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威

引 言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效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已达到7476美元。这对于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目前学界对于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深层原因。①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构建了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体制性的解释框架，颇具说服力。它由两个维度组成:“经济上的分权”②和“政治上的集权”③。

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出发，可以有这样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地方政府行为会趋同。从经济上分权来说，与西方国家主张为公共服务竞争不同，我国的地方政府直接履行的还是中央在地方的代理人角色，这种“委托—代理”更强调核心目标的达成，分权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有效治理”，再加之地方政府之间的学习效应，地方政府很容易相互模仿。从政治上的集权来说，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官员任免和晋升锦标赛充分地实现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从而驱使地方政府按照其目标函数行动。总之，按照地方政府竞争进行推论，我们很容易得到地方政府行为会同质化这一结论。

然而，这一推论与经验观察并不完全相符。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之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在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类型上比例较高，政治改革最低;中部地区在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上较高，公共服务较低;西部地区在行政改革比例上较高，而政治改革的比例更是高出东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