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安

《文心雕龙·章表》：“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李善注《文选》：“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陈情表》是魏晋时期最具魅力的两篇陈情之表，后人常以“忠”“孝”释读之，其实，表忠心和述孝心都只是表面之情，作者衷心之情极为复杂。

若说李密述孝心是为了远离残酷政治的胁迫，那么，诸葛亮表忠心则主要是为了获取更稳定的政治地位，他们陈情时其实都很紧张。而就上表时的心情而言，诸葛亮比李密似更为复杂，因为该表关涉国家兴亡与自身政治命运的严重程度正如表中所言：“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诸葛亮生于181年，刘备于207年冬至208年春屯兵新野，“凡三往，乃见”诸葛亮，那年他27岁。（史实均见于陈寿《三国志》“先主传”“后主传”“诸葛亮传”“李严传”和“张昭传”等。）221年，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41岁。223年，与吴国大战败归，刘备白帝城托孤，诸葛亮43岁，正是壮年。史载：“先主（刘备）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后主（刘禅）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不久多处（南中诸郡）叛乱；225年，诸葛亮平四郡之乱还于成都；226年，“都护李严自永安还住江州，筑大城”。

227年，春天，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北伐，临行前写下了这篇上疏之表，以陈心迹。这一年，后主刘禅已经21岁，做皇帝已经五年了。47岁的丞相诸葛亮对21岁的皇帝刘禅上表，心情极为复杂。五年前，先主刘备临终前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话未必是刘备临终前的真实心思，刘备不过是“依样画葫芦”——之前，孙策临终前也对张昭说过类似的话，结果是张昭死心塌地辅佐孙权完成江东吴国的三分天下霸业。诸葛亮当然知道这样一个发生在此前不久的邻邦故事，因此当即表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但刘备不是像孙策那样确立唯一的顾命大臣（《三国志》所载顾命大臣只有张昭，并无周瑜），而是同时将自己信任的李严以诸葛亮副手之名任命为另一个顾命大臣，这样就形成了刘禅、诸葛亮和李严三角关系。皇帝、丞相和中都护的关系是：皇帝为一国之主，丞相主政事，中都护统军事。223年，李严被封为都乡侯；226年，李严转为前将军，迁住江州。经过了五年的政治斗争，主因可能是平乱有功，诸葛亮终于真正地获得刘备临终遗诏所云“汝（后主刘禅）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的政治地位，李严已经被“排挤”出了蜀汉的政治中心。两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是不同的（诸葛亮《与李严书》可为佐证），《出师表》中虽无一言齿及李严，但诸葛亮能感受到李严潜隐的眼神无时不在。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诸葛亮欲率兵北伐，踌躇满志与忧心忡忡同在，为臣子与作相父的角色并存。因此，言必称“先帝”是全文陈情的主要依托，也是上表最恰当的措辞视角。

《出师表》从“先帝创业”开言到“先帝遗诏”收篇共十三次呼唤“先帝”，好像整个一篇疏表写好后是向刘备刘禅父子同时呈上的，又好像是把刘禅拉到了刘备的灵位面前恭敬向这位年轻皇帝陛下呈上的。总之，这时候，诸葛亮是把刘备的神灵附在了自己的身体上，剖心迹而陈赤诚之情。

起句“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是全篇“大纲”，刘备即位三年而没，霸业未竟，诸葛亮说这句话是极其沉痛的，这是打动年轻人的地方，同时这也是警告年轻人的话语，以臣子与长辈的口气起腔，又不失真诚，可谓“万难心事，已倾泻此二语”（《古文观止》评语）。这里诸葛亮是以一个顾命大臣（而且是唯一的顾命大臣）的心理开言的，告诉刘禅的意思很明显：我当年是跟先帝一起创业的，现在也是受先帝托付要完成他的未竟大业，这于我是尽忠义，于你是尽孝道。诸葛亮又像捧着先帝的灵位来说话的，犹如“双簧”，诸葛亮隐在先帝身后说话。紧接着再称“先帝”则是全篇的文眼：“盖追先帝之殊遇，报之于陛下也！”这里的意思更为明显：我们如此尽忠尽义完全是因为先帝待我们特别恩遇，我们是把对先帝的感恩与激动，移情到陛下的身上了。这话隐含的一层意思便是：你应该意识到这样的移情是很脆弱的，你对我们若无殊遇，这样的回报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这里警告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所以这篇《出师表》，“表忠心”仅是层外衣，“严诫敕”才是作者内心的主要倾向。

诸葛亮对刘禅的诫勉是：“以光先帝遗德”。这是诸葛亮第三次称“先帝”，也是他对蜀汉能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原因分析：曹魏凭的是枭雄的武功，孙吴凭的是长江之险，蜀汉凭的则是刘备的仁德，先帝遗德是立国的基础。继承仁德并光大之，先帝所遗德泽才能不被耗尽。这里，期许、勉励的语言背后隐伏的仍然是训诫，这种训诫的语气在建议“诚宜开张圣听”中的“诚宜”二字上一览无遗——“诚宜”是“实在应该”的意思，一般说这话的前提是：陛下现在并没有开张圣听。一个“诚”字，将严肃的警告意味和内心的不满都表达出来了，话说得很重，但是在“以光先帝遗德”的前提下也就不显得僭越了。这三次称“先帝”是诸葛亮在全文中的情感基调，甚至可以说，诸葛亮竭尽忠心的前提就是刘禅能接受诫勉：我诸葛亮效忠蜀汉是因为先帝的殊遇，不是因为你，而你至今不能开张圣听，我们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很脆弱了！由此可以推断，在两个顾命大臣争夺权力时，在诸葛亮逼退李严的过程中，刘禅并没有予诸葛亮以坚决的支持，甚至有听信李严意见的情况，否则诸葛亮没必要如此接连三呼“先帝”并下重语说“诚宜”二字。

此一层意思述后，诸葛亮便开始安排自己北伐之后的后方人事了。本来这属于政事，理当归他管辖，提出建议后由后主下诏任命便是了，不过这里诸葛亮不光安排了政府人事，还推荐了军事人选，虽说李严此时已偏居江州，但当年先帝遗诏让李严管军事，因此诸葛亮欲安排军事人选就必须以先帝的名义而不能用自己的立场，否则便是违背先帝遗诏了。诸葛亮于此极为清醒，这也不像《三国志·董允传》中所说的“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那样单纯，我想他是担心自己北伐之后，李严夺回刚丢失的军权；而后主也并非如民间所传那样“扶不起”（傅刚：《古朴真率，忠义自肺腑流出——读诸葛亮《出师表》》），若刘禅真的昏聩，诸葛亮大可不必以“先帝”为掩护来安排军政人事。

宫中之事，属政事，用“先帝简拔”来强调一下便可以了；营中之事，属军事，故用“先帝称之曰能”。先帝称“能”，这是定评，因此，即便李严有异议亦不能动摇决定——若是动摇，于李严而言，有悖顾命之托；于后主而言，则伤于忠孝。这是就主要人选而言的，至于其他重要人选，则以“先帝每与臣论此事”为依据、以“亲贤臣，远小人”为原则来决定取舍。这里又是连呼三次“先帝”，唯恐重要人选的建议受到质疑。最后诸葛亮又下了重语：汉室是兴隆还是倾颓，便取决于陛下是否采纳建议了。

诸葛亮为何要以“先帝”的名义来推荐这三类人呢？“蜀汉在益州建国，是三个集团——刘备的荆州集团、刘璋的东州集团以及原有的益州集团—— 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李君惠：《从〈出师表〉解读诸葛亮》），诸葛亮属于荆州集团，李严属于东州集团，益州集团的主要人物尚书令法正已经过世，尚书令则由李严接任。而这次诸葛亮推荐的主要人选四人：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均为荆州集团的人；而重要人选陈震、张裔、蒋琬，或属荆州集团，或属益州集团。可见要想东州集团李严不颠覆这样的建议人选，只有用先帝的名义来强行加固。李严也是先帝下诏任命的顾命大臣，“挤压”他必须以先帝的名义，诸葛亮这三声“先帝”，旨在吓退李严瞟过来的眼神。

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让已经退守江州的李严无法翻盘，诸葛亮又一连呼了六次“先帝”，以“先帝不以臣卑鄙”“先帝知臣谨慎”为条件，陈述一腔忠心：“遂许先帝以驱驰”“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报先帝”和“以告先帝之灵”。这六声“先帝”装苦情多于述衷肠，以此来稳固后方同时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出发点是显明的。而巩固自己的既得政治利益最有保障的话便是最后一声“先帝遗诏”，这既是对年轻皇帝的敲打也是对政治对手的告诫。

正是这篇以一颗忠心、字字血泪写下的《出师表》，奠定了诸葛亮在后主时代前期绝对的“相父”地位，李严再也没能回到政治中心。一如诸葛亮所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答李严书》），这位与诸葛亮同为托孤之臣的李严，此后“心理”完全“坏”了，以至于在231年诸葛亮“军祁山”时诬陷诸葛亮“军伪退”，诸葛亮“具出其（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李严“辞穷情竭”，认罪后被废为平民！其间的是非曲直由于史料或缺已经无法明辨，而戏剧性的结局是李严“闻亮卒”，遂“发病死”。

“先帝”的两位托孤大臣同时病没，诸葛亮以一篇《出师表》名垂千古，李严因罪身无闻于后世。命耶？运耶？今天我读《出师表》，心情也极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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