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晨

我记得是在哈尔滨回北京的火车上，接到了编辑陈晓萍的电话，那是2005年4月初。

编辑在电话里说，让我做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稿子，这让我颇为意外。因为一般而言，国际新闻自然由国际版记者担纲。不过，跨入21世纪，国际新闻和国内新闻早已不再泾渭分明，国际问题引发国内新闻事件也日渐普遍。此前一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的对日态度，已经预示了2005年中日之间不会太平。至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宣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编、扶桑社发行的《新历史教科书》合格，引起中韩两国的强烈抗议。

此前，我自己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于《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篡改历史”这四个字上。而那本书里具体怎样用词，写了什么，毫无所知。编辑嘱咐我，要用调查记者本能的技巧，弄明白关于这本教科书的基本事实——谁写的？写了什么？史观是什么？

“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那次采访中，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位日本记者，发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外交公寓全部被警察封锁，不得进出——出于安全考虑，官方对这一地带加强了保安措施。于是，我只好在电话里和采访对象约定另择时间见面。沿着三环开车回中关村时，我看到沿街辅路上连绵十几公里的抗议队伍。

很快，我意外地在网上找到了2001年扶桑社教科书的中文翻译——这是由台湾学者完成的。后来，又找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寒梅的几篇论文，搞清楚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前世今生。此外，通过采访中、日、韩的学者、媒体人以及留学生，了解了这套教科书出台的社会背景。

在撰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大篇引用了扶桑社教科书的原文，目的就是客观呈现基本事实，让读者自行判断。

在采访中，日本驻华大使馆给我们提供了扶桑版教科书的使用数据：共有9所公立、8所私立学校采用，在日本的使用率为0.1%。这个数字与扶桑社10%的目标相去甚远。也就是说，这套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实际上在日本的使用率非常低。

《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在重大报道之前，约请学者来编辑部讲课。当时我们邀请的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陈乐民先生，还有他的夫人资中筠女士。资中筠老师还给我们撰稿，题为《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而那一期的封面，大标题就借用了这句话。

整组封面报道，第一篇是我采写的关于教科书争议的新闻稿，之后是资中筠的《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黄章晋写的《今天日本人的历史观》，最后以周刊主笔黄艾禾的《中日关系50年：蜜月与麻烦相伴》收束。

围绕着教科书事件，我们深度探讨了需要关注和了解的问题：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究竟持何种态度？这种历史观何来？与中、韩的心理预期，差距究竟在哪里？这种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这种差距又是否已被中、韩国民清晰地感受到？整组报道没有停止对日本教科书和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缺乏反省提出质疑，但最终并不仅仅停留在质疑之中。在质问别人的同时，我们也审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还应“反求诸己”？

这组报道在社会上取得了巨大反响。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中国新闻周刊》主动瞄准社会热点，却提出了与社会主流情绪不同的观点，需要相当大的勇气。这组报道对于社会情绪的作用，是救火，而不是扬汤止沸，甚至火上浇油。事后，不少读者给予这组报道赞誉之词，日本驻华大使馆也给予非常正面的反馈——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意外。

反求诸己

2005年8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又针对中日关系做了一次封面报道。评论员秋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是战胜国！”因此，整组报道的立意，在于走出“怨妇史观”，以战胜国的大国心态，从容检视历史，自信面对将来。于是，整组报道大标题为《在战胜国的荣耀之下》。在国家和民族的从容和自信之中，当时的日本入常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都应显得渺小。

为了做好这次报道，周刊派出了刘婉媛、黄艾禾两位记者赴日本采访。日本政府对我们的采访采取了开放和合作的态度，除了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外，周刊的记者几乎遍访日本政府各级官员，包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民主党党首、后来的副首相冈田克也，还有外务省、防卫厅的高官等等。但是，当我们的记者试图联系采访日本神风特攻队纪念馆时，对方以警觉的态度婉拒了采访要求。他们发来了一个很长的传真，以磕磕巴巴的英语解释了他们的不便。不过，事后那位负责人似乎觉得拒绝采访不太合适，又给我们的记者千里迢迢寄来了一本关于神风特攻队的书，里面还夹着一个表示感谢的纸条。

這让我们从某种程度见识了日本人对历史的复杂态度。我的同事刘婉媛回忆说，那次日本之行之中，他们既感受到许多日本人对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也切身体会到日本右翼的非理性。尤其是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转了一圈之后，两位记者对其篡改、歪曲历史的程度感到“瞠目结舌”。

刘婉媛还告诉我那次采访的一个插曲：在东京期间，日本外务省负责对华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要带我们的两位记者“去看看东条英机的坟墓”。

东条英机之墓就在东京市区闹中取静的一个普通墓地里，墓碑上刻有他的名字和家族的族徽，大小和设计与旁边的普通人的墓地相比没有特别之处。外务省官员吩咐记者，切勿透露墓地的具体地点，“以免过激人士前来毁墓”。

从2005年教科书事件引发中国民众上街游行至今，8年已经过去，期间大规模的对日抗议又屡次出现，如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和2012年开始的钓鱼岛争端——这一争议令当前的中日关系再次回到了历史低潮。8年过去，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依然“难以道歉”，而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日本国内政治动荡等等因素，又给中日关系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而在中国国内，这8年时间也是中国国力迅速提升的时期，而随之逐渐发展壮大的，还有民族主义的思潮。

这一直是《中国新闻周刊》持续关注的话题。我们依然沿承理性思考的态度，努力发挥媒体的建设性作用。在质疑别人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别人，更要了解自己，仍要回到“反求诸己”这一理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