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宏 徐志立 李 倩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中石化浙江石油公司 非油品处，浙江 杭州3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国证券市场2009年6月IPO（首次公开募股）重启以来，上市公司股权资金超募（即发行股票实际募集的资金超过计划募集资金）的现象就一直伴随着新股发行，特别是创业板市场开启后所出现的“三高”现象（即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额超募资金）引起了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诸多质疑。据统计，以创业板和中小板为代表的中小上市公司的超募现象远远超出主板市场上市公司[1]，截至2011年底，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率平均分别达到124%和171%，而同期主板上市公司超募率为49%。上市公司IPO巨额超募资金已成为公司IPO的重要诱发因素，这与非上市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资金超募给公司带来了巨额的自由现金流，在我国目前转型经济推进下，由于投资者利益保护、公司治理和市场监管等基础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无法保证股权超募资金未来再投资的效率性[2]。相关数据显示，IPO股权超募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相应的回报，也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好的业绩，创业板在诞生的前500个交易日里，扩容速度高达每1.8个交易日就有一家公司上市，从市场融资圈走了上千亿元资金的创业板，但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公司融资的理性和效率与其投资的效率性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研究表明，相对于成长性较低的公司而言，高成长性公司中管理者行为难以观测程度较高，容易产生代理问题而导致过度投资现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