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大家的谈资总不能停留在心灵鸡汤和民间段子上吧。

黄章晋

在媒体已工作了13年，我觉得自己是少数能这么多年依然保持狂热学习状态的人，这个行业最能满足我对世界的好奇心。

只是，我的好奇心有时会与新闻业的习惯操作方式有冲突，比如某地发生骚乱，我可能对导火索事件本身并无兴趣，却对骚乱行为如何在人群中传染充满好奇；比如某个人群持有特定观念，我对他们的观念本身兴趣不大，却好奇这种身份与观念的联系；再比如某企业的员工接连自杀，除了自杀行为是如何传染的，我还关心中国自杀统计数据是怎么采样的。

总之，越来越难找到一个传统媒体平台能盛下我的好奇心，2008年我开始有了自己做一本杂志的强烈冲动。

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它只要能实现一个功能就足矣：你看过它后，可以转身向别人兴致勃勃地转述自己的知识、见识、见闻。我认为这也是中国今天需要的，这么大的国家，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大家的谈资总不能停留在心灵鸡汤和民间段子上吧。

要做这样一本杂志，你得挂靠一个刊号单位，还要懂经营，但这背后需要关系和能力，我完全不具备，也没打算刻意去学。半心半意谋划着理想时，移动终端时代来临，一切都变得容易了。

2013年4月，我辞掉《凤凰周刊》执行主编一职，先结婚，然后和妻子一起去新疆，以骑车翻越天山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方式蜜月旅行，顺带把过去的职业记忆尽可能清空。

回到北京我开始游说志同道合者。以前，我有个强迫症，一旦在网上看到学有专长且见识不俗的人，不但会恨不得一口气看完他所有文字，还会把他编入“特长生组”名单，现在我才明白，这个“特长生组”是为今天的作者和同事做准备的。

第一个入伙的，是1989年出生的伊力哈木，他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后，刚谋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听到召唤，立即“毅然”回国。同样“毅然”的还有我妻子。伊力哈木是学通讯工程的，我妻子是学数学的，缺少足够有新闻经验的人当然不行，于是，《南方周末》前记者沈亮也“毅然”了。

还在想做纸质杂志时，我就一直在想它的名字。在新疆骑车时，我脑子里冒出“大象”二字，回到北京，我试探着向有文化的朋友请教，都说“大象”很好。我觉得没有比“公会”更好的词来描述我们这个特殊的合伙团队，只是工商登记注册时，即使我们书面解释“公会”并非“工会”之意，这俩字也未能成为正式企业名称的一部分。

Logo来得也很顺利。罗永浩领着他心中的设计大拿Nod Young到我们办公室参观视察，Nod大师粗略了解了我们的定位后，突然来了灵感：一个实心逗号和句号并列。Nod一行离开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小狗有了一个名字：逗号。

我非常不喜欢隔断式的办公室，那样的环境与流水线车间无异。我们租了一套复式房，花了两个星期亲自动手设计布置，最后有人说它像会所、俱乐部或植物研究所，就是不像办公室。

说到内容，这些年来我个人的兴趣一直在转移，经济、历史、政治、军事、社会学、人类学、科技史、民族学、城市规划……收藏整理的纪录片也接近2T，而且大家都各自闷了一肚子东西，题材不缺，而且除了我们，“特长生组”不是还有一大堆人么？

但产品该做成什么样，新媒体该如何生存下去，不但没有现成答案，而且是越讨论越无答案，甚至搞得大家开始动摇。最后，为了不让手艺荒废，大家突然决定，先在微博微信上试试3000字上下的文章再说，不必等后续产品开发，盈利模式以后再考虑。

我们的文章每天在微信和新浪微博上同时发布（周一和周四读者最忙时空缺），考虑到我们错过了微信公众号大跃进的时间窗口，所以，即使每篇都很受欢迎，但也不敢高估微博粉丝变微信粉丝的转化率，据我们了解，今天这个转化率多在5%左右，我们定的目标是不低于10%，但它一直保持在40%以上，最近竟然上升到50%。

读者对大象公会最大的评价是“涨姿势”。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我在游说同志们入伙时，最喜欢用的一个比方是，我们是拿着今天的地图穿越到过去的哥伦布，我们的未来有着无限多光明的可能，只要能活下来。

我们每天疯狂而又激越地工作，都相信自己是哥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