帮为主的商帮作为初级行动团体，上海钱业公会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共同推进钱庄适应商业习惯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35］。

近代上海钱庄是否出现衰落，美国匹兹堡大学罗斯基教授指出，20世纪前期，在新式银行迅速发展的同时，旧式的钱庄不但没有被取代，反而日益繁荣和扩大，“…显示了新旧企业之间的相辅相成”［36］。大陆、韩国、台湾各地多数学者承认20世纪30年代上海钱庄一度出现衰落的史实。关于衰落的原因，有学者从内因［37］，如认为钱庄资金来源减少，新式银行竞争致营业利润被夺，制度缺陷及钱庄墨守陈规和不求改进造成；也有学者从外因，如丝茶贸易衰落，天灾及农村经济不景气，世界经济恐慌及政府的金融政策等影响进行论证。王业健特别指出，上海钱庄衰落与近代华资银行业兴起而非外资银行相关［33］423-435。朱荫贵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扶持银行而改造钱庄业的定位从根本上导致钱庄业整体出现快速的衰落。此观点对认为因银行业竞争而使利润空间减少是关键性影响因素提出质疑［38］。戴建兵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对钱庄兴衰也有影响［39］。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歧点在于外部影响因素哪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三）上海钱庄的制度安排

上海钱庄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优势值得重视［40］。这就需要探索传统条件下上海钱庄的制度安排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不足。

1.制度安排

上海钱庄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组织管理制度、票据制度、资本制度等。组织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内部组织制度和外部组织制度等。内部组织制度如组织结构、人事安排及其职责分配、业务管理等；外部组织制度如钱业公会的组织模式及运作机制等。郑亦芳较早关注上海钱庄内部组织结构及管理方式，投资人背景和钱庄帮别与联号等问题［29］24-44。陈明光详细考察钱庄股东来源、股本组织、组织程序、用人观念，指出组织制度及用人观念的血缘、地缘性质是封建传统的延续［26］31-74。刘梅英深入考察了钱庄内部组织结构中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对上海钱庄作用发挥的支撑作用［41］92-103。

钱业公会组织模式及运行对钱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复旦大学金融史研究中心详细考察了上海钱业公会成立及演变、组织运作和钱业业务的改进等问题，指出钱业公会组织结构随着政府法规变化而调整，通过适应内外环境共同制订行业规则实现自我的有效管理。吴景平、王晶分别从政府公债及公债风潮看上海钱业公会与政府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利益关系，反映了钱庄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42］。关于钱业公会运作模式，刘梅英认为从注重传统的人际信用逐步向注重科层化管理转型，是社团组织适应政府需求而近代化的重要表现［41］。

上海钱庄通过发行各种票据作为其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通过资本运作达到资本控制的目的。戴建兵认为钱庄庄票信用坚固而广泛流通［43］。陈明光考察了钱业公会维护庄票信用的措施［26］134-138。李耀华估计了上海近代庄票的数量，认为庄票发行弥补了货币供给相对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44］。关于票据清算，学者通过考察独具特色的汇划制度和公单收付情况［45］、账簿设置、记账方法、核算方式及信息披露方面表现出显明的传统商业文化特色［26］。资本是钱庄经营运作、消除不确定性、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刘梅英认为钱庄通过实行正附本制度、内盘制度、堆花银制度来维持信誉，从而达到资本控制、防范风险的目的［46］。

2.运作机制

上海钱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形成自己的习惯和惯例，并由此逐步形成钱业共同遵守的习惯法和法律，规范和约束着钱庄业的经营行为。清末民初，国内外学者都关注了钱庄业行规，认为中国传统的亲属和同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仍能维持其活力，否定了现代化会削弱这种关系的论点［47］。杜恂诚认为，上海钱庄通过行业习惯法维持行业信用，在弱政府的环境下，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体现了第三方实施机制的特征［48］。冯绍庭考察了上海钱庄从惯例向习惯法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49］。刘梅英则从钱庄内部的硬激励机制和软约束机制，及政府法律监管的角度考察了习惯和法律对钱庄的规制［41］205-210、241-259。

3.制度主体

上海钱庄的发展既有经济实力丰厚的投资经营主体的创办和经营，又有国家出台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支持。因此，投资经营群体及著名企业家、政府法律制度供给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各地商帮如宁绍帮及其代表企业家如王槐山、秦润卿、俞佐庭、陈春澜等成为研究重点。宁绍帮资金实力强、经营灵活、技术高超，有吃苦耐劳精神，注重同乡及家族关系［50］，地缘关系明显［51］。美国学者顾德曼对上海钱业公会的地缘网络和认同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52］。政府金融制度供给对上海钱庄的影响问题：国民政府设立钱业监理委员会加强对上海钱业监督和控制［53］，上海钱庄通过钱业公会向政府施加行业影响，提升钱业地位和影响［54］。国民政府通过颁行法律使上海钱庄逐步演化为一种小型银行，在近代金融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41］85。

（四）上海钱庄的经济社会功能

多元化及人性化的金融服务是上海钱庄能够长期立足于近代社会的根本。上海钱庄如何开展融资服务，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是研究的落脚点。

1.钱庄与中外银行相互融资

上海钱庄繁荣发展离不开各时期与中外银行间的互惠互利融资往来。关于上海钱庄与外资银行的关系，有学者详细考察了外资银行如何利用钱庄开展业务问题，指出双方是互相依赖和互相利用的关系［55］。其中，买办促使双方从独立到半依附走到完全依附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56］。有学者考察了钱庄与外资银行从依赖共生、助长发展到压制打压，依赖束缚到交相影响、互惠互利的几个阶段［57］。

杜恂诚考察了华资银行取代外资银行向钱庄拆款的过程［58］，陈明光比较了钱庄与银行的业务经营的异同，指出国民政府金融政策利于银行业而不利于钱庄业发展。杜恂诚还考察了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的合作内容，及矛盾的主要方面［59］。吴景平详述了1931年《银行法》制订过程中银钱两业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况。李一翔指出，既共生共存又竞争排斥的银钱业关系决定于近代中国始终是一个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共生共存的混合经济体［60］。何益忠指出，1897-1937年间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先合作后冲突的关系属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与银行业快速发展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相关［61］。

2.上海钱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

上海钱庄通过贷放等各种金融业务和服务，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郑亦芳认为转型后上海钱庄不仅具有累积资本、创造货币（庄票和汇票）、促进国内金融流通的功能，且具有促进外贸、工业、商业之发展的功效［29］97。中国金融史编写组简要阐述了钱庄对商业贸易的金融功能及其运用申票对内贸的积极作用。张国辉认为上海钱庄因业务扩展而走上为外国势力服务的道路，并间接服务于中外贸易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李永福从上海钱庄的兑换、存款、放款、汇兑四种职能演变的角度印证了近代经济变迁的过程［62］78-80。学界不仅考察了上海钱庄在进出口贸易和工业企业中的积极功能［40］，还考察了钱庄作为钱业市场的总执行者，在调度全国的通货为农副产品贸易服务上有很强的优势［63］，并且注意到了钱庄在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为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的改变和调适［64］。刘梅英全面考察了上海钱庄在关系网络和科层管理共同作用下，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进工商各业发展的历史［41］92-188。

改革开放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及私营经济的日渐繁盛对民间金融的强大需求，使私营金融以非法的姿态不断涌现。私营金融发挥其强大的金融功能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使金融界、实业界、学界，尤其是政府认真思考如何发挥其制度优势，避免其缺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除了制裁、引导之外，也已开始进行相应立法试点改革，并积极探寻如何进行制度设计。这为研究近代以来的私营金融形态——上海钱庄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化。

四、研究现状述评及启示

上海钱庄是近代中国典型的私营金融形态之一。其研究起步于清末民初，第一个研究高潮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的建立使私营金融业失去了生存空间，相关研究也趋低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近代私营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带动相关研究的复兴，研究内容更加宽泛，研究方法也日益多元化，新观点新视角不断涌现，为当今民间金融体制改革总结了不少历史经验和启示。

上海钱庄研究选题涉及面日益拓展，如包括上海钱庄起源、性质、兴衰及成因，组织制度、票据制度、投资经营制度、上海钱庄与政府、中外银行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等。从总体上看，已有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各种问题的历史描述。从制度安排上看，多数研究侧重于单一的制度，对每一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其运作机制研究有待深入进行。从研究时段看，主要重视抗战前钱庄兴衰历史及其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行庄改造的研究等。［65］可喜的是，关于上海钱庄历史演化进程的总体描述，对各种制度的综合考察，及对战时和战后钱庄传统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研究的作品已经出现，非常值得关注［41］。

上海钱庄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视角，现有成果既有对上海钱庄衍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化因素的肯定，又有对其传统因素的积极作用给予较多关注。经济社会学的网络理论对上海钱庄的地缘性特征赋予了关系网络意义；而制度变迁理论为上海钱庄制度变迁及政府主导下的制度供给对钱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学界从金融学视角，研究上海钱庄的组织、业务经营、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及其控制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私营金融形态的比较研究，及与当今私营金融形态进行对接研究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汲取历史经验的最有意义的工作。

总体来看，近代上海钱庄发展过程中，依靠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传统制度既有优势，又有缺失。上海钱庄是在混乱的货币制度和商贸经济发展的需求条件下，不断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因商贸融资及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的同业拆借需求，使钱庄业务拓展到兑换、存款、放款、庄票发行、票据贴现和清算、兑换钞券等各种业务，并在同业公会的主持下经营洋厘、银拆等，金融功能日渐强大。这一方面受到注重信用放款、营业遵从习惯灵活方便、用于支付和清算的信用工具庄票与汇票畅行、汇划票据代替现银交易制度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合伙制中不以资本多少而以股东信用为衡量依据，以见议人（保证人）信用为保证，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为原则通过关系网络委托经营，并给予经理宕账（透支）权利、入股资格和年终结账（股东退股由经理补足才能继续营业）的信用约束；更受到基于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日益科层化的同业公会负责审核的一套相对完整的进入、退出及业务制度的保障。当然，政府加强监管以后，钱庄需向政府监管机构申请和报告，同时，政府积极制订和颁行《银行法》等法律和法规，把钱庄纳入其中并进行规范，使其向合法方向发展。

文化传统既是兴盛之本，又是衰亡之源，也正是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传统制度成为钱庄自身的缺陷。钱庄合伙制自有资本较少，借入资本巨大，借入资金的随时抽收造成的不确定性会给钱庄造成极大的风险。钱庄组织结构相对简单，业务主要针对熟人社会，用人制度过分依靠人际信用等，使得对市场信息把握不全面、交易过程中出现有限理性，及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等，容易引发各种风险；而曾经发挥了类似现代中央银行某些监管职能的钱业公会尽管不断科层化和民主化，但相关组织人事仍然嵌入在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关系网络中，使表面正常化的金融往来在超越了信任边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风险和危机。而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货币兑换、票据制度、同业组织制度等，随着政府币制统一和票据制度改革，及对钱业公会的监管而使钱庄赖以生存的重要业务不复存在，从而对钱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由于钱庄生存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形成的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的优势，随着社会发展而可能变成劣势。这也是在政府加强控制后，出台的各种法律法规在对钱庄进行规范的同时，也是对其特殊业务及风险防范的约束和控制。

总体来看，钱庄金融风险的防范既依赖企业的内部控制，更受到行业自律和政府法律监管的影响。对上海钱庄研究及其从中得出的主要启示有：在政府主导进行市场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今天，在民营资本引入金融领域时，政府要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积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为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平台和宽松的政策环境，让市场机制成为推动民间金融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合理进行民间金融机构监管主体进入、业务、退出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要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机构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形成的制度特点，不断吸收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积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要加强和完善资本控制制度建设、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组织管理结构建设、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确立其健康发展的法制环境，通过立法确认其主体地位，规定行业自律管理的权利和义务，界定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权责利关系，以协调政府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促进、规范民间金融业的合法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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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earch Course of China's Private Financial lndustry in Recent 100 Years：Case Study of Shanghai Native Banks

LIU Mei-ying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The rise and decline history of China's private financial industry in recent 100 years is a miniature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rse.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inancial industry，the study of Shanghai native bank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1）study startup in the booming period of private financial industry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2）study depression stage in the decline period of private financial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where unified financial system formed after new China founded；3）study prosperity in perfection period of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make Shanghai native banks prevent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Especi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nature，rise and fall，cause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Shanghai native bank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economy have achieve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Shanghai native banks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rational and legal utilization of private financial form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privately-operated；financial industry；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Shanghai native banks；institutional change

F832.36

A

（责任编辑：张祖尧）

1673-3851（2014）04-0280-08

2014-01-1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S0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770032）；浙江理工大学521人才培养项目和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基地项目（2013YJZD02）

刘梅英（1973-），女，河北邢台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