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业建

摘 要：1980-2011年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大体上在震荡中大幅升值，日本外向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受到很大影响。日本国内产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日本经济长期不振，总储蓄占比出现下降。同期的德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和德国的总储蓄占比则保持基本稳定。日本和德国在汇率和储蓄变动上的差异对于当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实际有效汇率；储蓄；外向型经济；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91-04

一、引言

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兴经济体具有许多相似的经济特征，而且大多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新兴经济体在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经济起飞之后，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变化，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缺陷往往会逐渐显现，经济进一步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瓶颈开始凸现，这时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比较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转型。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不断加大，转型的任务不断加重。日本和德国二战后经历大约三十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面临类似的经济转型的问题，因此研究日本和德国当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探索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之后，如何对待本币的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在经济发展初期，新兴经济体为了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本币汇率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低估”，而且往往采用盯住汇率制（大多是盯住美元），汇率变动的弹性也较小。根据Balassa-Samuelson效应，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贸易品部门的快速增长）①常常会引发本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另一方面，长期采用出口导向型战略，通常会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也会带来本币升值的压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上述因素不断累积，导致新兴经济体常常会面临增加本币汇率弹性和本币升值的压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际汇率变动具有重要的收入分配效应。实际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要素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收入占比等），进而对储蓄、投资乃至整体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一些西方学者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研究。Díaz-Alejandro认为本币汇率贬值将会提高贸易品的本币价格，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本币汇率贬值将导致资本收入的增长和劳动收入的下降[1]。Krugmanand Taylor认为，汇率贬值常常会导致收入从工人向资本所有者转移，从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这会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发实际产出的下降[2]。Clarida认为实际汇率贬值可以通过价格渠道和数量渠道两个渠道增加出口商的实际利润[3]。Levy-YeyatiandSturzenegger认为，汇率低估会使得资本收益的增长高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进而引发收入从劳动向资本转移，从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转移。前者会激励企业增加投资，后者会提高储蓄倾向[4]。

Bresser-Pereira认为二战后东亚经济体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政策是将汇率视为经济增长的战略性工具[5]。Gala认为汇率低估有助于东南亚经济体形成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而汇率高估则导致拉美经济体形成消费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6]。GalaandRocha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促进国内储蓄的增长：一是避免汇率高估所带来的消费膨胀，二是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利润[7]。

本文针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中、日、德国际比较，重点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元与德国马克实际汇率变动和日本与德国储蓄变动的不同趋势，尝试得出对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经济转型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教训。

本文主要选取1980-2011年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实际汇率以及日本和德国的总储蓄占比等数据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将上述数据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我国的总储蓄占比等数据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的实际汇率数据为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以2005数值为100）。总储蓄占比数据为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总储蓄占GDP比重，其中的总储蓄等于国民收入（grossnationalincome）减去总消费，加上净的转移支付。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1980-2011年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不仅在长期趋势上呈大幅升值态势，而且在升值过程中伴随着大幅震荡。日本外向型企业的利润因此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迫使其将产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引发日本国内出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日本经济长期不振，日本的总储蓄占比（总储蓄占GDP比重）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与日元相比，同期的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则保持基本稳定，汇率波动幅度较小。德国的总储蓄占比（总储蓄占GDP比重）也保持基本稳定，并且近年来有所上升。

二、日元升值与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二战后日本充分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的有利条件，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大力促进出口，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稳定的日元汇率对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汇率机制进入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美日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不断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图1显示了日元汇率的重要变化，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以2005数值为100）从1985年的83.7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107.3和1988年的119.5。1985-2005年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大体上在100-140之间大幅震荡，尤其是在1995年达到136.1的高点。2005年之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下降趋势，并且波动幅度也减小。

麦金农和大野健一认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引发了“日元升值综合症”（syndromeoftheever-higher-yen）。大体来说，“日元升值综合症”是指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日元不断升值，并且在升值的同时伴随着大幅震荡，从而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一方面，日元的不断升值减少了日本出口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日元汇率频繁的大幅无序波动导致日本的外向型企业在进行成本利润核算和产品定价时无所适从，企业的经营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从而严重影响了日本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积极性。大量日本企业被迫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等汇率相对稳定、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新兴经济体，从而引发日本国内出现“产业空洞化”的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萧条，被称之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lostdecade）①。

随着日本企业利润的下降，日本的总储蓄占比也相应下降。图2为1980-2011年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2005年数值为100）。由图2可见，1980年以来日本的总储蓄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的32%下降到2011年的22%。

为了更直观地进行比较，本文将2005年日本的总储蓄占比视为100，以此将1980-2011年日本的总储蓄占比指数化。通过上述指数化之后，就可以将1980-2011年日本的总储蓄占比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见图3）。

从图3可见，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呈大幅升值态势，另一方面，日本的总储蓄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两者大体上呈现负相关的迹象。

对图3的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在1980-2011年期间，日本总储蓄占比的变动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之间不仅在总体上呈现负相关的迹象，而且在各个阶段大多也呈现负相关的迹象，即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时，日本的总储蓄占比往往就会下降；实际有效汇率下降时，总储蓄占比重往往就会上升。

三、德国马克与德国的储蓄

二战后的德国实行了与日本相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总体来看，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日本的“产业空洞化”的现象。图4为1980-2011年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2005年数值为100）的数据。由图4可见，1980-2011年德国马克的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一直在100上下小幅变动。

图5显示了1980-2011年德国总储蓄占比（总储蓄占GDP比重）的变动情况。由图5可见，1980-2011年德国的总储蓄占比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近年来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从1995年开始，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小幅下降，从1995年的115.4下降到2000年的94.3。2000年之后一直保持在贬值后的100上下的水平（见图4）。另一方面，大约从2003年开始，德国的总储蓄占比出现上升态势，从2003年的20%上升到2007年的27%（见图5）。

为了更直观地进行比较，本文将2005年德国的总储蓄占比视为100，以此将1980-2011年德国的总储蓄占比指数化。通过上述指数化之后，就可以将1980-2011年德国的总储蓄占比与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见图6）。

从图6中可以发现，1980-2011年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在100上下小幅变动，另一方面，德国的总储蓄占比指数也大体上在100上下变动。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德国总储蓄占比的变动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即大体上以100为“对称轴”，呈反方向变化的态势。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上升时，德国的总储蓄占比往往就会下降；实际有效汇率下降时，总储蓄占比往往就会上升。

四、国际经验与教训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充分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实现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德国和日本可以看作是二战后第一批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经济体代表，德国和日本可以看作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新兴经济体”。东亚“四小龙”可以看作是第二批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经济体代表，东亚“四小龙”可以看作是20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新兴经济体。而中国大陆则可以看作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基于上述经济发展方式的相似性，研究德国和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发达经济体转型过程中，德国和日本的汇率变动出现了巨大差异。1980-2011年期间，德国保持了德国马克汇率的基本稳定，而日元汇率不仅出现大幅升值，而且伴随着大幅双向波动。德国马克和日元汇率变动的这些特征从图7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从图7中还可以看出，总体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幅度已经超过德国马克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幅度，未来我国似乎应该适度控制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幅度，防止人民币汇率出现类似于1985-2002年期间日元汇率那样的大幅波动。

图8显示了1982-2011年中国、日本与德国的总储蓄占比变动的情况。从图8可以看出，德国的总储蓄占比长期保持在20%左右，而日本的总储蓄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中国的总储蓄占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中国的总储蓄占比明显高于德国和日本，而且从2002年的40%快速上升到2011年的53%，同期的德国总储蓄占比从20%小幅上升至24%。日本的总储蓄占比则在小幅上升之后又出现下滑，从2002年的25%下降到2011年的22%。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作为经济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利润率和资本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因而现阶段我国的总储蓄占比高于发达经济体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总储蓄中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所占比重较大，因而过高的总储蓄占比不利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有利于降低总储蓄占比和提高工资收入占比，从而有利于扩大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Díaz-Alejandro， C. F. A note on the impact of devalu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1， No. 6 （Dec.， 1963）： 577-580.

[2]Krugman， Paul and Lance Taylor. Contractionary effects of devalu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3）， 1978： 445-56.

[3]Clarida， Richard H.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U.S. Manufacturing Profi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Some Empirical Support J .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613.July 1991， Revised June 1992：1-22.

[4]Levy-Yeyati， Eduardo and Federico Sturzenegger. Fear of Floating in Reverse：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the 2000s J .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mimeo， 2007： 1-46.

[5]Bresser-Pereira， L.， C. Exchange rate， fix， float or manage it？ A . Preface to Mathias Vernengo， （ed.） Financial Integration or Dollarization： No Panacea. Cheltenham： Edward， 2006： xiii-xix.

[6]Gala， Paulo. Real exchange rate level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conometric evidence J .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32： 273-288.

[7]Gala， Paulo and Marcos Rocha. Real exchange rates， domestic and foreign savings： the missing linkJ.Anais do XXXVII Encontro Nacional de Economia [Proceedings of the 37th Brazilian Economics Meeting] 76， ANPEC， 2011：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