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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应该买什么

2013-12-16李斐然

教师博览 2013年8期
关键词:排队金钱

李斐然

市场挤走道德,金钱侵占思维,市场经济有伦理禁区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如今,这个讲“公正课”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

“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了,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美国的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 进入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他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

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

“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 钱会毁掉一些东西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和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

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市场显然存在着。”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

“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

■ 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可是,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不过,桑德尔本人还是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责编:向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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