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 川

如同一尾鱼无法辨别天空与水的分界，我常常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游走。

当我走下月台，横穿铁路时，一辆货物列车呼啸而过，脚下的枕木震颤不已。我突然觉得这一切是如此熟悉，恍然意识到这是梦里的一个场景。也许那个白胡子老外说得对，梦之所以被我们记住，是因为它被现实强化了。我听到这话是在小崔主持的节目中。小崔说，那一期节目让大家温习了英语。当然我也温习了英语，我的英语还算不错，这使我得以在工作十年之后考取研究生。

公交车在一阵晕头转向之后，转入一段平缓而蜿蜒的山路。我又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幻觉——我来过这里。弯曲的水泥小路，一字排开的店铺，这应当是一所大学的校门。可是记忆却和我开了玩笑，我记得大门应当朝南，这却是一个北门。

公共汽车缓缓地停在大门外，晕头胀脑的车门呕吐出一个又一个或胖或瘦的身体，而新的带着寒意的身体又从前门拥进来。我匆忙地逃出这个移动的铁屋。肠鸣暗暗响起，如同饥饿的小兽，我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早饭。包子，耀眼的白，在笼屉里卧着，一块钱两个。女人接了钱，抛进罐中，一声压抑的脆响。阳光正斜斜地照过来，上午十点的阳光如同早临的黄昏。公交车轰隆隆驶过，街面如抽干的河道，填满清新而陈腐的寂寞。小吃店的伙计慵懒地翻动铁铲，一块煎饼辗转反侧，如不眠的古人。

我从铁栏杆里闪过去，并怯怯地窥视。门卫室正张开大口。一条短短的街道，点心屋与水果摊，还有只要35元的优盘。过往的行人都带着陌生的揶揄表情，仿佛我是穿越时空隧道的来访者，我的到来只是偶然中的一个偶然。

远山遮蔽了北方的天空，可是寒风却无处不在。我疑心自己是一部古装戏的主角，此刻的情节是一个中原人初到蛮夷之地。

黑的发，白的脸，奇异的帽子和宽大的衣服——她们发出怪异的笑，吃吃的如山风在冬夜发出的叹息。阳光苍白，高高的楼撒下一片阴冷。合围的银杏树已扎上绷带，如前线归来的老兵。这样的季节，却还有花，殷红如残阳，在冬青的外围正迤逦开过去，且点点滴滴溅落在地上。

巨大的横幅在道路上空飘动，如鼓风的帆。开水房边泊着许多花花绿绿的水瓶，自动取款机伸出长长的舌头，一个女孩隐在蓝色的玻璃幕后。

在一个夜晚的行程之后，我终于到达目的地。朋友老卢和校园招聘会让我的此行染上一抹温暖与期待。此外，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南方女子，她曾在唐诗宋词里叩响我的心扉，曾经在我激情满怀的青春岁月里承载过我有关江南的全部梦想，我知道，此刻她也生活在这个五十万人的城市。我幻想能与她不期而遇。可是，有风在巷口盘旋升腾，我分明感到一丝难以排遣的冰冷直刺肌骨。我无法预料这个冬天会有怎样的寒冷与冰霜，我只知道寒冬里水与陆地通过冰相连，如同一颗心与另一颗心，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

两天前，我托人给老卢留话，可是他至今毫无音讯。这个老卢！我在心里暗暗地埋怨。我想起去年夏天他曾给我留下的手机号码，那是学校给每个新生专门配备的。可是，我发短信过去，他却没回。

我再一次急切地拨老卢的电话，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人接。我的判断是，要么老卢不在，要么他在漫游，不肯接。我第三次拨过去。终于有了回应。小鼠将尖尖的脑袋机警地探出洞口——迟疑的女声如蜗牛的触角软软地递来，带来扑面的杏花春雨。她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十几年前的月光柔柔地照进我的心扉。我立即意识到此人肯定与老卢无关，就像老棉袄与西装无关。果然，女人很抱歉地否认，仿佛打错电话的不是我。女孩柔柔的声音激发了我倾诉的冲动，可是电话却被无情地挂断。

我在想，她一定有蓝色的眸子，有亮晶晶的猫一般的眼神和白皙的肉感的肌肤，如水乡的水墨画有甜而不腻的质感。老卢哪有这样的艳福，他比我老而且老实。老卢在我的眼里如家织的老棉布，粗糙而温暖。

羽毛相同的鸟儿喜欢飞在一处，我与老卢成为朋友并不仅仅因为一同参加自考，我们都是来自乡村的读书人。我们一样的诚实、淳朴，喜好读书而耽于幻想。一句话，我们是两个穷书生。

我与老卢参加英语自考的听力口语考试回来时，妻毫无顾忌地腆着大肚子，到车站去接我。我与老卢到省城学习半月未归，在那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时常的牵挂。我无法预知它的样子与性别，只是心中充满温暖而奇异的相思。它自然也不会知道，在母腹之外，自己的爸爸正在几百里之外的地方，努力获取一纸无用的文凭。

老卢不会这样想，他单纯如田埂上露着青头的红薯。他那时正开了一爿小店，做打字复印，兼营一次性打火机。他甚至吹嘘可以毫不费力地制作假证，可是他胆子小，不敢冒险。他常常一边工作，一边打开电脑播放英语。想想看，一个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竟然还学英语，这是多么奋进有为的青年。老卢常常被这样的想法激动着。

我们住在省立大学的研究生楼，想不到这一住还真和研究生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俩都是1990年代初的中专生，不同的是，老卢读的是高中中专，而我却是初中毕业考取的。老卢毕业后分配到市造纸厂。他的许多工友闪电般的结婚，这让老卢很是羡慕了一阵，可他只是个临渊羡鱼者。他的确不具备让女人喜欢的条件，瘦高而孱弱，热情而没有心计，让人误以为除了爹妈给的大嗓门，此外别无长处。按例他是干部身份，可是企业认岗位不认文凭，干工人的活，自然是工人。不久，老卢对工友的羡慕转为庆幸——纸厂破产，工友们又闪电般的离婚，这让老卢多少有一丝安慰。那些工友的妻子，老卢不明白，她们怎么能如此咒骂自己的丈夫。不知是否这事在他的心里投下阴影，多年来他一直单身。老卢从厂里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拿到了下岗证，凭着这个下岗证，他可以再就业，并享受税费上的优惠。此外，还有每月一百多元的下岗补贴，不过因为厂里暂时没钱，欠款后补。

老卢的父母早逝。他下岗之时，他的大哥博士毕业刚刚出国，生活也正艰难，知道他的遭遇，给他寄了一点钱，让他开个小店谋生，并写了一封人生不易兄弟珍重的信。

我没见过老卢的哥哥，但是，从老卢的长相，我大致可以推断，他哥一定也是瘦瘦的个子，大大的耳廓，头型是那种扁平的乡下人俗称的麻篮头。

有一天，我到老卢三弟的福彩店去。老卢打开电脑，让我看他哥从美国通过电子邮箱发来的照片。可惜当时网速很慢，过了十几分钟，照片还没传过来。我有事走了，无缘一睹他哥的尊容。老卢的弟弟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已经结了婚，娶了个能干的女人，租门面开了个福彩店，兼营打字复印、广告制作和公用电话。我问他生意如何，他说一年不如一年，手机多了，公用电话的生意就差。

老卢比他的三弟要老实，可能多读了书，便更显得文气，身体也更显单薄。老卢说话又快又响，这个优势在下岗后竟然也得到发挥。他在当地的一所私立中学教了半年书，并教上了瘾，可是那所学校后来招生困难，将他辞退了。

老卢对我说，他恨透了企业，老卢说的企业，可能不只是他的造纸厂。他们厂没有倒闭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一些工友被机器切去手指、切断手臂。那血淋淋的场面吓破了他的胆，他发誓以后再也不进企业。农村老家虽有二亩薄田，可是他却无力耕种。他羡慕我的身体，照他的理解，五短身材就等于壮劳力。可是，我自然也不能去种地，这倒不是力气问题，这牵涉到脸面。

老卢大骂企业的时候，他已经下岗了。但是，我看他的样子，并没有下岗后的悲哀，他反而很快乐，这让我几乎疑心他的智商。而我工作的单位也正经历改革，正如人们所说，我们注定是国企改革的牺牲品。

我由技术部门被下调到服务部门，成为一个干体力活的工人。我的父亲，一个对知识分子与所有的官员充满了敬畏之情的农民，对人说起我的时候，几乎不敢抬头。当年考取中专的荣耀而今在父亲的心里如梦一般缥缈虚幻。文化人干体力活，在他看来是件很丢脸的事。他不知道什么是国企改革，更不知道他的儿子如汪洋里的一条船。他心中的世界是缓慢的，甚至不变的。但他以一个农民的智慧觉察出我的处境不妙。此后，我有三个月开不出工资。一个拿不到工资的男人与一只被阉割了的种猪，或者一个失了声的公鸡有什么两样吗？像一个保守的女人偶然失身一般，我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幽怨。

老卢大骂企业的时候，我还没有体味到这种痛苦，否则我也会加入大骂者的行列。老卢说他的愿望是做一名公办教师，能安心教书，按月拿钱。所以，在他还没有拿到专科毕业证书时，就迫不及待地报考江南师范大学的英语教育自考本科。

老卢似乎对教书充满了信心，他说任何一门课不要三天，他都能教得顺手。老卢吹牛的时候，嘴角就咧开来，笑容从嘴角漾到眼睛上，额上便挤出细细的纹路。

在省立大学，我与老卢都住五楼，与本校的研究生为邻。每到夕阳西下，隔壁的研究生就三五成群，抱了篮球出去。有一天，我们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我们猜想，这定是哪位研究生的妻儿，我们都羡慕不已。不过，我与老卢羡慕的内容不同，我羡慕人家的高学历。老卢不光羡慕这些，还艳羡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

每个宿舍有四张床，分上下铺，我与老卢去得晚，只得睡上铺。但是上铺很高，我睡的那张床又倾斜得厉害，我总担心身体会滚下来，夜里迟迟不敢入睡。可是老卢却睡得快，头挨上枕头，就扯起鼾，且夹杂着呓语与磨牙声。我被这声音弄得很烦，第二天向他说了，他一脸歉疚，说一定改，可是到了晚上入睡，仍然自由放任如初。

天刚亮，我们就都起了床，夹了英语书，去教学楼前的小山坡上朗读。读书的学生很多，老卢的声音尤其洪亮，他个子又高，站在山头上，仿佛一只精力充沛而善于表现的公鸡，可是，由于缺乏专业训练，他发音不准，这便引来一些窃笑，而他却浑然不觉。

吃了早饭，我们去上课，老卢左手托着一个小小的随身听，如拈花微笑的高僧一般，且听且行。他的随身听质量很差，是小店里的便宜货，功能却多，能自动倒带，还自带音箱。这样的东西加上我们买来的劣质磁带，简直是绝配，音箱里就像二月二炒黄豆，噼里啪啦地爆响。

为了“炒黄豆”不影响别人，老卢就套上劣质耳机。听英语本来就乏人，而劣质耳机与糟糕的磁带尤其害人，老卢常常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

我们参加考试的那晚，因为天气骤变，没有多带衣服，我冻得喉咙发炎，便随身带了急支糖浆，像救火一样，不时地拧开瓶盖，往喉咙里灌进一点。老卢比我耐寒，他竟然没事。临考前，他说要先用英语向监考老师问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做到了。考试结束后，我们沿着半明半暗的校园逛了很久，对这个并不美丽的大学竟生出一丝留恋。我们逛到很晚才回去。两个小伙子还没有睡，江南小白脸提议，我们将来都可以考研。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很激动，仿佛人生一下子有了别样的希望。

老卢给每个人留了电话，他倒不是特别喜欢热闹的人。我想他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刚才的提议。

第二天，老卢遭遇了意外的打击。我们准备回家，出门时，老卢突然在小吃部前停下来，想买只鸭蛋，随后又恍然大悟，忙不迭地对着地上吐唾沫，埋怨自己做错了事——刚考完试，怎么能吃鸭蛋呢？

没想到，那个鸭蛋果然灵验，这次考试老卢的口语与听力都没能通过，而我的两门课竟然全部pass。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见到老卢。

单位发不出工资，人心思动，我到了一家做防盗器材的商店兼职做销售员。因为要做一个横幅，我到他弟弟的店里去。碰到老卢，他说已经通过了口语与听力考试，只是本科段的二外有难度，以他的年龄可以不必考“二外”，但是必须额外多修几门课。老卢这时正志得意满，他还剩三门课就可以拿到本科文凭了。我说，即使拿了本科文凭也未必能进公立中学，但老卢却一点不担心。

我在他弟弟店里复印了一些材料，老卢示意他弟弟不必收钱。然而，做横幅却收了钱，他弟弟一再解释说，托别人做的，不然也可以免费的。我很感激地付了钱。可是那个横幅只挂了一夜，第二天就被城管撤去。而我兼职的业务，也没有做成一笔生意。

有年冬天，我骑的电瓶车在老卢的租屋附近出了问题，我便把车子推到他弟弟的店里去，却没有见到老卢，他弟弟说，老卢去了南方教书。我想，老卢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半，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只教授农民工的子女，可是毕竟每月也可以收入六百块钱，学校还包吃住，重要的是老卢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这样的好事，不是熟人介绍，恐怕也很难找。

我读研的事，老卢不知是如何知道的。他从南方打电话过来，声音又响又扎，刺着我的耳膜。橘生北为枳，可是枳长于南仍然是枳，南方的湿润气候似乎不能改造他。他兴奋地说自己已经通过本科所有科目，现在正准备考研。我劝他快四十的人了，抓紧谈恋爱结婚要紧，还考什么研。老卢很快活地笑起来，说不急不急，等稳定下来再说。

老卢告诉我，南方的小白脸而今在地税部门工作，听说已经做了小领导，日子过得很滋润。

因为上学不在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与老卢失去了联系，他不打电话来，而我也想不起有什么事找他。

就业的阴影如同无常鬼使我无法安心。我的几个同学，已经一改初来时的奋进与昂扬，都沉浸在无边的焦灼与空虚中。小A前脚跨出一所重点中学的大门，后脚再也无能跨回去。小B则研读文王八卦，说找不到工作干脆做算命先生。失望与焦虑如同秋雾在每个人心里弥漫。

去年五月，老卢突然又打电话过来，说他通过了考研的复试。他读的是社会科学，方向是社会政策与社会发展。我们相约在市政府旁边的广场谈天，他的小侄子跟着他，小家伙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

老卢神秘地说，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我以为他中了大奖，谁知他们造纸厂的土地被卖掉了，大概卖一千多万，厂里还了外债，他们的下岗补贴也有了着落，老卢分到了三万多块钱。他谦卑而兴奋的脸上有着压抑不住的窃喜，那种暴发户式的谨慎与满足很让我不爽。而我那时正经历着幻灭的悲哀与莫名的焦虑，家庭经济也正陷入困境。因为前一日与老婆闹了别扭，我此刻眼睛浮肿，神情疲惫。相比之下，老卢倒是意气风发。他关切地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说我的状态大不如前。

我告诉他读研自然是好事，可是，年龄太大也不好就业。第一学历、年龄都会成为就业的大碍。他不以为然，说以他所学的专业应该分配在政府部门。贪官多，就会有人下台，有人下台，就有人候补，他就有了机会。他的逻辑完全站不住脚，简直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因为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他首先得进入公务员队伍，可事实上，他的年龄已超过三十五岁。

不过，对他而言，读研总不失为一条光明的路。在多年的漂泊之后，他也总算有了自己的归宿。下岗补贴虽然不多，但是聊胜于无，毕竟是一个了断。即便厂里不发这笔钱，谁又能怎么样呢？即使没有这钱，太阳一样照转，各人的日子自然也还要过下去。这样看来，老卢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双喜临门。

他的小侄子已经不耐烦，扯着他要走，我们的谈话不得不结束。

临走的时候，老卢把他开学后将要使用的新号码给了我。但是毕业论文就业妻儿老小等等琐事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几乎忘了老卢的存在。

毕业临近，找工作的事迫在眉睫。报纸上说今年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我的恐慌也日甚一日，开始是观望，挑剔，可是，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妙，就拼命投简历，或者像演员赶场一般，奔走在各种形式的招聘会之间。而老卢就读的大学恰恰最近有一场师范类的专场，我这才又想起老卢来。

我跑到老卢弟弟的店铺去，却发现里面换了人。一个女人站在彩票机后面，正与一个看中奖号码的男人聊天。我问了一声，女人告诉我老卢他们搬走了，就在附近的鲜花店。

我到了新开张的鲜花店门口，推开厚厚的玻璃门。一间不大的店面，中间的玻璃架上放满绿色植物，地上散落着被剪下的枝叶。一对年轻的男女正在聊天，女孩长着北方人特有的宽大的脸。我认出这是老卢弟弟店里的老伙计，可她似乎对我没有任何印象，茫然地看着我。

她说老卢去了外地，老板娘也不在。我向她要老板的号码，她说老板出门没有带手机。现在的人出门有不带手机的吗？我觉得她在撒谎。她又说即使带了手机，也不能随随便便告诉一个陌生人。我苦笑了一下，知道解释无用。

女孩说老板娘晚上在店里，让我晚上再去。我抄下店门上的联系电话，晚上打电话过去，可是电话却一直没人接。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一趟花店，依然是女孩一个人在。她似乎已经跟老板娘说起过我，见我很急切，就拨通电话，让我自己跟她说。老板娘很审慎地盘问了我的住址，又详细地询问我与老卢的关系，她说她也寻不到老卢，不过，如果我愿意留下手机号码，她可以代为转告。

她说老卢和他弟弟都去了北京。我立即自作聪明地得出结论，一定是老卢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了。

她又说老卢大概十多天才能回来。我后来想，不知她说的是哪一个老卢。老卢的弟弟自然也是老卢。

我没有等到老卢的电话。我无望地一次次拨打老卢的号码。接电话的始终是一个女声，她说她在南方的S市。这使我迷惑不解，老卢的电话无论如何不该与S市有相联。难道是我拨错了？难道老卢给了我一个错误的号码？我实在不能明白。

联系不到老卢，我心里很失落，但我还是决定去找他。可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一栋楼。

林阴道上，有几个学生在做安全宣传，横幅上写满各种签名，上面的大字是“文明以心，健康以身，安全以行”。我觉得他们的标语有问题，难道文明比安全更重要吗？一个女孩递过来一支水笔，让我在横幅上签名。我问她法政学院的宿舍在哪。她说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篮球场左拐，就在那一带。他们住在桂苑。桂苑这个词让我想起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那时有折桂之说，而今住在这里的学生不都是高中的学子？老卢岂不是中举的范进吗？

到了篮球场，视野开阔许多，巨大的黛色的山影显露出来。

我走进宿舍的大门，一个男人正弯腰给自行车打气。我问他路，可是他伸手向里面指了一下，示意他不是门卫。我于是走到第二扇门，一个老头正专注地仰头看着电视，硝烟弥漫的战场，激战正酣。我重复了刚才的问话，老头向里努努嘴，示意这事他爱莫能助。我又走到第三个门，三个女人正黏在一处嘻嘻哈哈，见了我全然没有任何反应。直到我问了话，黯淡的四十多岁的瘦女人才走过来，掀开桌上的花名册，她说，如果你不知要找的人住几号楼，恐怕不好找。我说，如果我知道他住几号楼，我就直接去找他，不必劳你的大驾了。我说出两个关键词：法政学院，研究生。女人这时才舒展紧蹙的眉峰，喏，在后面。她指着最北边的一个院子。

我于是转了两个弯，又走了长长的路。四下无人，冷风吹面，楼房的巨大阴影如同一个阴谋，让人顿生寒意。奇怪的是楼上少有人住，只是阳台上却晾晒着衣服，长长的裤管在风中轻舞，如灵幡一般。

我终于走到了桂苑的最深处，路东有一排废弃的房子，几个工程人员在用仪器测量，大概要在这里建房或者修路。

一群学生告诉我，男生只住两栋楼，一号楼二号楼。

我想这下不难了，然而去了一号楼才知道，情形远非如此。我找不到门卫室或楼管处，楼东侧的几间房子全都锁了门，这些房屋没有窗户，我没有办法窥探里面是否有人。中间是空荡荡的大厅，陈列着积了尘土的自行车。我于是跑到二楼去。楼道里一片死寂，只有一间宿舍亮着灯。我过去敲门，一个瘦瘦的很幼稚的面孔在门缝里闪现，他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一律回答不知道。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楼管在哪，他说，在楼下。

我转了两圈，无功而返。

二号楼在最北边，这里幽静如深闺。两个男生正俯仰着打乒乓球，他们对我说，你找楼管。我问楼管在哪，他们说在一楼。我问是哪间屋，一楼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他们说，关了门说明人不在。

我于是上了二楼，在楼道里遇见一群模样很老成的人。他们不知道这里是否有政法学院的宿舍。在二楼又遇到两个年轻男生，他们大概是这里最有水平的，会用排除法。一个学生说，二楼肯定不是，四楼是数计学院，看来只有三楼与五楼可能，你仔细找找。我想这也许是对我最有用的信息。

我跑到三楼去，楼道里阴暗幽静，阳光被挤在窗外。这里荒凉静穆如墓园。我亮着嗓子喊了一声，老卢。没有人应声。最西侧的一扇门无声地开了。白色的光立即在地上戳出一个伤口。我欣喜地过去，看见老卢正端坐在书桌边。突然见到老卢，我很意外。我一边放下手中的行李，一边大声问他，你不是去了北京吗？你弟媳说你去了北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老卢端坐着没有动，他苍白的脸和瘦削的身子使我疑心他病了。他说昨天刚回来，他说话的声音没有以前响亮，仿佛被过滤掉了高频的部分。我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病，只是累。

累，我接着说，从七岁读书，读到近四十岁，可是等我们读到高学历，又因为不再年轻而被拒绝。不仅累，而且可悲。老卢，现在读书真是没劲。听说研究生进中学都困难，有的中学要博士哎，你说，一个中学要博士干什么呢，做花瓶吗？

奇怪的是老卢沉默着，他对于这样的新闻竟然无动于衷，枯井般的眼神里闪着寂灭的光，仿佛被水雾所笼罩的山洞。他虽然比我迟一年毕业，可是他的情况不会比我更好，只会更糟。我怕现实会打击他读书的信心，毕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他此时的状态恐怕难以承受就业无望的现实。我于是鼓励他，老卢，你的机会多得很，你毕业的时候形势会有好转。你想，你有本科学历，又没有结婚，这些都是优势，再怎么着也能找个体面的工作。老卢定定地看着我，眼中有攫取的光一闪，他问，真的吗？你说的会是真的吗？我本想说，也说不定，恐怕是一年不如一年。可是话到口边，我又改了口，我不忍心让他眼睛里的一点余火瞬间熄灭。毕竟这是他奋斗多年的愿望，毕竟他有着比我更高的期许。我怎么可以对一个无助的人进行致命的一击？于是我安慰他，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我想老卢会高兴起来，但是，他却分明叹了一口气，一种很轻很弱的叹息，仿佛从地下慢慢溢出来。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真不该到那里去……

我一下子惶惑起来。我想他一定遇到了什么大的难题，以他的性格，绝不至于悲观消沉到如此地步。工厂倒闭、下岗、考试吃了鸭蛋，都没见他叹过气，可是，他怎么变得如此脆弱呢？

我努力想把他拉出这种低落的情绪。我的肚子却不合时宜地爆出一阵肠鸣。我的确饿了。刚才吃下的三个包子，并没有使我的胃得到满足。

我提议去吃饭。老卢才终于从深思中清醒过来。他说北门外有家饺子馆，很不错的。迎客饺子送客面，老卢还真是有心人。

老卢缓缓地起身，慢慢地从桌子边移过来，阔大的裤管在细腿外来回地荡着——他比以前更瘦更弱，也不如以前开朗了。

苦读、熬夜、营养不良，读书可真苦了他。他不比我，每月可回去与家人团聚，家中还有知冷知热的妻子。可他如今尚没有女友。可怜的人，我竟然有些心疼他。

老卢无声而缓慢地走着，他的沉默影响到我，我几乎后悔不该来找他。也许我的到来给他添了麻烦，也许他不愿有人扰乱他宁静的生活。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校门口。招聘会的指示牌已经挂好，地点就在体育馆内。我问老卢明天是否愿意看看招聘会的情况，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老卢不置可否地说，到时再说吧。我猜想他大概不会去的。这与以前的老卢是多么不同啊，一年前的他意气风发，仿佛登上了人生的快艇，谁能想到如今竟颓唐到这个地步。也许读研的经历使他清醒，也许他缺少面对现实的勇气。总之，读研是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但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在西边角落的饭店前停下来。老板娘是个很胖的女人，她用一种很滞涩的口音招呼我们坐下。但我分明看见她的眼光中有几分怪异，欢喜中夹杂着痛恨，仿佛我们是政府悬赏的通缉犯。难道饭店也要求第一学历本科吗？想到这，我的心情坏起来，甚而想走开去，只是老卢已经陷在塑料椅子里，我不好拔腿出去。毕竟，客随主便，我不能让老卢太难堪。

我们要了两份水饺。老卢没让我喝酒，我自然也不愿意喝。可是，不愿喝是我的事，没有要酒是他的事。我于是觉得老卢不厚道，对他生出几许怜悯——他怎么能木然到如此地步。

我不想露出我的不满，就匆匆地吃饭，水饺很小，我几乎没有吃出味道。老卢却吃得很慢，他似乎不怎么饿，仿佛只是为了陪我，或者只是应景。这使我很不愉快，我有些生老卢的气。

我吃完后，抢先结了账。老卢似乎想起身，他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但我的动作很快，这使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愉快。老板娘接钱后就不再理我们。我对老卢说要去招聘会现场看看就先走了。

招聘会场有三处，体育馆两处，另一处安排在教学楼。几个学生在看招聘单位信息与场馆安排。一个与我一般老成的男子正在自言自语，没什么好学校，他说。我问他是否来应聘，他没有作答，我于是有些鄙夷他，居然还敢讲这种话，有学校进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

为了迟一点回宿舍，避免难堪的沉默。我一个人在外面盘桓了许久。我出了校门，向北面的山脚走。远山已经融进夜色，辨不出轮廓。天上闪着几颗疏星。汽车发出很大的声响，掩盖了市声。

学校后面是一个村落，一座大桥将二者连在一起。桥下是黑漆漆的公路，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桥身发出惊悸的震颤。桥的南岸长满密密的夹竹桃，北岸有一棵高大的枫杨，树干高大，又极怪异，仿佛有邪祟。树丛里有什么光闪烁，空气中弥漫着可怕的静寂。四顾无人，我的头发不觉间倒竖起来，连忙逃也似的跑回去。

宿舍里一片昏暗，我抬手去按墙上的开关。老卢说灯坏了。连灯都这么促狭，可见我不该来。我试探地问老卢，不如我到外面去住，床那么小，恐怕睡不下我们俩。我想，如果老卢不反对，或者勉强？我就去住旅馆，强似在这里受罪。不然，如果夜里休息不好，明天带着一脸的疲惫如何去参加应聘呢？

出乎我的意料，老卢却说没关系的，我们两人都瘦，凑和一晚也无所谓，况且外面也不大安全。

老卢点了一枝蜡烛，他大概要挑灯夜读。我因为坐了一天车，正困乏得厉害，洗漱之后，就早早睡下了。

我竟然睡得很好，因此，我不知道老卢何时入睡，我也没有听到老卢的呓语与磨牙声。

天蒙蒙亮，我早早醒来，却不见了老卢。我正纳闷，门却无声地开了，老卢幽幽地飘进来，带来一股初冬的寒气。

他一边叹气，一边搓手，说冷，好冷。我以为他晨练去了。一夜的好睡让我忘了昨天的不快，我愉快地对老卢说，你昨晚没有说梦话，也没有磨牙。

我想老卢应该会做点解释，可他却幽幽地说：我不该去……那么黑……不去就好了……老卢语无伦次，仿佛中了邪一般。

我说，老卢，这么冷，不去锻练也好，去了就不必后悔。人生只能往前走，如同我们当初读研，谁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我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补充道，不过读了总比不读的好。可是老卢的眼光仍然定定的，一副失神的样子。

招聘会八点开始。我早早收拾好行李，和老卢告别后就走了。临走时，我又与老卢核对了他的手机号码，不错的，与他以前告诉我的一样。我想起接电话的总是一个南方女孩。可是时间紧迫，因为怕迟到，我就没有仔细询问其中的因由。我只告诉他等招聘会结束再与他联系。

七点半钟我赶到招聘会场。体育馆前已经排出长长的队伍。几名保安在大声地维持秩序。有招聘单位的人拿着展示牌进进出出。我百无聊赖地打开MP3，想听听下载的英语节目。可是，四周嘈杂的人声却让我无法安心。草地上的霜花还没有化尽，草叶被塑成一柄柄小小的剑。近旁的刺槐树皮皴裂，枝头缀着铁红的荚，仿佛锈了一般。那棵移栽的银杏树被六根粗毛竹扶着，如垂暮的老人。

终于，人群开始向体育馆拥进，仿佛黏稠的浆，在力的作用下缓缓地流动。

招聘的单位大多是中学，也有几个英语培训机构。重点中学的招聘席前挤满年轻的面孔，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很不屑地解释着什么。他们的招聘广告上写着：本地生源，应届本科，或者第一学历全日制师范类本科。我从一个个招聘席前移过去。有一个展板上没有写这些，我忙递简历过去，一个瘦高个子的男人很大声地问我，你工作过吗？我说，是的。他无声地将简历退还我。

我差点受到一所省重点中学的青睐，那个教务主任很诚恳地问我，妻子做什么工作，我很自豪地回答，教师。他说，你爱人的工作不好解决，要面临两地分居。我说，没关系的，可以克服，然而他并没有给我克服的机会。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我总共投出了两份简历。招聘人员已经开始吃工作餐，饭菜的香味直钻进人的鼻孔。我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情决定投出最后一份简历。在最末一个招聘席上，两个女人正在吃盒饭。我像推销员一样过去打招呼，她们正吃得香，不置可否地看着我。其中的一个胖子毫不掩饰地拒绝了我。她没有看我的简历，却以一个女人的直觉判断出我的年龄很不合适。

英雄往往被细节打败。这最后的经历破坏了我的心情。出了门，我想起应该给老卢打个电话。电话通了，我用极简练的语言描述了上午的经过。我说，老卢，情况糟糕得很，我们这样的，年龄太大，第一学历不是本科，而且又有工作经历，没单位要。你是下岗工人，恐怕还要糟。

我一肚子怨气无处发，对着话筒愤愤地发着牢骚。不知什么时候，电话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这家伙，竟然挂我的电话。我按了重拨键，可是电话再也打不通了。回想起老卢这两天的情况，我有些不安。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于是又跑到老卢的宿舍去，可是门却紧关着——也许他出门了。我想应该和隔壁的同学说一声再走，不辞而别总不大好。我敲了敲隔壁的门，一个中等个子的小伙子开了门，疑惑地看着我。我问他老卢去了哪里，请他转答我的辞别。可是小伙子却惊诧地瞪着我，半天没有反应。我疑心他不认识老卢。他却反问我有多长时间没与老卢联系了？我说昨晚我还住在他宿舍里，早晨还在一起。他突然惊恐不安起来，眼珠在眼眶里膨胀以致变形，仿佛遇到外星人。

稍停一会儿，他用异乎寻常的平静的语调对我说，老卢去世已经快一年了。

这次轮到我惊慌不安了。怎么可能？不可能？昨天……

男生说，你知道，他一个人住，出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一天没去上课，我们也没在意。研究生上课，你也知道的，缺课是很平常的，可是他老是不来上课，我们就去找，结果才知道出事了。

是怎样的情况呢？

情况很复杂。我们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事情就不好处理了。估计，他一个人，天很黑，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真是……有车撞了他……

他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只是一个同学打球扭伤了脚。可是，我的心却狂跳不止。我看见老卢正躺在地上，山茶花开满山坡。

我怔怔地想着这些，却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风，把我重重地关在门外。楼道复陷入死寂的昏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