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建

“太好了！太好了！这是一个文化的大工程啊！”91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手捧刚刚拿到的《史记》修订本，目光追逐着放大镜下的文字，连声赞道。

“启功先生曾多次与我谈起，‘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书于极‘左’思想束缚严重的年代，留下很多遗憾。当年参与点校的先生们都盼望有一天，把外加在点校本上的东西彻底清理掉。如今，可以告慰先生们，我们终于有了一部依循历史本来面目，不受任何干扰，胜过以往每一次修订的《史记》修订本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晚学泪满襟

往事如昨。

2006年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嘉惠读者、学术研究30载之后，其修订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修订工作第一次讨论会当年4月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那一年，冯其庸84岁。作为与会者之一，他在八位修订工程学术顾问当中，还是小老弟。

修订工作的出师壮怀激烈。上个世纪70年代曾被借调到中华书局参与《清史稿》点校工作，时已93岁高龄的王锺翰先生，在医院获悉修订工作将展开，拿出当年校点时留下的校勘资料原始记录稿，供修订参考。耄耋之年的季羡林自告奋勇为修订工作当拉拉队员。他的话令人记忆犹新：“学界、出版界也是有黄钟和瓦釜的，我们的责任是，拿出良心，尽上力量，让瓦釜少鸣，或者不鸣，让黄钟尽量地多鸣，大鸣而特鸣。”96岁的何兹全先生到会并表示，甘当“小卒”，为修订工作摇旗呐喊。出任总修纂的任继愈先生在讨论会上说，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字不断、历史不断、文化不断。了解历史会增强对祖国的热爱。我们应该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今天的修订工作。那次，他回忆起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讲述的宋太宗、杨家将兵败辽国城下的历史故事，以史为鉴与参会者共勉，面对浮躁之环境，得奖之诱惑，不要像宋太宗那样沉不住气，要心无旁骛地做好修订工作。

只是短短的七年，先生们语重心长的叮咛还在耳畔。当季羡林先生所期望的“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修订者殚精竭虑完成《史记》点校本的修订之际，总修纂任继愈先生已经带着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关切与牵挂远行，当年八名修订工程学术顾问中，只有饶宗颐、戴逸、冯其庸三位健在。

一代国学巨匠，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晚学泪满襟。

一部“二十五史”，览尽数千年风华沧桑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构成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惟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佼佼者，更是脍炙人口，享有盛誉，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它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可以说传记体小说最初的基因都在《史记》里。”

夙愿，在新中国实现

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曾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份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发黄的纸页上，是蔡美彪先生的笔迹。当年青年学者蔡美彪记录下的，是1958年召开的第一次标点前四史及改绘地图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吴晗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目标，是在一年内完成前四史的标点和出版工作，向国庆10周年献礼。“我记得是在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指示给吴晗、范文澜，组织点校‘前四史’。在范老和吴晗召集的史学界会议上大家商定，趁这个机会把二十四史、《清史稿》点校出来。我参加会议做了记录，后来把这个记录整理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二十四史’加《清史稿》都做整理，回信说：‘这个计划很好，望照此执行。’从那时做起来，‘文革’以前出了三四本，‘文革’中断了，‘文革’以后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个工作对于推动历史学的研究和古籍整理都很有意义。”

在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中，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中华书局即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开始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其时，代表了新中国史学界各断代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如顾颉刚、宋云彬、陈乃乾、唐长孺、王仲荦、陈述、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白寿彝、张政烺、王毓铨、启功、孙毓棠、王锺翰、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诸先生皆参与其事，群贤毕至，可谓一时之选。

历时20年完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对二十五部“正史”进行的首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反映了当时我国历史研究的水平，确立了其在新中国出版、学术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点校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出版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被替代，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史记》点校的悲歌

《史记》原点校者是顾颉刚。

东总布胡同10号，在《史记》点校历史上是个不该失忆的所在。当年中华书局的牌标，就挂在那里。从1958年 9月启动，到1959年9月底《史记》点校本出版，一年时间中，它见证了《史记》点校的峥嵘岁月。

顾颉刚最希望一生能整理成三部书：尚书、左传和史记。《史记》的研读，始于他的青年时代。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做了整理版史记的第一个白话文版，写下了校勘记。新中国成立后，顾先生来京，于1954年至1958年做了《史记》点校。

1954年，8月22号进京的顾颉刚，9月1号就来到东总布胡同10号的中华书局，谈他的古籍整理计划。10月5号上午，他冒雨到历史所，写《史记》的整理计划，下午重抄史记计划。计划书上，盖着先生的签章。那份计划，后来存入中华书局的档案，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顾颉刚的日记，留下了更多的内容。当年，顾颉刚的工作非常多，生活也很艰辛。日记里所载“今天到古籍社，实欲乞米，而艰于出口，明日当与调孚言之”……可窥见其生活拮据之一斑，让人读来心酸。

顾颉刚在给中华，科学出版社的信件里不断提到自己的理想方案，第一步出标点本的金陵书局本，第二步出史记三家注校证本，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本。但是最后做出来的只有一个点校本。当年顾颉刚与科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签的《史记》点校合同，还保存在中华书局的档案里。但先生人已经走远。

谈到点校本《史记》，还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宋云彬。早年他在上海开明书店，是知名的进步民主人士。1949年后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于是，他重操旧业，准备把后半生投入《史记》整理，做史记的集注本。1958年9月13号《史记》点校启动，他就在那一天奉调进京。9月15号，他到中华书局上班，开始做二十四史中首先点校的《史记》的编辑。

宋云彬到北京之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责任编辑《史记》点校本。他在日记包括档案里面，对史记的加工情况，每天如何工作都有详细的记录。

准备去中华前，他写信给自己的老同事，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古籍办主任的金灿然：我过去犯了重大罪行，现在党还给我这样一个适当的工作岗位，让我在具体的工作中改造自己……

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明天必须出钢两吨。我被编入了后勤第八组。散会之后回家吃饭，饭后就参加劈柴，晚上10点30回家……

这些文字再现的情景，令人感慨万千。

戴着“右派”帽子从杭州到北京做《史记》点校工作的宋云彬，背负着怎样的双重压力，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伴随着《史记》点校的整个过程，思想改造的重负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他的很多材料我们看得很痛心，一个人在思想负担这么重的情况下，不但要工作还要不但检讨自己，有的时候非常苛刻的挖掘自己心灵深处到底有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到底是不是有名利思想？我瞧不起别人？……他用蝇头小楷，写下了大量的工作汇报，一个月就要写一次。在1959年1月5日写的一个月来的学习思想工作汇报中，他说，我来3个月心情一直是愉快的，工作劲头也相当大，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来加速自己的改造。希望党和群众严厉地监督我，鞭策我……宋云彬先生非常想摘掉‘右派’的帽子，第一批中央宣布‘右派’摘帽子时，没有宋云彬，他非常的失望，就写了更长更长的思想报告。”苛责自己唯恐不深，让后来读到这些档案与日记的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心痛不已。

此次修订本署名时，原点校者署了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的名字。《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复杂，会合了史记三家注校证，史记三家注点校本的成果。经过贺次君的初点，顾颉刚先生的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的通读，最终形成了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的点校本。点校本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史记》点校本作为二十四史第一部现代整理本的成书过程，也真实反映出1950年代中国政治和学术出版的生态环境。

一份刚刚上交的答卷

2006年专家论证会。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的文献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受历史和资料的局限，也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留下了遗憾。其面世后的30年间，考古发现中出土文献不断涌现，为修订工作提供了许多原始的材料；一些传世文献的公布和整体研究，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史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各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大量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对一些史书中的记述有所厘正；中华书局也有意识有计划地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点校整理本的意见和建议。而且，从事这项繁重的古籍整理出版任务的老专家日益减少，抢救性地利用发挥老专家老学者的经验和智慧，培养古籍整理学术梯队变得十分迫切。

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成为时代的课题在21世纪之初被重新提起。《史记》点校本修订首当其冲。从点校本到修订本，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这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史记》。《史记》校理，号为繁难，版本众多，史料复杂，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远非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此次，承担《史记》修订本任务的，是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团队，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人组成的学术群体。

修订中，修订者覆校了原点校本与底本金陵书局本，摸清了原点校本与底本的关系；逐条梳理了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基本弄清了金陵本的版本形成过程，同时也对原点校本的校改有了独立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系统参考了张照《殿本史记考证》、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相关资料；梳理了《史记》的版本系统，确定了北宋景祐监本、南宋绍兴本、南宋黄善夫本、明汲古阁《索隐》单刻本、清武英殿本等5个通校本，南宋耿秉本、元代彭寅翁本、明代柯维熊本、明代凌稚隆本、日本泷川资言《会注考证》本等5个参校本。通校本中，北宋景祐监本现藏台湾、被誉为“世间乙部第一善本”，黄善夫本是现藏日本的存世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南宋绍兴本是现存最早的《史记集解》残本杏雨本的南宋覆刻本。此外，修订者还尽可能地搜求到日本、法国所藏六朝钞本、唐钞本、敦煌写本10余种。修订中，对通校本、参校本做了通校。底本通校则达三遍。在版本对校之外，在充分利用本校、他校等手段的同时，还将《史记》与《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书》等书相关的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比对，对三家注引书也作了较为全面的核对。

此番《史记》校勘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在校勘记撰写过程中，修订者重点参考了钱大昕、梁玉绳、王念孙、张文虎、张元济、王叔岷、施之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等人的成果。对原点校本出版以后发表的有关《史记》校勘的单篇文章也作了汇总吸收。最终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处理文字涉及约3700字（增1693字，改1241字，删492字，移298字），改正原点校本排印错误300多处。

修订对原点校本标点作了全面梳理甄别，改订标点约6000处。

从保存文献和方便读者出发，修订本将《补史记条例》据他本补入相应篇目，将《补史记序》和《三皇本纪》作为附录收录，方便阅读参考。

《史记》修订本引出话题连连

借二十四史修订，培养一批古籍整理人才，促动相关成果的发表，迎接古籍整理一个新的繁荣期的到来，是中华书局及古籍整理学界的一个期待。

得知《史记》修订本面世，修订工程学术顾问，今年九十六岁的饶宗颐先生题词祝贺：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说：这项工作受益的人太多了。全中国、全世界都受益。以前的那些重要的版本都被吸收到修订本里面来了。这个项目应该说是中华书局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项目，为将来中国的出版史写下了一页。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这部新版《史记》代表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相信，新版《史记》是一个可靠的信号，指示我们：修订本二十四史全部完成之后必将取代原本，在二十一世纪通行全世界。

历史学家蔡美彪在看了《史记》修订版的部分内容后说，我翻了一两本，觉得比过去有很大提高。但是也还有一些值得商量的不妥当的地方。这个事情无尽无休，再修改也会有遗漏。他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吃苦”。

编审程毅中认为，这次的修订花了比较大的力气，可以说做了很大的努力，已经达到了目前来说最高的水平。

已经读烂了两部《史记》点校本的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认为，“《史记》点校本重新修订是必要的。今天的修订本总体上在原来顾颉刚先生他们点校的基础上又有进步，应该说更好一些，更清晰一点，不论是分段还是标点。同时在校勘方面，参考的本子比顾先生那个时候注意到的本子更多一点，校勘的面更广一些，从正文和三家注文字来看，可能更可靠一些，这是我对《史记》的点校本前期和后来的修订本一个总体印象。”

10月15日，中华书局收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先生致信，信中说，打开书，即发现纸张、印刷和编排都极见用心，令人赏心悦目。相较于先前的“二十五史”点校本，今天的成果无疑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华书局在前所未有的条件下，再接再厉，勇敢承担起属于“盛世”可有的工程，调动空前庞大的人力和资金，检讨缺失，慢工细作，完全以出版一套“定本”为目标，理想宏远，志气可嘉。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珍藏的北宋景佑监本，曾对书局校订《史记》的工作有所贡献，令人欣慰。

冯其庸先生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在贺信中说，书局所出点校本《二十四史》，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一部权威性典籍。我读研究生时候曾购置一套，因阅读方便，校勘严密，就一直不能离身。其标准地位在四部书中无与伦比，几乎相当于佛经中《大正藏》。为精益求精，书局与学界同仁发愿修订，历时数年，工程颇大。据悉，此次新版在标点和校勘等方面更为准确、全面、精当。我殷切盼望全书早日出齐，以裨益于广大读者与中外学界。

《史记》修订本终于摆在人们面前，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

安平秋认为，现在古籍整理的书出得不少，有影印的，有标点的，还有注释的，翻译的，量不少了，提高质量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出一些精校本，比较有质量的标点本，十分重要。中华书局做二十四史修订，树立了一个典范，一个榜样。各个出版社在组织古籍整理的选题时，或者说若干个基金会在组织古籍整理项目时，要考虑提高古籍整理质量这一问题，特别是点校的质量，要做精校本、精致的标点本，或者是加注本、翻译本。

此外，就是要重视海外的古籍版本的参照。这次《史记》的点校是用了许多好的本子，但像日本杏雨书屋北宋刻本没能参照，十分可惜。古籍整理中，国外的珍贵版本不容忽视。

赵生群教授在做《史记》点校中带出一个学术团队，团队中有年轻的学者、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这种方式得到安平秋的关注。他说，我们讲在实战中锻炼人才，培养人才。像古籍整理的知识，不光是在课本上、课堂上来学习，还要有实践，你只有自己点校了，才知道它的准确和不准确。实战之中确实能够出人才。

安平秋认为，高校对古籍整理的评价体系需要改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评价重视论文，重视论著，不太重视古籍整理成果，其实，讲学识如何观点书，是有道理的。这是做学问的基础，评价应该注意更基本的东西，古籍点校是中国文化基础性学科，也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应该给它应有的地位和评价。

“我们的工作是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做的。”1958年《史记》点校本启动时，中华书局负责此次修订的徐俊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2005年，中华书局开始做“二十四史”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准备，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徐俊参与其中。“二十四史”当年的点校档案，为徐俊和像他一样的后来人，展示了 “二十四史”第一次点校时的情景，在倾心研读中，徐俊和同事们渐渐从中觅得了来时之路与今后的方向。面对大家的成果，心中压力自在；但站在前辈的肩上，责任更迫切。

如今，一部《史记》修订本已经呈现在读者面前，参与修订的每一个人，如同刚刚交卷的考生，正期待着读者反馈回来的评价。

在他们的心中，忐忑胜于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