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润宇

摘 要：“政在得人”思想是对我国古代盛世“贞观之治”政治成就的总结和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重人”的理念，在选人、用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现代社会仍具有非常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政在得人”；重人；选人；用人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21-02

公元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此年改元贞观。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是唐王朝政治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秩序安定的时期，史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它的出现是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开明政治分不开的。在“贞观之治”的形成过程中，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文化素质和管理能力，是决定政治开明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贞观统治集团认为，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官僚队伍，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是天下政治安定的重要条件，“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由此提出了“政在得人”的政治思想。

一、“政在得人”思想的重人理念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用人择官都是至关重要的。唐太宗李世民统治集团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为政之要，在于得人，要致天下太平，必须广任贤良，信任百司，不能只靠皇帝一人专断，而要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各类人才在治国理政、富国安民方面的强大作用，集中集体智慧，发挥群体合力，才能促使国家社会兴旺发达。“重人”理念成了整个统治集体的共识，他们认为政之所兴，首先必须重“人之力量”，要充分认识、发挥和挖掘人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潜能，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才是第一位的，必须讲究得人之道和用人之道；其次是重“人才归离”，得人的核心是得人才，唐王朝把人才选拔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来抓，为此，在承袭前朝人才选拔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并通过这一制度为国家选拔了大批的文韬武略人才；最后是重“人心向背”，要得人才，必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英荟萃。故统治阶层必须勤于政事，改革弊端，轻徭薄赋，为人民办实事，这才是聚拢各阶层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

二、“政在得人”思想的选人标准

“政在得人”，得什么样的人，主要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人才选拔。贞观统治集团能够汇聚大量天下英才，在选人上的主要坚持以下几个主要标准。

（一）不避亲疏，唯才是举

李世民虽然是个封建君主，但他出于维护其天下社稷的考虑，在用人上并不因政治身份、家世地位的不同，厚此薄彼，而是强调“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不仅从亲人、旧部中筛选贤能，加以任用，也注意从新人，甚至敌对阵营中选用了不少人才。唐太宗的贞观集团中，不仅有秦王府旧臣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还有曾是敌对阵营中的重要人物魏征、尉迟敬德、李靖等，出身寒微的刘洎、马周、张亮等人也得到重用，凝聚在李世民周围的这一批出色的治国才干，为唐代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贞观统治集团选人择官的首要标准是道德。他们认为，“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因此，“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由此可以看出，用人择官，人的品行至关重要。只有在品行端正的前提下，再观察人的才能，才可避免因误用恶人而给国家、社会造成危害。为了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除了观察一个人的品行，还要考察其文化素质，主要参照标准就是候选人的学识。“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三）人才宁缺毋滥

唐太宗在和房玄龄的谈话中指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提出“任官惟贤才，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唐太宗认为，任官不得人，再多也没有用。按此标准，房玄龄在选人填补岗位时一直坚持“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宁肯暂时空缺也不能交给不合格的人员掌握。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三、“政在得人”思想的用人原则

（一）用人之长，量才授权

唐太宗说：“致治之本，唯在于审”、“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就是说要根据个人才能的高低，分别委以相应的职权。李世民深谙此理，因此要求在人才使用上不求全责备，关键在于用其所长，舍其所短。比如他在使用房玄龄和杜如晦时，就避开房、杜不善于理狱和处置琐碎杂务的短处，充分发挥他们多谋善断的长处，把两人放到宰相的位置上，让他们在国家大事上多出谋划策，掌握大政方针。戴胄是贞观时期一位以执法严明而著称的人物，而他的短处是不懂经史，但性格正直，能秉公办事，便让他担任了负责刑事审判的大理寺少卿之职。戴胄在这一职位上，办事干练，案无滞留，执法如山。“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充分体现了“得人重要，用人更为重要”的道理。

（二）用人求精不求多

唐太宗说：“若得其善者，虽少已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他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遵循这一原则，他命令房玄龄要大力精减官员。房玄龄受命后，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裁减合并。改革后的唐中央机构文武官员总数为六百四十三人，裁去了十分之九。唐太宗很满意，认为“吾以此待天下材，足矣”。

（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唐代名将尉迟敬德原在刘武周麾下，刘武周战败后，尉迟敬德与寻相等一干战将向李世民投降，后来寻相等降将见风使舵，再次叛乱，而尉迟敬德却还在军中。李世民军中诸将疑敬德必叛，马上把他囚禁起来，并请李世民将其杀掉。李世民说：“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于是亲自给尉迟敬德松绑并进行了安抚。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从此更加忠心耿耿地追随李世民，在后来的武力争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李世民顺利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政在得人”思想的现实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人才队伍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人才总量有了很大提高。但随着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对人才的需求将更为迫切。治政的关键在于治吏，因为政策、法律和制度最终要靠人来实施，施政的结果如何，关键在于政府组成人员的素质高低。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积极的思考。

（一）古为今用，借鉴古人成功经验

“政在得人”思想对后人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能够认识到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看到了人才对于治国、强国的重要性，并且在选人择官的同时遵循了德才兼备的科学原则，在用人上主张舍其所短，用其所长，他们对人才资源的重视以及一系列的选人用人理念至今未被现代人超越，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理应值得现代人在实际工作中倍加尊重、学习和借鉴。

（二）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选人机制的不完善或是选人者缺乏胆识、责任感不强，或者人才本身还处于潜在状态，其才能一时还显露不出来等原因，致使许多难得的人才常不被组织发现甚至被埋没。这一方面政府机构可依托现行的公务员招录制度，借鉴古人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各层次的“举才”制度和“猎才”机构，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广泛发掘和培养好的人才。此外，还应全方位（尤其是入职前的品行）考察候选人，及早发现人才早培养，对重点对象重点培养。在培养过程中，将其放到环境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和岗位上进行锻炼和考验，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真实环境中检验真才实学，锤炼道德品质，确保选准人，用好人。

（三）构建科学的人才运行机制

选人、用人仅有良好愿望不行，还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人才资源的良性循环。一是实施公务员淘汰制，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人尽其才、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促进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建立全面的公务员评估机制，综合上级、同级、下级、专家和群众的考评意见，对人员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基于公正的职业定位，实现用人之长，量才授权；三是健全公务员激励机制，适当打破现有的过于注重年龄、资历和编制的职务晋升制度，对确有才能的人才可破格提拔或通过实施公务员聘用制等办法委与重任，逐步实现政府机构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古人讲，“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在需要众多优秀人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更是需要在公务员队伍建设方面树立与时俱进的择人、用人观，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真正形成人才济济、群贤毕至的局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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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