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莉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1 引言

在认知语言学界，转喻是继隐喻之后的又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对转喻的概念、分类、认知基础和运作机制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邹春玲2010:36-37，刘莉 邹春玲2011:29，黄碧蓉 于睿2011:20)。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转喻定义主要基于Langacker，Radden和Kövecses提出的两种理论。Langacker认为，转喻是认知参照点和激活现象，“通常由转喻表达法所指明的实体充当参照点，并为期望目标(即所指实体)提供心理通道”(Langacker 1999:199)。Radden和 Kövecses则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过程，其中一个概念实体(即载体)为置于同一个域或理想化认知模型的概念实体(即目标)提供心理通道”(Radden＆Kövecses 1999:21)。然而，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转喻理论未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广义语言转喻不同表现形式的意义差异。本文基于本体与识解理论，结合汉语实例，对广义语言转喻中的转喻化、层面化和区活跃三种语义现象的产生及异同进行分析和论述。

2 本体、识解与词的意义

“词汇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郑丹2010:15)，认知语义学进一步认为，人类解读客观世界的方式构成词的意义的本体基础。词的意义潜势是词在不同的使用场景逐步建立起来的概念结构，词的特定意义是词在概念空间使用潜势的一部分，并通过语境得以识解。概念空间或认知表征的构建与两个本体域相关:内容域和图式域(Talmy 2000，Paradis 2004)。内容域指意义本身，图式域提供各种结构模板。两者的本质都是概念性，反映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语言的识解操作和词的语境意义的物质基础。除了概念空间之外，还有一个由各种识解如凸显、完型、视角和比较构成的操作系统(Croft＆Wood 2000)，言者和听者在特定的语境中将识解运用于内容域和图式域。识解本身不具有概念性，而是构建概念空间的方式，反映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词的意义的产生源自人类对本体的识解操作，或者说，本体和识解是概念意义生成的先决条件。

基于本体论的原则，Paradis(2004)将名词性内容本体划分为第一顺序实体、第二顺序实体和第三顺序实体，3者皆属于高层本体。第一顺序实体主要是人类视觉感官上相对稳定的具体事物，存在于三维空间，且广为常见，如人类、动物、植物、物体;第二顺序实体主要存在于时间概念上的一种显现，如事件、过程、状态;第三顺序实体主要指存在于空间和时间概念之外、且难以界定的抽象事物，如感知、思想、事实。名词性图式表征是感质结构，感质结构的本质是概念性，构造和功能是感质结构的两个主要作用(Cruse 2000，Paradis 2004)，对语境意义的推理过程十分重要。例如，对名词实体“帽子”的感质结构可以进行下列分析:

①他戴着鸭舌帽干活。(感质结构:构造→形状)

②他戴着草帽干活。(感质结构:构造→面料)

③他戴着安全帽干活。(感质结构:功能→保护头部)

④他戴着凉帽干活。(感质结构:功能→遮阳防晒)

3 广义语言转喻的区分:转喻化、层面化与区活跃

根据Ruiz de Mendoza的观点，广义语言转喻可以理解为A(始源域)与B(目标域)两者的域蕴涵关系:A是B的次域(目标域含始源域)，B是A的次域(始源域含目标域)(Ruiz de Mendoza 2011)。前者是域扩展认知操作，包括转喻化;后者是域缩减认知操作，包括转喻化、层面化与区活跃。广义语言转喻的结构如右图所示。

3.1 转喻化

转喻化是原型转喻，属于广义语言转喻框架中的域扩展和域缩减认知操作。域扩展指增加意义构建的相关概念量，即作为通道的某一个概念导向另一个结构更加复杂、包含且代替此概念的概念表征;域缩减指缩小始源概念域并减少意义构建的概念量(Ruiz de Mendoza 2000)。转喻化可以发生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顺序实体的内部或3者之间。也就是说，某一个词所凸显的概念可以是第一、第二和第三顺序实体。由于第一顺序实体的意义潜势具有较为丰富的概念表征，它们经历转喻化的可能性较大;而第二和第三顺序实体的意义较为抽象，概念表征的丰富性和可预测性较弱，它们经历转喻化的可能性较小。

转喻化是涉及不同意义层次的或然关系，是指与某一个特定的词无规约关系的语境意义。也就是说，两个处于或然关系的概念由语境激活，其中一个概念通过某一个词得以凸显(Panther＆Thornburg 2003)。例如:

⑤红帽子在场地喝彩。

根据名词性图式表征的感质结构，帽子的感质作用之一是构造(纺织品)，感质作用之二是功能(保护头部)。如果不考虑语境，词的规约意义和非规约意义不会叠合。也就是说，名词“红帽子”的规约意义(作为服装的红帽子)和非规约意义(戴红帽子的人)之间存在差异。红帽子和戴红帽子的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或意义，人们不会将红帽子当成戴红帽子的人存储在记忆中。红帽子只能预设红帽子，而不是戴红帽子的人，因此红帽子和戴红帽子的人是或然关系。此外，词的语境意义也来自语用推理，并通过对词的使用潜势的识解操作而产生。由于例⑤中的名词“红帽子”和语境“场地”、“喝彩”互动而产生新的感质作用——识别特定人员(即戴红帽子的人)的功能，红帽子发生指称转移，并为概念推理(即戴红帽子的人)提供心理通道，红帽子的所指物是戴红帽子的人，转喻化发生在第一顺序实体内部(物体、人类)，涉及两个不同的意义或概念，其中一个意义与所使用的词存在规约关系，另一个意义通过语用推理而产生。词的意义不仅包括语言知识，还涉及语言所表达的百科知识，百科知识和选择限制原则也是词的语境意义生成的先决条件。例⑤中的动词“喝彩”的选择限制是有主观意志力的人，而作为服装概念的红帽子则是无生命特征的第一顺序实体，因此红帽子须要发生指称转移，所指物是戴红帽子的人。指称转移主要出现在原型转喻，即转喻化过程中(Croft 2002)。

转喻化是语义变化的有效机制，显示出工具性的本质。转喻化是“在线”生成的临时性隐含关系，是语言形式和意义的新颖匹配，发生在词和词义关联的规约化之前。词义规约化和语义变化还需要言语社区的认同以及人类社会和人类认知对转喻意义的确立，即语义变化包含主体间的确认和转喻意义的规约化(Paradis 2011)。当规约的语言形式和意义匹配在某些使用场景得以固定，语义变化才有可能发生。例如:

⑥小红帽在场地喝彩。

⑦火车站的小红帽帮我拿行李。

在汉语语言和文化中，例⑥中的“小红帽”激活的是戴小红帽的人或行李搬运工;例⑦因为有语境“火车站”和“拿行李”，“小红帽”激活的是行李搬运工，它作为一个特定的转喻表达法，在汉语语言和文化中普遍使用并经历规约化。反之，在英语语言和文化中，两句中“小红帽”激活的都是戴小红帽的人。可见，转喻化的认知体验性不仅为人类所共有，还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Paradis对名词所实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顺序实体的划分与Radden和Kövecses所提出的事物、形式和概念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基于本体论，强调转喻表征的概念性。但是，Radden和Kövecses的转喻理论没有分析名词性图式表征的感质结构，而这一点对于词的语境意义的推理，尤其对层面化现象的阐释十分重要。

3.2 层面化

在广义语言转喻的框架中，层面化是域缩减认知操作，指缩小始源概念域并减少意义构建的概念量。Cruse认为，某些词具有一个以上的感质结构，称做层面(Cruse 1995)。层面化发生在意义内部，同一个词常常用来表达不同的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有其独特的概念凸显，彼此之间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层面化是由某个实体的整体-部分结构和特定的语境共同产生的词的意义。层面化不存在概念之间的映射，而是意义内部某个层面的独立凸显。只有同时拥有具体和抽象及不同感质结构的意义才能经历层面化过程。例如，名词实体“医院”的概念意义主要由4个不同的层面组成，每一个层面都有其自身的感质结构，并且通过某些语境得以凸显，见下表。

层面建筑物 管理机构 内部配置 职员感质结构构 造 墙体、门、窗等 医疗部门 设施 工作人员功能 医疗场所 医务工作 医疗器械 医疗活动

可见，名词“医院”的4个不同层面分别基于4个不同名词实体的感质结构，分别构建4种不同的完型。一般来说，同一个词的概念意义的不同层面互不矛盾，可以允许轭式搭配，即同一个概念意义的不同层面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结构中，不会产生语义冲突。例如:

⑧这家医院较为先进，态度也好。

⑨我们去这家医院吧，他们态度很好。

例⑧中的名词“医院”的层面化发生在同一个第一顺序实体内部，第一个指称转移是医院的内部配置层面，第二个指称转移是医院的职员层面。也就是说，根据名词实体感质结构的构造和功能两个作用，“医院”一词通过域缩减认知操作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设施和工作人员，它们是名词“医院”概念意义内部的不同感质结构和语境意义的规约匹配，并通过两个不同层面的感质作用“较为先进”和“态度也好”分别得以描述。可见，层面化等同于Croft(2002)提出的域凸显，指赋予次要概念以主要地位。例⑨中的名词“医院”同样发生层面化，第二个命题中的“他们”指代第一个命题中“医院”一词的职员层面。虽然例⑨中没有出现轭式搭配，但是前后两个命题的照应关系并不矛盾。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层面化情形都允许出现轭式搭配，例如:

⑩医院下岗后拆迁。

例⑩中的名词“医院”的第一个指称转移是职员层面，是始源域(医疗部门)含目标域(工作人员)的域缩小认知操作;第二个指称转移是医院的建筑物层面，是目标域(楼房)含始源域(医疗部门)的域扩展认知操作。轭式搭配只能出现在始源域含目标域的连结中，如例⑧，而不是两个相异的认知操作的连结，因此例⑩中的“医院”一词没有出现层面化。例如:

[11]红帽子在场地喝彩，他手里拿着一面小旗。

[12]红帽子在场地喝彩，质地柔软，做工考究。

例[11]中的名词“红帽子”发生转喻化和指称转移，所指对象是戴红帽子的人;第二个命题中的“他”与第一个命题中的“红帽子”照应关系相同，但是两者的规约意义却不同指。例[12]显然不符合逻辑，因为“喝彩”描述的是目标域第一顺序实体戴红帽子的人，而“质地柔软，做工考究”描述的是始源域第一顺序实体红帽子，因此，例[12]中的“红帽子”既不是转喻化，也不是层面化。

Geeraerts和Peirsman则认为，层面化和转喻化的语用功能和推理过程相同，都蕴含从始源概念到目标概念的指称转移，两者皆属于广义语言转喻的次类，只不过转喻化是原型转喻，而层面化是非原型转喻(Geeraerts＆Peirsman 2011)。例如:

[13]红帽子在场地喝彩。

[14]这家医院态度很好。

例[13]中的始源域概念“红帽子”是目标域概念“戴红帽子的人”的次域，红帽子是显著特点，其功能是识别不同种类的人;例[14]中的目标域概念“医务人员”是始源域概念“医院”的次域，但是作为实物的医院要比医务人员更加凸显。例[13]是目标域含始源域，例[14]是始源域含目标域，两者皆属于广义语言转喻。Geeraerts和Peirsman(2011)认为，如果X和Y有一个独特的概念关联，且X比Y更加可及或更加显著，那么可以用X识别Y.须要指出的是，转喻化过程中的认知劳动多于层面化过程中的认知劳动，尽管例[13]中有语境“场地”、“喝彩”和目标域“戴红帽子的人”作为关联，始源域概念“红帽子”的转喻化的认知劳动还是多于例[14]中的始源域概念“医院”的认知劳动，因为例[13]中的始源域概念“红帽子”与目标域概念“戴红帽子的人”之间的认知距离大于例[14]中的始源域概念“医院”与目标域概念“医务人员”之间的认知距离。其原因在于，转喻化是认知语境所唤起的与词无规约关系的某种意义，是发生在意义层次的或然关系;而层面化是词和语境意义的规约匹配，发生在意义内部的感质结构层次。

3.3 区活跃

在广义语言转喻的框架中，区活跃也是域缩减认知操作。对于区活跃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Langacker的观点，即区活跃是“射体或界标中直接参与一种既定关系的部分”(Langacker 1984:177)。区活跃是广泛存在于自然语言中的一种识解，是词语使用的正常情景。上文讨论的转喻化和层面化都包含区活跃现象，“转喻常常与活跃区有关，活跃区代表了某一被描述的关系的关键参与者的转喻性选择”(束定芳 2008:134)。但是，转喻化、层面化与区活跃在概念意义凸显的规约度上不同，转喻化是语境所激活的与词无规约关系的某种意义，层面化和区活跃是词和语境意义的规约匹配。凸显是人类识解概念所指对象的一种方式，指某些概念的理解须要借助于其他概念(即基础域)。例如:

[15]朝鲜族人吃狗。

[16]朝鲜族人养狗。

例[15]中的名词“狗”的概念活跃区是狗肉，而“狗”的概念是在可食动物的基础域中得到凸显，所指对象是可作为食物的狗。因此，凸显和活跃区之间有时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一个概念的凸显不同于此概念的活跃区，Langacker(1999)认为这是转喻的一种特殊情形。Paradis(2004)则认为，凸显和活跃区之间的差异是与转喻化相对立的语言现象，因为规约命名(如狗)经常指代整体和凸显的部分。例[16]中的活跃区和凸显相一致，所指对象都是狗。区活跃和层面化两种现象有时叠合，例[15]中的狗肉既是名词“狗”的概念活跃区，也是“狗”的概念意义层面，两者都是概念次要域的凸显。次要域的凸显是层面化的内在属性，主要域的凸显或次要域的凸显是区活跃的内在属性，如果将“狗”理解为狗肉，肉是被凸显的次要概念域，与尺寸、体重、形态、颜色等中心属性相比较，可食性不是狗的中心属性。此外，狗肉也是狗身体的一部分，作为受事者直接参与了吃的行为，因而是名词“狗”的概念活跃区。区活跃和层面化两种现象有时也并不一致。例如:

[17]他戴着草帽干活。

例[17]中的名词“草帽”的概念活跃区是接触一个人头顶的那部分(即帽子衬里)，“帽子”的层面是作为服装的帽子，感质结构是构造(即做工面料)。

指称转移一直被视为判断转喻现象的主要标准(Lakoff＆ Johnson 1980，Langacker 1993)，目前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例如，下面两句都属于广义语言转喻，但是没有发生指称转移。Geeraerts和Peirsman认为它们即不属于转喻化，也不属于层面化，而是典型区活跃现象(Geeraerts＆ Peirsman 2011)。

[18]狗咬猫。

[19]孩子看电视。

根据Radden和 Kövecses对转喻的分类(Radden＆Kövecses 1999)，上面两句是整体-部分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整体代替部分的转喻。但是，两句中的名词“狗”、“猫”、“孩子”的所指实体(狗、猫、孩子)与实际所指实体(狗的牙齿、猫身体被咬的部分、孩子的眼睛)之间没有发生指称转移，不存在意义差异，因此没有发生转喻化。假设例[18]中的“狗”(第一顺序实体，动物)指代狗的牙齿(第一顺序实体，物体)，“猫”(第一顺序实体，动物)指代猫身体被咬的部分(第一顺序实体，物体)，例[19]中的“孩子”(第一顺序实体，人类)指代孩子的眼睛(第一顺序实体，物体)，百科知识会告诉我们，两句中的名词“狗”、“猫”、“孩子”的所指实体(狗、猫、孩子)没有直接参与“咬”、“看”的动作，每一个动词所表达的行为只是由所指对象的某一部位直接参与而已，分别激活的是狗的牙齿、猫身体被咬的部分、孩子的眼睛，这是典型区活跃现象。如前所述，指称转移常常和语境相关，并通过百科知识和选择限制原则激发，动词“咬”的选择限制是有生命和意志力的狗，狗可以参与咬的动作，而不是它的牙齿。同理，孩子的眼睛参与了“看”的动作，但是眼睛须要有生命和意志力的实体的操控，因此孩子必然参与了“看”的过程。因为两句中的指称转移与百科知识及选择限制原则相悖，没有发生转喻化，不属于原型转喻，只是典型区活跃现象。典型区活跃发生在独义词的概念意义内部，聚焦参照点具有归约性，语言交际中不需要言者和听者付出较多的认知劳动和语用推理。

4 结束语

在广义语言转喻的框架中，从原型转喻的转喻化到非原型转喻的层面化直至非转喻的典型区活跃，语义变化的过程呈现出一个连续体。也就是说，从不同意义层次的语言形式与意义的非规约匹配过渡到意义内部的语言形式与意义的规约匹配。总体来讲，认知语言学界对语言转喻的研究尚显薄弱，对转喻的概念和本质、认知基础和运作机制仍未完成深刻的揭示。学者们须要从微观的视角对语言转喻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和解读，可以通过语料库开展实证研究，利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进行跨语言和文化的检验，进一步探寻语言转喻心理现实的3种不同表现形式(转喻化、层面化、区活跃)之间的差异。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达到对语言转喻现象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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