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义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理论，关于通过三大创新建立由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经济理论体系的方法，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辨证关系的分析，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11—001—05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经济学经典巨著，自1867年出版以来一直在世界广为流传，并被称作“工人阶级的圣经”，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当人类社会进入第二个千年的时候，主要由于《资本论》的影响，马克思又被西方世界评为千年思想家。2007年由美国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论》作为分析危机产生原因的重要著作，在西方世界又被抢购一空。2010年春，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到中央党校号召我国所有党政领导干部都要学习《资本论》。是什么原因能够使《资本论》跨越时代和社会阶层而被广为传播和研究呢？我认为，就在于《资本论》作为科学巨著本身所具有的当代价值。

一、《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

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经济发展形式的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以来的160多年里，之所以能历经风雨洗礼而颠扑不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真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提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后来，马克思以《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基础，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概括，并以此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大形态。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接着指出：“我们判断—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来解释。无论哪—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在晚年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路径明确界定为原生的社会形态（原始公社制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一封建制社会形态）、再次生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未来社会（过渡时期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无疑，这反映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最新成就。这个被马克思最终确定的五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后人视为正统的唯一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而在同一个手稿中，马克思又从人的依赖关系方面，将人类劳动交往方式即社会经济发展形式，区分为三大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以新的视角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最终形成了关于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性三大形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关于直接的社会关系（“自然共同体”）——物化的社会关系（“经济的社会形态”）——普遍而全面的社会关系（自由人联合体）三大形态，关于以个人的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社会所有制（公有制）三大形态，关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大形态等所构成的社会经济三形态理论体系。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本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呢？这两种划分方法是否是自相矛盾的呢？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划分的。无论是五形态说还是三形态说，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是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而且这一过程是既不能跳越，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客观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五形态学说，是以西欧发达国家为对象的，而落后国家在特殊条件和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可以出现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例，指出了一条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特征的东方落后国家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崭新道路。这种跨越式发展无疑使社会经济形态产生各种丰富的色层，其中包括各种次生形态、混合形态、中介形态或过渡形态，例如俄国社会（从理论设想上）从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直接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旧中国（从实践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

社会经济五形态学说划分标准涉及到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结构，主要反映人与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在其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由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不必顾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从而使一个特定的社会机体的所有制形态出现“逾越”、“跨越”、“跳跃”的所谓历史“错位”现象。而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技术形态（社会生产力的测量器）以及社会经济三形态学说所规定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阶段却是不能逾越的。因为社会技术形态以及划分三大经济形态的标准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反映的是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的方式，生产力的状况和经济形式发展水平在其中起直接决定作用，国家法令、群众意志和上层建筑对此无能为力，无法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任意逾越或后退，无法自由选择某一种社会技术形态和社会经济形式。这是因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否则，会受到自然规律和客观辩证法无情的惩罚。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般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剔除掉社会基本制度的差异，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与当代资本主义同处于商品经济形态序列上，其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结合，后者是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

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对于我们正确领会马克思关于未来新社会的商品经济思想，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资本论》以三大崭新因素为内核建立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刚出版后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他的《资本论》中有三个崭新因素：“（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马克思正是以这三个崭新因素为内核，形成了《资本论》的创新体系。

我们知道，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问题。马克思的前人从来没有想过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具有二重性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但他们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而没有区分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为什么他们没有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和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来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偏见，即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进而也就把劳动创造价值看成为永恒的自然形式。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分析甚至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劳动在什么条件下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马克思在谈到这点时曾经进一步指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忽略了作为社会存在条件的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区别，把劳动创造价值看成是人类劳动的自然属性，把价值看成是反映物质关系的自然范畴。没有劳动二重性的理论，进而也就无法说明同—个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将旧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和如何将新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从而也就无法科学地说明商品内部的价值构成。马克思认为，作为商品生产的“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的分析，第—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阐明了形成价值的劳动的特点，说明了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特有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社会特有的社会范畴。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还科学地解答了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而同时又作为抽象劳动，每时每刻都创造新价值并加到新产品中。这样，马克思就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社会本质。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它为马克思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点。

我们也同样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是关于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即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余额。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工资往往被人们看成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因此，工资形式就完全把这个差额即剩余价值的来源掩盖起来了。如果不把工资的实质揭露出来，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说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多半是由于不了解工资的本质，而只是在工资的形式上兜圈子而陷入矛盾之中，并最终遭到破产的。在历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它的杰出代表，英国的斯密和李嘉图，以及法国的西斯蒙第等，由于他们都没有劳动力商品学说作为基础，因而都非常错误地把工资看成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终导致了他们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既然工资是劳动的价值，那么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依据劳动价值论，当然是由劳动来决定。劳动的价值由劳动来决定就成了循环论证而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与古典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同，马克思认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但是，它却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认为工资的形式掩盖着与自身表现的本质区别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价值为什么会采取劳动的价值或工资这种掩蔽形式的原因，认为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透过表面现象揭示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得以确立的极为重要的创新。恩格斯对此曾经指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与劳动的价值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它却是涉及到整个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因为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这一字区别，整整花费了马克思二十年的时间。

我们还同样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是通过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进行分配的，而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是与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相区别的。不首先说明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就得不到科学的解释。马克思首先从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来研究剩余价值是怎样生产出来和怎样实现的，在此基础上研究剩余价值分配时，才分析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的具体形式。只有在一般形式上揭露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之后，才能通过一系列的转化，进而科学地说明利润或利息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各个剥削集团按照各自资本的数量共同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而资本主义地租作为超额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差额，其本质仍然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总是把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与一般形式混淆在一起，并且首先不是在生产领域考察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而是直接在分配领域分析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他们不懂得剩余价值分配关系取决于剩余价值生产关系，没有从生产领域认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也就不可能科学说明剩余价值在分配领域所采取的各种特殊形式。所以，他们对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的分析是乱七八糟的，以致最后导致自己理论体系的破产。

马克思的这三大理论创新是相互联结、层层递进的。只有确立劳动二重性理论，才能说明价值的本质，进而才能区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说明工资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只有揭露了剩余价值及其来源，进而才能从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的分析上升到对它的各种特殊形式的分析，才能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这一系统的理论在范畴上呈现出由商品到货币，由货币到资本、由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由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由单个资本的循环周转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由产业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借贷资本，由资本到资本化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所讲的抽象法，是从最简单的范畴开始，从大量的现象出发，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归纳总结、改造制作，从中概括和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的三大理论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他创建经济理论的抽象方法，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理论财富。

三、《资本论》以四个环节为支点创建了一个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

在作为《资本论》第一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对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辩证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

资本主义生产突破了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生产日益社会化，发展成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四个环节构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辟地分析了社会再生产中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这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是一个至今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马克思首先详细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第一，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也直接是生产。生产直接是消费，是指生产过程直接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这里包括双重消费：（1）主体的消费，即劳动力的消费；（2）客体的消费，即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是指生活资料的消费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的生产。第二，生产与消费互为媒介。“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第三，生产与消费相互创造对方。马克思指出：生产与消费，“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着对方。”生产在为消费创造消费对象、消费方式的同时，还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总之，正是在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作用中，一方面，新的生产部门不断被创造出来，并不断发展成日益复杂的各种生产部门组成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新的消费部门也不断被创造出来，并不断形成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各种消费部门组成的日益复杂和不断扩大的需要体系，这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它们在总量上要相互平衡，在结构上要相互适应。这是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平衡和适应是相对的。从平衡和适应到不平衡和不适应，再从不平衡和不适应到平衡和适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和不断发展。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论述，对于我们当前从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来调整整个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在分析了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之后，接着指出，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并不就是他的商品的消费者，因此，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出现了分配和交换。分配处于生产与消费之间但并不独立于生产与消费之外。分配分为生产条件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两种。在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第一，生产条件的分配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由此决定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它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法律对生产条件的分配，只起保护作用，而不起决定作用。第二，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即所有制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各类成员在进行产品分配之前，一定是先有从属于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分配，这种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生产的社会性质，从而决定产品的分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利息、利润、工资和地租等分配形式都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利息和利润，它们是以资本为前提，是资本家凭借他们占有的资本，瓜分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资本主义地租以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为前提，它作为分配形式，是租地农业资本家把从农业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地租形式转给大土地所有者。“所以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结语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方法，是用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和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人类共同的科学财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责任编辑 胡岳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