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南通 226007）

哲学研究不再是采取迂回曲折的老方法，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英·休谟

人性的问题是东西方哲学中亘古常新的主题，是关乎人的根本问题，也是任何知识、学科都无法绕开的话题。诚如休谟所指出的：“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6就人性而言，无论何种研究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预设或带有先验性（与经验相对）的论断。鉴于每个人对人性的个体体验存在差异，对人性的研究不可避免的陷入类似“盲人摸象”的境地。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人性，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历来讨论不休，派别亦极分歧。”[2]183本文通过对东西方人性学说具体考察，发现东西方思想家对人性的研究存在偏颇之处。笔者认为，从“体”、“相”、“用”三界说[3]22-39的视角对人性考察是研究人性的崭新路向，也是对人性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性概念之厘定

（一）相关观点梳理

观点一：从人性本源角度，认为人性源于先天，是生而固有的。老子言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中庸》开篇曰：“天命之谓性”。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篇》）告子云：“生之为性”（《孟子·告子章句上》），董仲舒也主张“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