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一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门阀世家瓦解了，平民社会取而代之；奴婢制瓦解了，雇佣制取而代之；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瓦解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取而代之；庄园经济瓦解了，租佃制取而代之。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革，其核心就是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这也符合英国历史学家梅因的观察：“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在宋代之前，庄园制下的农民具有农奴性质，是依附于门阀世族的部曲，没有独立户籍，世世代代都为主家的奴仆，替主家耕种。唐律便一再强调“部曲谓私家所有”、“部曲奴婢身系于主”。主家可以自由买卖部曲，就像买卖牛马一样。在法律上，部曲也属于“贱口”，不具备自由民的地位，部曲若跟良民斗殴，则部曲罪加一等。法律甚至规定良民之女不得嫁与部曲，若嫁之，则本是良民的妻子随丈夫沦为贱口。

入宋以后，随着门阀制度与庄园经济的解体，从前的部曲均被放免为自由民，一部分部曲可能获得了土地，一部分则成为地主的佃户。自由经济的租佃制开始全面代替了庄园经济的部曲制。

在租佃制下，佃户毫无疑问已不同于部曲。首先，佃户属于自由民，具有跟其他“编户齐民”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再是隋唐时代的所谓贱口——宋代基本上已经不存在贱口了。其次，佃户与地主之间，也只是构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而不存在人身上的的依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