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云

多年前，威斯康星大学校园里活跃着一群青年才俊，他们似乎拥有惊人的文学创造力，有望成为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他们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这些极有前途的年轻人定期聚在一起读书，并批判彼此的作品，没错，是批判！

他们彼此批判时毫不讲情面，即便是一个小小的文学词语也会被批得体无完肤，此时的他们无情、刻薄甚至恶语相向。他们的集会俨然变成了文学批判的竞技场，该家社团的成员们称自己为“扼杀派”。

由于不甘示弱，该大学的文学才女们决定组建一个与“扼杀派”社团相对应的女子文学社团，她们称自己为“争论派”。她们聚集时同样把自己的作品读给别人听，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她们的批评要委婉得多，更多的是肯定和鼓励，有时，甚至没有批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努力也会得到鼓励。

二十年后，该大学的一位校友对其同学们的职业生涯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他发现“扼杀派”成员和“争论派”成员的文学成就竟然有天壤之别。当年“扼杀派”的所有年轻才子无一取得任何突出的文学成就，而“争论派”的成员中有六人以上成为成功的作家，有的甚至家喻户晓，如《鹿苑长春》的作者玛·金·罗琳斯。

两个社团成员的天赋不同？大致相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也没太大差别。然而，“扼杀派”扼杀了那些才子，而“争论派”却彼此鼓励。“扼杀派”创造了一种重视分歧和自我怀疑的气氛，“争论派”所强调的却是最佳而不是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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