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青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本文使用的主要研究资料是《犯罪科学》杂志于1931年10月发行的特别号——《上海研究号》。为什么要选择《犯罪科学》来做研究？可以扼要地概括为以下两点：

首先，《犯罪科学》的创刊和停刊正值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抬头和兴盛时期。同时，《上海研究号》发刊前后又接连爆发了两起对中日近现代史来讲关系重大的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犯罪科学》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半个月的1931年10月号上，组稿发行了《上海研究号》。而与《上海研究号》仅相隔3 个月的1932年1月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这两起重大的事变都是由日本人炮制的。前者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后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隐瞒露骨的“九一八事变”而为。因为，九一八事变的侵略行径必将招来欧美列强的反对，为了使整个事变能够顺利地推进，有必要转移欧美列强们的视线。

其次，从《犯罪科学》创刊到停刊近两年半的目录中可以发现，与日本同时期其它刊物相比较有关上海的言论特别的多。在1931年这个时点上辟专栏介绍上海的刊物在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这与1937年7月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军部专门组织专家在杂志报刊上研究介绍中国以及上海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选择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二八事变爆发前日本的文字媒体——《上海研究号》来研究“转折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既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构筑的上海负面形象，更可以让我们了解近代日本社会的状况。并且，通过这些资料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明确，日本媒体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起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大众”和“新杂志”《犯罪科学》

杂志既可以观察时代、社会、大众意识的变化，也充分体现编辑和读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犯罪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新杂志”，其实与当时的“大众”一词相关。“the masses/mass”的翻译语“大众”一词，根据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的说法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名词。“大众”既是政治概念，也是出版媒体在不断的发展中出现的新概念。那么究竟何为“大众”？其实，对“大众”概念有着许多种不同的解释。通常从单纯的数字概念来进行界定的话有大多数人、群众、民众等含义。

但是，在本文中出现的“大众”一词，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这里的大众就是普通人。西班牙著名哲学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叛逆》中写道，“大众”绝对不是愚钝的。上层阶级里有大众存在，下层阶级里也有大众存在。它的全体是“无名”的。《犯罪科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刊发行的“新杂志”。

在《犯罪科学》创刊号的劝购广告中这样写道：“……这份杂志将是学术与猎奇趣味的握手！……欧美读书界已经开始从追求机械科学转变到精神科学。……因此，这份杂志的使命就是暴露产生社会恶与社会善的一切奥秘，研究人生科学的诸相。”显而易见编辑在热情地召唤着读者，要求读者踊跃参加，力图使“人生科学的诸相”大众化。

《犯罪科学》是于1930年6月创刊、1932年12月停刊的月刊杂志。各期的总页数大约为340页左右，定价为60 钱。1932年6月以后普通号的定价降至50 钱。［1］为何降价？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提高销售量和扩大其影响。这期的“编辑后记”里这样记载道：“游离于大众生活的所有事物都是无力的。今后本刊将与大众同在。大众化的6月号就像大家读到的那样令人面目一新。在定价断然下降至50 钱的同时还增加了页数。”［2］

与综合杂志不同，《犯罪科学》中充满了假名、漫画、照片、插图、小故事和杂学等，包括广告在内所有的汉字都被标上了注音假名。另外，每页还附有插图和小故事，读者无须做很大的努力就可以享受读书的乐趣。这与大众杂志《皇帝》极其相似。与此相比，综合杂志（也称为高级杂志）就不会标注日语汉字的注音假名。甚至连漫画、照片、插图、小故事和杂学等也很少出现。大众杂志以直白的形象为表现原理，而综合杂志则彻底立足于抽象的基础之上。媒体研究者永嶺重敏分析道：“体力劳动者既在阅读综合杂志同时也在阅读社会主义类文献；知识分子既在阅读讲坛类杂志同时也在阅读像《皇帝》这样的大众杂志。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年间，像这样的越境读者在确确实实地增加。虽然存在着读书能力的差别和读书文化不同的障碍，但劳动者的读书世界里，阅读的多样性得到了深层次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大众杂志的渗透也在进化之中。”［3］197

因此，我们只要运用永嶺的读者调查统计结果去仔细追寻，不难明确这份杂志的读者群。虽然还无法确定这份杂志对“大众”到底有着多大的影响力。但是，仅从参与杂志编写的众多执笔者都是“东京相互书園”［3］228目录里常居上位的作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份杂志在当时的影响力。

三、“被上海”的摩登都市

要探究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首先要从“上海”一词开始。上海经常被形容为，“现代中国的钥匙”、“冒险家的乐园”、“欢乐之都”、“东方的巴黎”、“魔都”等等。“上海”既可以是表示一个城市的名词，在英语里也可作为动词使用。在英汉大词典SECONG EDITION（第2 版）的1838 页里对“shanghai”的解释如下：1.(用麻醉剂或烈酒)使其失去知觉而被绑架当水手。2.(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强行拘留；诱拐。

英语动词“shanghai”中所反映出来的“上海像”作为近代日本的“上海认识”曾反复多次地在日本文献中出现。如果对这一英语动词进行汉语切换的话，无疑应该被译为“被上海”。

日本大正时期的侦探小说家谷譲次曾在1925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短篇小说《“被上海”的男子》。虽然小说本身与“上海”没有丝毫直接的关联。但是小说“被上海”一词却被当作“被杀”、“被打”的同义词来使用。摩登都市“上海”为什么会与暴力、麻药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上海”与“犯罪”有着怎样的关联？川村湊在《“被上海”的都市——五个有关“上海”的故事》里做了以下的解释：“……稍微思考一下，上海这座城市，可以说是被外国势力用强烈的酒精和鸦片，从被殴打的中国人手中强行夺来的。在黄浦公园竖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上海被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作为租界进行分割，实行殖民地统治。……从宗主国苦役的意思来理解的话，用‘被上海的城市’来诠释是再合适不过了。”［4］

可以说，川村对20世纪2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上海形象”的诠释，是在重复地传播半世纪前日本人言论中出现过的描述而已。类似上述的上海认识与褔泽谕吉在1860年的《西航记》和《唐人往来》里的记载也相符合。与涉泽荣一在《航西日记》里所记载的当时的上海光景也有重叠的部分：“西洋人对待上海当地人与使唤牛马没有任何区别，督促他们的时候使用棍棒。”［5］文中涉泽对英国人的殖民地经营之巧妙也深有感触。

总之，“被上海”的意思就是成为西方列强统治的对象。福泽和涉泽对帝国主义的现实都有着非常准确的认识。19世纪中叶，因“傲慢尊大”而沦为半殖民地的清朝，显然已成为令日本人担忧的“反面教材”。在近半个世纪里日本亲眼目睹了清朝沦为“被上海”的对象，同时在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关系中日本自身也经常处于“被上海”的危险之中。

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人的上海认识

日本对上海的认识可以说是与世界资本主义变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环境变化而变化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有关上海著述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新居格在《上海一瞥》中写道：“这两年上海变得很厉害。”［6］到底是“上海变了”还是看上海的日本人的主体性格和视线发生了变化？

“九一八”事变爆发触动了日本媒体敏锐的嗅觉，在《犯罪科学》10月号上组稿《上海研究号》，既是日本对上海认识变化的一个先兆，而且，内容的多样性又恰好可以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媒体因受“言论统制”强化，表现出极端的“统治理论”相对照。

同期《上海研究号》上刊登了新居格的《上海一瞥》的文章：“……在美国电影中经常有采访充满阴谋、不详气味和妖气的唐人街的镜头，大概是先入为主的原故，上海成了可以与芝加哥进行相对照的罪恶都市。……是革命的根据地，是秘密进出口、赌博、卖淫的巢穴，至少是这样被认为的。……同时中国人也被认为是非常善于搞暗杀，比恶魔暗杀团还要厉害。……我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上海都是有趣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国际都市的某种型态。”［6］

上述言论中最有特点的是上海作为异国的感觉是那么的模糊。对日本人来说，上海已不是外国。可以说，新居格的“住在芝加哥”的假设思考是虚幻的，如果一个人置身于“有着阴谋、不详气味和妖气”、“罪恶横行”的都市里，在侦探小说般现实而又典型的“国际都市”中蠕动的话，试问言者还可能在上海居住吗？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么作为“有趣”、“值得研究的国际都市某种型态”的上海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在这里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式的言论很明显起着重要的作用。“东方主义”式的言论是指对应该被统治的研究对象，行使“男性化、压迫性”的话语力量，使被统治的对象“女性化”的言论。这些言论旨在突出被统治对象的都市空间的种种“怪异、女性、无力”的特征，从而进行再配置。通常被欧美人视为“富士山、艺妓、歌磨”的“日本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上海”的好例子。

在这些充满了“东方主义”逻辑言论的文章里，同样，匿名短评栏的存在，对研究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上海认识也很有价值。“……上海是女人的都市。去上海游玩不碰女人就回去的人是绝对没有的。以去上海的目的来看，不管是谁第一个目的就是女人。如果没有了对上海女人的兴趣，那上海的繁荣也可以说将被减去一半。当然这话也许说过头了，但不管怎么说女人的气味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7］160

把上海比作“女人”、“上海没有了女人，上海的繁荣就会被减去大半”的“东方主义”式言论能够轻易地流通，也预示了上海将成为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对象。

当然持不同见解的也有。年仅20 岁成濑家第11 代城主成濑正胜，笔名雅川滉对“女性问题”这样谈道：“把上海看作是猎奇的都市——那是因为那双眼睛是那样想的所以看到的上海就成了猎奇的都市。如果把走在大街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都认为是妓女的话，那每个女人都有可能被认作为妓女。”［8］

雅川明确地指出，把“上海与妓女”联系起来思考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被观看者本身而在于观看者自身的问题上。因为观看者只愿意看到自己所希望看到的事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日本的上海认识一直都处于变化之中。就像是一面三棱镜,放置的角度不同折射出来的影像就会不同。当三棱镜放置的角度正巧对准上海的卖淫、暗杀、走私、鸦片的话，观看者会认为上海是一个犯罪都市；但是当三棱镜对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韩国的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理查·佐尔格在上海通过美国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结识了尾崎秀实的角度来看上海的话，观看者会认识到上海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都市。

作为中国通经常有着“权威性”发言机会的后藤朝太郎在《上海研究号》上写道：“东亚大都市中像上海这样有活力，同时在其深层又有着不得而知的阴森森的、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感觉的都市是没有的。…这不是因为作为国际都市上海才这样。以上海市为背景，由民国政府构筑的许多个纯中国都市里每天同样也都在发生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9］后藤以简单扼要的文字概观了上海，他始终认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都市，继而又作了以下的叙述：

……在看了上海这个魔巷整体之后可以这么说，第一，带很多钱行走的人是危险的；第二，坐在汽车里移动的人是危险的；第三，被跟踪被防备的人是危险的；第四，隐藏犯罪行为又暖味的人是危险的。不管怎么说上海是个充满了危险氛围的都市。［9］175

像此类描述与匿名作者的《上海案内记》中的内容非常的相似。“上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租界内经常可以听到枪声。工部局的巡捕一直带着手枪和步枪。旅行者特别要注意即使在租界内晚上也不能一个人步行。在什么地方会发生怎样的危险都是无法预料的。即使白天，也必须把中国人街作为危险地带来看待。特别是南市、闸北、浦东、杨浦等地区是上海最危险的地方。”［7］367与后藤同样，在四行短文中反复连续地出现了数次的“危险”。可见上海在日本人眼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犯罪都市已极其的明显。后藤接着又写道：“……鸦片与上海的赛马一样，是焕发出上海情绪的一个很大的标记。……从中可以得到无限的犯罪资料。这并非是用罪恶式的形式论来看问题，而是从中华民族的本质论来进行考察，是可以把它作为民族的基本性质来看待的。”［9］177

像后藤这样，强调从“犯罪都市”上海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民族本质”的言论，可以说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言论的一再表现。它否定中国曾经在亚洲所持有的地位。通过对负面形象上海——“他者”行为的指责，来确立、巩固日本自身的近代身份。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日本需要炮制“落后的中国”、“必须脱离中国”的言论。

就像谷崎润一郎曾说过的，“总之，要了解西洋不到西洋去是不行的，要了解中国不到北京去是不行的”一样，不如说，曾经被日本仰望的“上海”优越的一面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更重要的是这时期的“上海”在观念上已被编入“日本”的概念里。在同期《上海研究号》上，永见德太郎的“长崎县上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成为俄罗斯革命家的潜伏地，中华民国摩登高级的集会地，可以肯定所有的情景全是前世的因果。…上海是个自由港。是个不需要护照的地方。……在我们和他们之间风起云涌的结果是爆发了甲午战争。是被侮辱为小国日本的胜利。今后，日本人能炫耀发挥的舞台就是中国。”［10］

写此文的永见德太郎是把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人芥川龙之介、画家竹久梦二召唤到长崎，构筑了“长崎大正文艺复兴”的关键人物，是个一味地热爱长崎，为了长崎而活的风流人士。从“长崎”作为当时到上海去的主要线路来考虑的话，永见德太郎的这种想象充满虚幻意味。同时，长崎作为关键词可以说是日本延长至上海的一个基点。这段言论又反映出在狭小国土中苟且偷生的日本庶民必须到中国大陆去发展的现实。

同时，像上述“被上海”言语中所表示出共同的上海认识之一的“猎奇趣味”，也是被广泛传播的上海负面特征之一。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也是左右上海认识的重要因素。

雅川滉在上海“猎奇趣味”问题上再三重申：“上海是一个猎奇的都会。——这是在胡说八道。上海是东洋贸易最大的商业都市。这就是全部。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就像仰望着连绵耸立在外滩边的各国银行公司的雄伟建筑物。只有金融资本令人晕眩的回转并承受着它的压力。为此，如何能够感受到被压迫、被虐杀、多数的、遍体鳞伤的人们最后的呼唤呢，即使能够感受到，哪里又有什么猎奇、潇洒的文字啊？！”［8］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以杂志《犯罪科学》1931年10月号的《上海研究号》为中心，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上海认识是怎样被文字媒体所构筑的事实进行了具体的事例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上海研究号》上有关上海的言论与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媒体受“言论统制强化”、表现极端的“统治理论”截然不同。在1931年的节点上，我们虽然还能在杂志《犯罪科学》中听到来自日本社会多重的声音；但是，无法否认此时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危险、犯罪、女性、受欧美列强统治”的“他者”认识之上。“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原本只存在于少数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上海形象”在九一八事变后终于呈现于日本大众的面前。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就是以上这些负面言论得以产生并使之扎根、大众化的重要时期。

为了协商解决九一八事变，1933年5月，以长城为界缔结了“塘沽停战协定”，长城以南被设定为非武装地带。自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逻辑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终于“安定”了下来。但是这时日本政府已无法控制新闻、杂志等媒体舆论的高扬情绪，有时他们的反应比日本军队还要激烈，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而也开始迎合大众的欲望。随后日本先后发动了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珍珠湾事变，在整个东半球燃起战火，给亚洲民众造成的生命和经济上的损失难以估算。

［1］封底［J］.犯罪科学，1930，1(1).

［2］封底［J］.犯罪科学，1932，3(6).

［3］永嶺重敏.モダン都市の読書空間［M］.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2001.

［4］川村湊.“シャンハイ”された都市：五つの.上海：物語［J］.文学界，1988（42）：254-279.

［5］中野好夫.世界ノンフィクション全集14［M］.東京：筑摩書房，1961：297.

［6］新居格.上海の散瞥［J］.犯罪科学，1931，2(11)：154-160.

［7］匿名：すべては芸術のために！［J］.犯罪科学，1931，2(11).

［8］雅川滉.上海を滑走する［J］.犯罪科学，1931，2(11)：272.

［9］後藤朝太郎.逆光線に輝く上海の魔巷 上海の町ぐらい薄気味の悪い町と云うのはあるまい［J］.犯罪科学，1931，2(11)：162.

［10］永見徳太郎.長崎県上海［J］.犯罪科学，1931，2(11)：26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