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

后来李老师跟我说，有两类学生容易被老师记住，一类是成绩非常好的，一类是不遵守纪律非常调皮的。我笑着问他，我属于哪一种，他说，你当然属于后一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你后来跑到前一种去了。

他大概是在夸奖我吧。不过，一个人的成长有如走钢丝，稍有差池便万劫不复。如果那时没碰上李老师，或许我以后的道路是要改写的。

读初中时，我几乎是我们那个乡村中学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了，逃学，上课搞小动作，做各种恶作剧，每学期的鉴定都有“自由散漫”这样的字句。一个老师曾拎着我的耳朵走过阔大的操场，还有一个老师揪住我的耳朵把我从地面提起三尺又放下，如是者三。不幸的是他们看中的都是我的左耳，以至有一段时间我老是怀疑自己的两只耳朵不对称。还有一个老师没有任何理由把我苦心搜集的数十本连环画悉数缴去。初二下学期，我被调到了李老师班上。

自然，我也和他较上了劲。那时学校旁边的供销社里已经有电视了，而且是彩电，于是我经常不上晚自习，偷偷溜出去看电视。有一次，乡政府门口放电影，我坐在教室里心潮澎湃，满脑子都是银幕被风刮动的哗哗声，哪有心思上自习，谁知刚走出校门，就碰上了李老师。我只好跟着他乖乖回来。但等他离开教室，我又偷偷溜出去，走到供销社门口，又被他碰到了。那天晚上我终于没看成电影。听说那是一部外国片子，叫《叛逆》。

因为李老师，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的课实在是讲得太好了。枯燥的数学公式和定理到了他嘴里，居然也跌宕起伏，好像有了情节性。我的目光开始从窗外慢慢回到黑板上。他借给了我一本《列方程解应用题》，我至今还保存在那里。这本书培养了我的理解能力。到了初三，我居然成了班里最勤奋的学生，礼拜也不愿回家，还坐在教室里做习题。至于挑灯夜战，那更是常有的事。并不是说我有了什么崇高目标和远大理想（读了一个多月师范后，我才知道将来要当小学老师），而是我对读书真正产生了兴趣。对于我来说，读书的乐趣已远远超过了逃学、钓鱼和恶作剧。那年中考，全县共录取了五十多名师范生，而我们一个班就有十五个，占了全县的三分之一。一下子，学校出名了，李老师也出名了，学校的主管校长因此调进了县教育局。

从此，李老师也艰难地做起了学校的领导，从教务处副主任到主任，再到副校长。不过即使他做了领导，我私下里依然叫他老师。我觉得“老师”这个称呼是最高的。说他做得艰难，一是免不了要去求人，二是我发现他的性格并不适合做领导。他的性子太直，容易得罪人。做普通教师的他和当领导的他，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多次听其他同事在背后对他有不好的议论，其中甚至有他的其他学生。他做副校长时，我已经离开学校到外面来了，他也被调离了原来的学校。不过据他说他和那里的一把手相处得很不愉快，老是被对方暗算。我听了心中愀然。我想，要是他依然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普通老师，该有多好。

我曾想问他，为什么要当这个领导？但这又用得着问么？

所以我只是委婉地说，我敬重他嫉恶如仇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但作为领导，可能还是讲究一点行政艺术好。

他说，他何尝不懂，但关键时刻，总是天性占了上风。

去年，他办了内退手续，告诉了我。他的声音怅然若失。我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心里的感觉其实跟他一样。我知道，学校的讲台上，永远少了他这么一位讲课生动、认真负责的好老师，而他，还只有五十多岁。这既是他自己生命的损失，也是教育的损失。

他也许不知道，他的性格和为人，其实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我。或许正因为他的前车之鉴，我才没有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他的确称得上桃李满天下，每次回县城，在大街上随便碰到一个熟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还有一次，一个人来省城找我，我不太认识他，他说，我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听他这样一说，我顿感亲切。是啊，李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他的门下桃李。但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不觉写下了这样的标题。如果他是一棵李树，那我们都是李子。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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