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艳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引 言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九国列强先后在天津强划居留地，设置租界，使天津成为国内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租界是列强在近代中国实施半殖民地统治的据点，也是各列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在中国的营地。因此，比起其他城市来天津在教育层面所受的外力影响较大，体现在初等教育上尤为明显。

关于租界内外国人创办的学校教育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段义全的《1840－1899年：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①段义全.1840－1899：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报：1994（4）.和陈振江的《传教士与晚清教育改革刍议》②陈振江.传教士与晩清教育改革刍议[J].南开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吴洪成的《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③吴洪成.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2）.和胡卫清的《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④胡卫清.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J].江苏社会科学，2000（4）.也都是探讨晚清的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以及西洋文明之关系的论述。顾长声的著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⑤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着重提到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定位问题，拓宽了中国近代教育研究的领域。这些研究都能从客观的角度直视历史，比如，胡卫清就指出传教士对晚清教育改革的诸多提案具有一定意义等等。这些关于清末民初的租界内学校教育的研究基本都围绕着教会学校这个框架。另外还有部分关于日本在华殖民主义教育的研究则大致局限于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和满洲国时期的东三省，而对日本在华租界内的学校教育言及甚少。

本文以天津日本租界的“日出学馆”（日本在津建立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唯一一所教育华人子弟的学校）为例，将对其设立背景、学制和教育内容进行详尽考察，从而揭示其在华进行奴化教育的殖民主义本质。

一、日出学馆的设立背景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历时4年，以清政府的溃败告终。这场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1858年，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签约地就在闻名遐迩的天津海光寺，日后海光寺被划为日租界，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大本营。1860年清政府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自此，天津被开为商埠，成为北京的外港。水运、手工业、盐业的蓬勃发展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对外开放港口。这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也促使西方列强加快了殖民的步伐，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利时九国先后在天津设置了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所谓“国中国”——租界。因此，比起其他城市来天津是较早接受西方文明渗透的城市之一，可以说天津的近代教育是在西方教育文化的刺激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欧美各国在天津建立的教会学校给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这场霸权纷争中，日本也加紧了脚步。1896年7月21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8年8月29日，根据上述条约，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又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租界设置后，作为同化政策的一环，殖民教育被摆在了首位。1900年日本建立了在津的第一所学校——日出学馆（今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这也是唯一一所教育华人子弟的学校。校址选在日租界的闸口（现在的辽北路）。

促使日本能迅速与欧洲列强为伍的是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逆袭则更加稳固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强国地位。而日本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步伐更是不落后于其他列强国。1903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与天津海关道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租界占地由最初的1667亩扩张为2 150亩[1]21，殖民野心暴露无遗。在中国五个日本租界中，天津日租界规模最大，相对而言发展也最繁荣。日本租界设立之初，天津在住的日本人寥寥无几，不过50人左右，与中国人混杂而居。自1902年起，来华日本人开始逐年增加，据1906年的统计，在日本租界居住的2 244户家庭中，日本侨民占539户，共1 769人，而中国人家则为1 705户，计8 295人[1]59－60。随着日租界半殖民体制的确立，面对人数众多的中国居民，教化日语人才、对尚未启智的孩童实施亲日奴化教育成为日本殖民者之首要急务。在这种背景下兴办的日出学馆，在初始即显露出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欧美租界内教会学校的“民办民营”性质相比，日出学馆的“官办官营”的军事色彩浓厚。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当时以保卫在华侨民为由向天津派遣驻军，统称驻屯军，也称天津军。司令部就设在前述的海光寺，司令官定为少将级。海光寺在历史上原本为天津知名的寺庙，建于康熙年间，原名普陀寺。1717年康熙皇帝来此巡幸，将其改名为海光寺，后来在八国联军的战火中庙宇尽毁。

日出学馆的创办者就是当时的驻屯军陆军宪兵队长、大尉隈元实道。他在开馆式辞中将学馆的兴建原委和创始初衷陈述如下：

夫教立而道行，道行而国治矣。教育之道，岂容易哉。

曩者，清国天津日本居留之地街窄人多，肩摩轂撃，不便于行军矣。于是乎，实道奉旨临此地开军道矣，盖完交通机关则所以进文明也，岂啻为军事耳哉。军道将竣，次而当起之急务，在设学堂。我日本兵强国当之基，亦实存于教育之普及而已矣。[2]1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日出学馆的兴建是“奉旨”而行。“设学堂”为“当起之急务”。文中虽一再强调此“急务”“岂啻为军事耳哉”，然而“我日本兵强国当之基，亦实存于教育之普及而已矣”一句就已表明日出学馆普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强国，这里的“国”不言而喻当指日本。1900年12月，经隈元实道提议，租借天津日租界白河河岸的怙佑祠，年租金120元，在此兴建学堂专门教授在日租界内居住的华人子弟，称日出学馆。关于校名的由来，《日出学馆记事》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日本推古天皇尝寄书于隋杨广帝，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云云，故取名，曰日出学馆。[2]3

附近一带的中国乡绅出资1 500元辅助。开学当时的学生人数有80余名，学校由驻军经营。隈元调任离津后，军参谋或队长交替担任校长。1906年5月，军参谋柚原完藏卸任校长（第三任）一职，同校教员、净土宗布教师峰旗良充继任校长，开始将其经营权移交给日租界的中国董事会，校名改为天津高等学堂。当时的学生人数为45名，只招收男生。1908年1月，净土宗开教使大木灵道做校长（第五任）时，设立了附属共立小学堂，居留民团每年出资1 200元补助金。民团认识到该校存在的特殊意义，为使其持续发展，补助金额也从1912年4月开始涨至1 860元。从1913年4月开始涨至3 000元。其后不断增额，1921年4月为5 500元。1923年4月为6 000元。到1925年4月已升至6 350元[3]。

在补助金额不断上涨的背后，有着各列强国以租界为据点竞相构建自国教育基盘、扩张自国势力、强化半殖民地统治的大背景。1908年《日本外交时报》曾刊载一篇题为《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的文章，文中指出：“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博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德国设德华学堂于北京，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全，远为官学所不及。其他各地，德教士若军人经营之大小学校所在都有。……，他日不幸，而落美、德之后，则日本于中国，必无得占势力之一日矣”[4]7。表露出日本唯恐在这场瓜分中国的盛宴中难分一杯羹的担忧。如前所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被迫与各列强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欧美各国被允许在中国通商传教，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学的特权。北京条约的签署使外国传教士在1860年以后开始进入天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各个教派利用租界的治外法权，在广泛进行传教的同时，纷纷设立教会学校。其教育目的和作用当然不仅限于单纯的宗教传播，而在于“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4]4。对于西方势力对教育领域的渗透，1925年的中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关于基督教育的议决案就明确指出：“外人之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情同市惠，迹近殖民，潜移默化，将至受日之教育者爱日，受英之教育者爱英；于美、于法、于德亦然。……，就外人在国内所设教育事业之内容考究之，主办人员，非多为宗教之宣传，即系有意于政治上之侵略，教育事业其附属品耳[4]7。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早已对列强国对教育主权的虎视眈眈存有戒心，无奈清政府昏庸无能，国力薄弱，只能任人宰割。在争夺中国的教育主权和阵地的问题上，日本朝野上下也早有“远见卓识”，不甘落后于欧美列强，在中国办学的潜在政治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除此之外，日出学馆的设立背后还有着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创办者隈元实道在《日出学馆记事》一书的序言中曾回顾到：“日出学馆为军道开辟之余波所及。露骨而言之，修军道至民房惨遭破坏，因此曾一时施米补偿。实道体会上旨，企及此千秋万代不朽之举”[2]1。由此看出，兴学的另一目的在于安抚民心，对军事施工殃民予以补偿，淡化当地住民对入侵者的仇恨。

在同序言中，虽然对于学校的创立，隈元实道解释为除“单纯记录依鞍兴学的历史和怀有留传千秋万代的远大希望之外，再别无主旨、无持论，唯将其视为传播文明思想的实学之地”，但同时，又对舆论表现出忡忡忧心，“担忧学校的创办明为民办、实为军事行动”之举在“列国环视”中会招致舆论非议，显得顾左右而言他、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依鞍”一词本身就已体现出了日出学馆兴建的军事背景。在其后的日本史料中，对于日出学馆的记载则更加明确和直接。在《天津志》一书中，对学校的兴建原委有如下记载。

（日出学馆）是在日本租界内、日本人经营的唯一的学校，明治三十三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我军占领中国街市后，感到有必要向中国人教授日语，由宪兵大尉隈元实道提议，在得到日中两国人的赞同后，募集赠款，创立日出学馆。这就是本学堂的起源[5]。

在《天津指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庚子事变爆发时，日本军占领了天津城南一带后，以同化清国人为目的，在闸口风神庙内开设了日出学堂，由将校下士官亲自执掌教鞭教育清国人子弟[6]。

文中的日本军即前述的日本驻屯军。关于日本军队驻扎天津的军事行动，日本史料中早有详细记载。1900年9月，日本参谋总长、侯爵大山严向日本天皇上奏“清国驻屯队编成要件”。

（日本）清国派遣军已入北京于重围中救出帝国公使馆员及在留臣民，业已达到首要之目的。继而缩减兵力编成一旅团作为驻屯军，其余悉数凯旋归国。另附上清国驻屯军编成要领。谨奏请批准。[7]

在得到天皇的亲自批示后，直至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清国驻屯军作为日本首派的海外驻军在天津驻扎了36年，其间驻屯军司令更替25任。其后由于军事规模的日益扩大，司令官也由少将级改为中将级。1912年清朝帝政废止、中华民国成立时，日本清国驻屯军改名为支那驻屯军。“九一八”事变后，驻屯军联合特务、汉奸制造“天津事变”，挟持溥仪去东北建伪满洲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驻屯军军营人数已增至八千，其雄厚兵力使日本在中日开战后能迅速占领华北，海光寺的驻屯军兵营真正变成了日本侵华的大本营。

日本清国驻屯军驻扎天津后，日本商人纷纷涌入天津，在津设洋行、开商铺。当时的亚东洋行行长（曾任北门新报社社长）中野二郎特地创作“军歌”让日出学馆的学生每日歌唱，向学校的创办人隈元实道感恩戴德。这所由军队一手缔造的学校连校歌也为“军歌”所替代了。中野二郎在《日出学馆军歌之赞》一文中如是赞美：“陆军宪兵大尉隈元君，号令严肃，人以为鬼将军，曾在日本北海道，有破竹大尉之号，盖非偶然矣。然其一脱剑而接人，温乎君子之人也。当在其天津开军道，毁家叱人，恰如秋霜烈风。其竣工，忽创设日出学馆，集清人之子弟，教导恳到如子如儿，盖所以此一饰之军歌，学生日々唱以讴歌大尉之德也矣”[2]15。军歌中唱到：

奈兵之为凶器何，奈兵之为凶器何。思子人之心，思家人之情。何图欲传子孙之家，忽为无情武夫所毁。天渐寒烛亦暗之时，此怨遂向何人而说。思之怀之愁至晓，唯望天理穷而变。可喜可喜日出学馆之起，呜呼前则秋霜今则春风。不思无情武夫，却是有情慈母。此慈惠何时忘，此慈惠何时忘。[2]15－16

军歌意在为日军歌功颂德，而其中的“何图欲传子孙之家，忽为无情武夫所毁”不经意间却再现了日本驻屯军进驻天津时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灾难。另一名叫武藤百智的人也作汉诗“千军万马压津京，战后老幼不保生。谁识东赢多志士，旭籏飜处读书声”[2]16来颂扬日本占领军办学之举，然而，“千军万马压津京，战后老幼不保生”却也已经表述了日军进驻天津后民不聊生的惨景。创办者隈元实道本人在离任前，曾写“留别之词”：“予奉旨临闸口配兵布阵，父母携儿迷，商贾担货奔，盖风声鹤唳”[2]11。殖民者对天津的践踏一目了然。

驻军与办学，列强国在占领国的这两个表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为，如果考量前述其政治目的，这二者便显得相得益彰。

二、日出学馆的学制和教育内容

日出学馆的学制按照中国教育部规定的小学新学制，分设初级及高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初级三年结束后，为那些身心发育滞后的学生开设半年初级补习班。也为那些高级学科毕业后仍希望补习的学生开设半年高级补习班。日语课由军部派遣日本士官担任，同时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体操等，各科都要加入日文。国文课以教授汉文习字为主，由中国私塾老师担任。学期分配为：初级学科从每年阴历正月10日到阳历7月末日为前半学期；8月1日开始到阴历年末为后半学期。高级学科从每年8月1日开始到阴历年末为前半学期；从阴历正月开始，到阳历七月为后半学期。学校的假日含中国的阴、阳历新年、端午、中秋、冬至，而日本的纪念日是两个和天皇相关的节日，即建国纪念日（2月11日是传说中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和明治天皇的生日（11月3日）。学费规定每年八元，四季分纳。

1913年1月，共立小学堂与天津高等学堂合并，改名为共立学校。1918年2月第七任校长矢泽千太郎上任后，致力于校务改革，学级改为七级，1921年4月从根本上改变全学级的编制，初等学科三年、补习半年，高等学科三年、补习半年，毕业时间改为8月。1924年2月起开始准许女生入学，共收三十名女生。翌年9月，在高等补习学科增加英文打字、商业及商业簿记等新科目，为女生增加了裁缝学科，增聘一名裁缝专科女教员。这一年女生人数达到六十名，入校学生总数增加到三百余名。1925年因兴建日本码头，学校区域被征用为码头用地，日本居留民团买下学校占地及建筑，负责提供新址及建筑费。新址定在海光寺的水沟填埋地区。但是由于新址工程未完，决定在日租界三岛街（今新疆路）和伏见街（今万全道）交叉地带，由日本居留民团无偿出借千坪土地。1928年1月8日举行了落成典礼，校舍为三层建筑，约427坪，附属建筑33坪，共占地五百余坪，占据日租界的西南一角。收纳华人子弟450名，实施日本式教育。据1939年1月17日的《京津日日新闻》记载，自1933年9月起，该校确立财团法人运营制度，由日本总领馆提名成立理事会掌管校务。高凌蔚任理事长，中方理事有曹汝霖、方若、王揖唐、陆宗舆、吴鼎昌、孙润宇等。日方理事有臼井忠三、野山奇城、今井茂等。其中，陆宗舆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历任交通银行经理、大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曾出任民国首任驻日公使赴日。王揖唐是前清的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军事参议，在袁世凯帝政时期颇为活跃。吴鼎昌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实业界。曹汝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历任多届政府内阁要职。可见大多中方理事是有留日背景的亲日派。而日方的臼井忠三是日出学馆的第八代校长，今井茂则是日本天津居留民团团长。因此，该校看似由中国人管理，实则仍为日本势力所掌控。1937年七七事变时，教员人数为18人，当年的在校生增至624人，毕业生达327人。至1917年为止，该校的课程设置如下：（天津図書館蔵.天津居留民団.天津居留民団二十周年記念誌[M].1930：591.）

表1 日出学馆（共立学校）课程表（1917年以前）

从以上的课程设置来看，除修身、国语、算数、体操等基础学科外，还包括社会科学（地理、历史）、自然科学（理科）和艺术（图画、手工、唱歌）三大类。对照同一时期日本国内初等教育状况，可知自1900年8月起，日本全国已开始实施政府颁布的第三套日本小学校令。根据新小学校令规定，修身、国语、算数、体操四科目为寻常小学的必修课程。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可酌情添加一门或数门艺术科目，也可为女生增加裁缝科目，但都不作为必修科目。与第二次小学校令中的规定相比，显出以下三点差异。第一，读书、作文和习字三科被统合进入国语。第二，体操课变得必不可少。第三，地理和历史从加设科目中被取消。在1900年8月颁发的文部省第十号训令中可查悉课程更改的理由。“小学课程科目过于繁多，造成儿童过重负担，反而令所学知识有失零散，影响切实掌握基本知识技能”[8]。因此，日出学馆的课程设置基本等同于文部省1890年10月颁布的第二次小学校令中规定的寻常小学科目。

日本近代教育始于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标榜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在实施废藩置县的政策之后，自1871年9月起，新政府设置文部省作为统辖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机构，将全国的学校置于文部省的管理之下。以欧美先进国家为典范、创立近代学校制度是明治政府的新课题。学制基本模仿法、德、荷、英、美等国家。因此，仅从学制和科目设置等形式上看，日出学馆基本上是日本近代初等教育在天津的移植。然而，究其教育内容，便可见其以培养亲日势力为主要方针的殖民主义教育特征。首先，日语课程为所有课程中的重点科目，令学童“反复五十音。须练喉舌牙齿唇之作用千遍万遍渐长”[2]12，这里的五十音指学习日文之初需掌握的日文字母。在日出学馆规条细则中，更是将“凡学生，不惑于世论，不拘于政治，要专心精通于日本语言、日语翻译、书写并算法格致诸学，以期大成”[2]87作为纲领书写进去。可见日语教育是殖民教育的重要一环。同时，日出学馆规条还把“育人”目的放入第一条：

本馆，原为培养清国年少子弟而起。我日本文化夙开，学术灿然，清国有志之士，宜速来学，以励其学术。但是卒业雋秀者应游学于日本国之与便。虽各随其志，亦概商贾于大阪，文人于西京，武科于东京，保护执照。[2]4

“卒业雋秀者应游学于日本国”的举措是日本意图掌控教育主权、将中国精英少年培养成亲日派的具体体现。

其次，强化日语教育的目的还在于为日租界内的日本公司、洋行输送可为之服务的人才，培养为其掠夺中国财富服务的劳动力。在多届日出学馆（共立学校）的毕业生回忆录（《万全情怀——老校友回忆录》王浩主编，2011年10月）中，都提到校方在学生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意愿的情况下，可以代某职业。而接收方则大多为日本在津的各类公司、洋行以及商铺。无论是保送赴日留学还是代谋职业等承诺都是贯彻同化教育方针、实施殖民教育的重要策略，极具蒙蔽性。

作为同化教育的另一重要教育举措即参与学生的“家庭教育”。在战前由日本人在天津发行的日文报纸《京津日日新闻》上可见关于日出学馆的如下记载：

在天津日租界的共立学校，计划设立母子会，定于四月中举行成立仪式。意在通过母子会加强儿童的家庭教育。以日本的教育常识来看家庭教育的概念不足为奇，然而在华人的儿童教育中一向全无家庭教育之观念。因此，此举具有划时代之意义，……。而且，其中还包含可以通过母子会矫正被蒋政权歪曲的华人家庭的排日意识之社会教育层面，所以受到格外重视①京津日日新闻（因资料破损，发行日期不明）。

这份报纸虽然因为资料破损，发行日期不明，但是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是民国蒋介石政权时期发行的。其实通过家庭教育来加强学校教育是早在日出学馆创办伊始的既有传统。创办者隈元实道专门撰文举实例赞誉能秉承日出学馆办学宗旨的学童及家长，题为《家庭奖学美谈》：

古来家庭教育置重母之膝下，虽然躬行稀世。特如紫竹林海大道住杨春山者，杨母，躬携儿（春山）来，而请入学。予敬迎而欣诺其请。

又如天津城展家花园住潘全承禄兄弟之北堂（故知府大人之后室是也）者，兄弟放学回家，则北堂亲视其成绩，查其笔记云。

呜呼孟母三千断机之教，他日大成可知也。寔有斯贤母，而有斯令儿，庶几文明之化蒸然日上也。

此章脱稿之际，适々接到来函。潘兄弟（甲级），以日本文而通音信，可观进步之程度，及淳厚之气风。又奎文山（乙级）者，年仅十岁，而能君之代唱歌。使日本人泣余音嫋嫋，故擢为唱歌助手……。[2]53

从以上文字中可看出日出学馆校方对学童及家长配合其殖民政策抱以期许，并对能快速掌握日文、唱日本国歌的学童不吝誉美之辞。而国歌“君之代”的主要内容“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即歌颂天皇之意。殖民者意在培养学生成为效忠日本天皇、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

三、日出学馆的发展及影响

1860年天津开埠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刺激下，持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教育开始向近代教育转换。至19世纪末，天津就已有数所由英美法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还有完全不带宗教色彩的由美国人开办的“洋学堂”。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近代教育理念和内容，在客观上推进了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已意识到清政府垂暮的危机，他们积极主张开办新学、培育英才。“洋务运动”的推进派张之洞和开明派官僚吴汝纶等力主教育改革。二人都与天津有着很深的渊源。张是天津生人，吴曾任天津府知府，也是《东游丛録》的作者。吴汝纶曾被清政府派往日本研究考察日本教育现状，回国后写就了这本调查报告。同时天津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尽享教育资源，在19世纪末，清政府就已设置了十数所官办新式学校。李鸿章在津开办的水雷学堂（1876）、电报学堂（1879）、水师学堂（1880）、武备学堂（1885）、北洋医学堂（1893）等官办学堂都是中国最早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医学等领域实用型人才的近代学校。这些学校也聘请外国教习，汲取西方的先进科技，首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然而初等教育仍远远滞后于前述的专科学校的发展。1902年严范孙等开办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是天津第一个新式小学。因此，在日出学馆成立的1900年以前，除教会学校外，天津本土尚无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小学堂。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相继颁布了“钦定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章程从学制到课程内容都做了严格规定，至此，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基本得以确立。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持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历史从此结束。在这种巨大的变革背后，不容忽视的是来自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清政府为自救，无法置外来文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冲击于不顾，不得不号召“废庙兴学”来推进教育改革。从1902年到1911年的十年间，天津的小学已发展至上百所，在数量上当属全国第一[9]。

然而如上所述，在日出学馆成立的1900年，天津初等教育多仰仗官府为绅商、官僚子弟开办的书院或私人所设书房，即私塾，主要意在培养日后参加科举的人才，为的是金榜题名、加官进爵。据《日出学馆记事》和《京津日日新闻》记载，日出学馆在招募学生之初，报名者逾四百人，经测试选取八十人①。“四百余人”这个数字说明了当时该地区内的初等教育设施的数量不足，即日租界内的就学适龄儿童的相对过剩。即使在其后的十年间，天津的近代初等教育呈现了迅猛的发展趋势，小学数量猛增，但基本也都分布在租界地之外。客观上，日出学馆的建立对当时尚处于以私塾形式启蒙学童的封建教育阶段的天津来说，提供了一个教育模式上的参考。据1939年1月17日的《京津日日新闻》上题为“天津共立学校——解读四十年历史（三）”的报道称，“自明治三十三年（1900）至大正六年（1917），共有大约一千名毕业生（该数字为推算数字），大正七年（1918）以后至昭和十四年（1939）六月末为止，毕业生人数共计一千二百六十二名。”特别是自1924年开始的准许招募女生入学的制度，增加了当时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在提倡女子受教育、男女同学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结 语

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传播，形式上可以以先进取代落后，内容上可以以文明取代蒙昧，却不能以本国思想文化取代并扼杀他国思想文化。否则，谓之同化教育。毋庸讳言，日出学馆作为日本天津驻屯军一手创办、意在进行奴化教育、培养亲日顺民的教育据点，其政治目的和殖民性质是昭然若揭的。日出学馆的初始目的在于稳定日本在津殖民统治，安抚人心，在华人中培植亲信。其久远目标则为贯彻殖民教育，淡化殖民地住民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为此，让学童日日唱日本国歌，灌输臣服于天皇的思想。而非创办人隈元实道所言为普通意义上的“教育之普及”。因为，仅从数字上来看，自1898年日租界设置至1945年日租界返还为止，前后47年间，无论官民性质，日本在津仅创办了唯一这一所教育华人子弟的学校，远远未及“普及”之程度。而在日租界内为日本侨民子弟开设的学校则多达十数所。利用日出学馆实施殖民教育是清末民初日本在津殖民政策的重心所在。

[1]杨大辛.天津的九国租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21.

[2]隈元实道.日出学馆记事[M].东京：静思馆，1901：1.

[3]天津居留民团.天津居留民团二十周年纪念志[M].1930：592－596.

[4]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7.

[5]清国駐屯軍司令部.天津誌[M].东京：博文館，1909：237－238.

[6]吉泽诚一郎.天津案内[M].东京：人文书房，2013：73－74.

[7]古野直也.天津军司令部1901－1937[M].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62.

[8]仲新，伊藤敏行.近代教育小史[M].东京：福村出版，1984：98－99.

[9]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简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