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在当代中国，公共利益有时遭到广泛而严重的侵害，但多数时候却是公共利益无人维护。人们经常会因此而思考，中国怎么啦？或者中国人怎么啦？

公共利益的显著特征是，利益的主体是公众，也即数量较大而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一群人。公共利益遭到侵害，也就是意味着，众多个体的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很多人期望，这些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个体应当起而抗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但在这种情形下，会出现制度经济学充分讨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难题：第一个是“搭便车难题”：我的权益确实遭到了损害，但维护权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要计算其中的成本-收益。所幸，其他人也遭受了损害，如果其他人起来维权，我也可以顺便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每个人都等待其他人行动，准备搭别人的便车。结果，所有人都在等待，而无人出头维护权益。

第二难题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既然一群人的权益遭到侵害，侵害者的力量比较强大，要维护权益就得一群人集体行动。但如果人数足够多，集体行动就没有办法展开，因为，每个人都会预期，从集体行动的结果中，自己只能得到不那么显著的收益，自己干吗要费力气参与集体行动？

在当代中国社会，可以随时观察到上述两种心态。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大量民众的利益，也就是公众利益，遭到广泛、严重而持久的侵害，却没人起而维护自己的权益。但这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如何糟糕，也不是因为民众缺乏权利意识。权利只是利益的法律表达，民众不可能对利益不敏感，也不可能不知道权利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知道，但不愿行动。因为，他太理性了，他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理性经济人”。

经济学家早就明确指出，“搭便车难题”和“集体行动的困境”其实都是因为人们就是“理性经济人”。当下中国之所以存在着公共利益无人维护的情形，恰恰是因为，当代之国人太会算计了，对个人行为之成本-收益的计算过于精明了。恰恰是这样的人，在自己权益遭到损害时，选择忍气吞声。聪明人的精明选择导致公共利益无人维护。

个体的权益必须自己维护，公共利益必须公众来主张、保护和扩展。但公众要具有这样的行动能力，就至少需要公众中部分人之自觉。但我所说的自觉，不是时下流行的权利的自觉，更不是人人本就具有的利益的自觉，而是君子的自觉。当国民中成长出一个君子群体，公共利益也就有了守护者、捍卫者、主张者。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发生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每一事件中，都活跃着君子群体。

那么，君子是什么？孔子给君子下过一个十分简单的定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小人”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理性经济人”，他关注于自己的、当下的、看得见的、主要是物质的利益。君子则喻于义。“喻于义”并不等于否弃利，只是说，在利之上，君子还喻于义。义者，宜也。事各有其理，顺其理，则事可成。此理对人提出特定的行为要求，即构成“宜”，也即“义”。人当“义”而行，则顺事之理，而可成事。与小人不同，君子“见义”勇为，甚至杀身成仁，不计较自己之行动是否能够获得足够收益。

因此，一个人若是君子，面对个体权益遭受侵害，就会起而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这样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公共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君子可起到示范作为，给其他人以勇气，让他们同样起而捍卫自己的权益。

其实，儒家所说的君子，就是西方共和主义理论家们所说的“积极公民”。君子具有一定的道德意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是非感，因而对于权利、对于正义、对于公共利益较为敏感。同时，他有具有一定的合群能力，组织分散的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

当代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君子严重匮乏。因此，在大量公共利益遭到严重侵害的场合，每个人都有所不满，但每个人又都束手无策、逆来顺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实在无法忍受，起来维权，却通常采取混乱而暴烈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反而招来很多麻烦。原因同样在于，其中缺乏君子，因而缺乏组织，而没有组织的维权，通常会趋向非理性。

于是，公共利益获得有效维护之关键，就在于国人之君子意识的觉醒。君子的权利意识必然比较敏锐，君子具有維护自己权利的勇气，君子维护权利的能力也比较强。这样看来，传统之复兴实有助于养成积极公民，有助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可以说，在当下中国，君子之养成实为优良治理秩序形成的关键，因为，制度本身也要靠分散在社会各个层次、领域的君子群体之仁、智、勇，方有可能构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