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亮

（洛阳师范学院 马列理论教研部，河南 洛阳 471022）

荀子是先秦战国末期的一位儒学大师，其著作《荀子》是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其思想主张“性恶论”，与当时孟子的“性善论”相得益彰。司马迁《史记》中说：“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1］2352，因荀子主性恶、倡法制，后世对其思想颇有争议，褒贬不一，这主要源于其思想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侧重点有所不同。荀子所处战国末年，征战不断，环境恶劣，生灵涂炭。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荀子更加关注于对人性、社会、政治等现实问题的体认和深思，其思想更多的是趋于内在心性价值的挖掘和建构。唐君毅先生说：“以吾人之意观之，则荀子之思想之核心，正全在其言心。彼虽未尝自其言心之论，以推演出其全部理论。然吾人观其言心之论，异于孟墨庄诸家，则足以使吾人了解荀子之整个思想系统。”［1］73本文认为其心性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自然之心，追寻人性本质，锻造向善之人性；学用之心，提升心志情感，力求治气养心，终成圣君；礼乐之心，倡导礼乐治国，以善民心，以至民和而国正。其心性的哲学发展呈现出三段递增趋势，亦是心性之深化过程，由自然的本能认知之心，随着现实环境的影响和自我修为的提升，需学有道，心有属，养心用心；国治需礼法，人心需乐正，治乎人心，终为天下得一统。其当代价值启示，更是内涵丰厚，影响深远。

一、自然之心，追寻人性本质，锻造向善之人性，以理节欲

自古至今，有关人性之问题，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人性之问题却是人类社会发展之根本，探其人性之本质，追溯其自然属性，怎样导人向善，以理制情，的确是当下社会伦理面临的棘手问题，亦是亟待解决之问题。先秦诸子普遍关注于人性问题，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2］204孔子对人之本性或天性进行了笼统的概论和总结，并没有对人之先天本性的后天发展指向做明确地说明或暗示。后来，孟子提出“性善论”，而荀子则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二人论断表面看似迥异，但其根本目标还是一致的。荀子说人性恶，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求人类能弃恶从善接收儒家的伦理道德，终成儒家之君子。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3］434－436（《荀子·性恶》）荀子很清晰地提出，性恶是人的自然属性中所固有成分，是人的生理本能的自然体现，如人生来有私利、妒忌仇恨，喜好贪欲等恶的表现，里面没有孟子所说的“善端”。尤其是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世俗经济思想在人头脑中的泛滥，人性的社会价值面临严重冲击，假若运用荀子后天“伪”的途径来改造人性，培育君子道德品格，建构人的社会属性，把仁义道德之善充斥到社会文化建设当中去，应该是有益的。

荀子肯定了人性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吃、穿、住、行、用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荀子抓住了人具有普遍的自然属性。对此，荀子对于人性的改造和治理，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和要求，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本性、情感、欲望三个因素的分析和辩解，荀子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七情六欲，这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可以以心节欲，冯友兰先生如是说，人有情欲，又有心，欲不必去，只以心节之可矣。心能“虑”“知”而节欲。心之所以节欲者，心知纵欲而行，必将得人所不欲之结果也［4］242。

先秦诸子中老子主张“少私寡欲”；孟子也提倡“养心莫善于寡欲”；而荀子竭力反对“寡欲”，以真实的眼光来看待人欲，正视人欲，强调对人心情欲的治理在于理性的把握，用人的理性来克制情感，节制欲望，这个理性的原则和标准就是后天的“礼义之心”，“礼义之心”生成“君子圣人”的过程是真正的“化性起伪”，不但有效地实践了礼义，也成就了儒家仁义道德的伦理价值。荀子把“化性起伪”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性”乃人之根本，而“伪”乃后天社会昌隆之时自然生成之物，“性”乃由“伪”而生“礼义”之德，人无“礼义”，会致使天下伦理悖乱。在当今的社会道德伦理建设当中，要求个人通过学习，用仁义道德理性来自觉克制自己某些不健康的私欲，坚守仁义道德底线，努力践行礼义，让自身本性趋于向善之路，成就自我圣人君子之品性，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二、学用之心，提升心志情感，力求治气养心，终成圣君

首先，荀子的“学用之心”强调了心的基本认知功能，其路径看重于认知过程中的“积”和“专”的力量和功效，以此启迪心志，磨炼毅力，来充分激发人之内在潜力，树立自信，在当今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和很强的借鉴价值。荀子的“学用之心”，由社会教化生成而来，最终教使之然也。明白教化的同时，荀子特别强调学用之心主要在于“积累”和“专注”，才能使其心志明了。“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4］7－9荀子把内在的明志之心与外在的求知欲求圆融起来，可谓是相得益彰。荀子把“学用之心”再进一步地提升，主张致知之心要合乎于道，虚壹而静，心道合一，为治国之要。荀子很清晰地指出，人要明其道，必然知其心，心专其一，从一而终，方能彰显为国治民之道。唐君毅先生也认为，“荀子固自承认人心能守仁义、知礼义，为天下万世做大虑，而世亦实有其心能如是之圣人君子；此即其所谓心之所可中理，而能知道守道行道之人也。”［5］35

其次，荀子对于学习，也十分讲究内在的“养心”之道。“养心”之道在于生理上的“治气”和精神上的“意诚”，生理上的“治气”要强身健体，要血气方刚，由求师而学礼，柔以调和，得其精神，方为真正的治气养心之术。荀子在自己的论著里清晰地讲到，明白了其身体的气血平和，就能行事稳重，不急不躁，有礼有节，而达到心志合一。荀子对于“养心”之术没有停留在物质的层面，而进行了精神上的“质”的提升和深化，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4］46－48（《荀子·不苟》）荀子把养心境界进行了更高层次的提升和把握，心不但要“意诚”，而且要坚守儒家“仁义”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君子一定要坚守其道，作为君子处事为政的根本法则，予以一以贯之，而最终以学致用，以此教化民众，来为政天下，造化四方。

三、礼乐之心，倡导礼乐治国，以善民心，以至民和而国正

礼乐教化是先秦儒家普遍推崇的教育思想。“礼”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外在秩序和规定，“乐”是人内在情感的自然流动，二者联系紧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作用非凡。在先秦的诸子著作中，大都讲到以礼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比如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93（《论语·泰伯》）《礼记·乐记》中也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6］474作为外在道德的“礼”，配合上内在“乐”的滋养，人就是一个道德和情感完美的谦谦君子形象。

荀子也不例外，认为“礼”的本原起于“天地”，是一种原始的、不自觉的社会秩序，也终于“天地”，为个人欲求和社会需要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平台，充分调和“天”“地”“人”三者之关系。天地为世间万物育生之本，人作为天地之间的生灵，可以以礼来事天，也可以以礼来事地，作为自身更可以光耀先祖，泽被后世。但“礼”的核心应以顺应人心为本，人心是礼的实施本源，没有了人心，礼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由此，坚守人心之“礼”道，为民和国正之最佳实践之路径。

荀子除了对“礼”的重视之外，更加强调了“乐”的内在情感价值的隐形展示。“乐”为人之情感自然流露，毫无一点矫揉造作之嫌，乐无形而有形，能沟通心灵，以致人心、天地之契合，乐乱乃国乱，国有礼，亦有乐，乐与礼有天然的合力“正能量”，乐礼之心的“合同”作用能使人心去伪存真，更能凸显治国理政的“礼乐”之本的先进理念。众所周知，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世间之所以有了音乐的存在，人方能自觉遵守人之伦理、国之礼法，人类完全可能生活在一个极其和谐、完美的大同世界里。蒙培元先生说：“礼、乐的作用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能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而且统辖于人心，变成自觉的认识与价值观，指导人的日常生活，由此而获得人生的乐趣。”［7］269由此，荀子最终提出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要大力推行“乐教”，用所谓的“乐教”陶冶人的性情，使本来的自然感情获得社会内容，变成社会感情。荀子以高昂的姿态以乐化人，能深入人心，立竿见影，以正民风，以致民和，使民心向善，移风易俗，然后治民之乱，从而使天下顺和，百姓共享太平。

荀子把“礼”的谨严和“乐”的调和统一起来，能成就真正的君臣之道。古代君子以钟鼓明其志，以琴瑟乐其心，民风淳朴。古代贤明君主基本上都采用此法治国理政，把礼乐紧密的结合起来，引导民众，团结国民，凝聚民心，以造祥和之天下，而不至于出现冥冥的亡国之音。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文化建设中，我们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应积极倡导用礼乐之心来教化四方，让所有的人在典雅肃穆、情感悠扬的乐情声中，去体悟自然的神圣和社会礼法的庄重，凝聚强烈的民族之心，潜移默化地把社会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内化为每个公民自觉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体验，共同构建温馨的和谐家园，共同谱写新时期和谐社会新篇章。

［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 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2010重印）.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