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及相关研究

2013-08-15赵牧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赵牧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许昌 461000；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被上海的男子”，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或让很多人莫名其妙，但在1925年时，它却被当作一篇日本小说的标题。谷让次，据说是当时有名的侦探小说家，他的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在外国轮船上工作的男子的绑架案，但该案却是发生在日本的神户港，跟上海没有任何关系。何以会取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呢？其实并没有多少玄机，因为在当时的日语里，“上海”被赋予了“诱拐”的意思。无独有偶，在英语里，“shanghai”，除被解释为“中国的一个港口城市”之外，还被用作动词，意思是“为使某人充当水手而先将其灌醉，再拐到船上胁迫其就范”［1］1。如此说来，谷让次的小说，简直就成了对这一解释的形象诠释。那么，“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总是跟摩登时尚联系在一起的，怎会在日语和英语里被赋予如此恐怖的意义呢？这实乃刘建辉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和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 41）》等所要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就在这些回答的基础上，人们却又发现，近代以来的日本人既把上海当作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极力渲染其“魔都”形象，又把上海视为了解西洋文化的桥头堡而对其抱有无限迷恋。像这样一种“分裂”的印象，到现在似已成了常识，而这常识是如何形成又是怎样传播的呢，这个，则成了徐青的《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945）》所要追问的核心问题。

一、“被上海的都市”

之所以将1862年作为近代日本人观察上海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的六七月间日本“千岁丸”号访问上海被作为标志性事件。“千岁丸”是一艘英国制造的货船，它在这一年4月由日本幕府以洋银3 万4 千两购得，并于5月底从长崎出发而驶向上海，6月2日停靠在雨后的吴淞码头①对于“千岁丸”访沪的确切日期，冯天瑜在阳历的日期后的括号中标注为“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五月五日”，而甘慧杰所译刘建辉的《魔都上海》一书中则直书为“五月五日”，而查阅万年历，中国的这一天的阴历纪年为“五月六日”，可见冯天瑜的标注和刘建辉所述的日期，所根据的是日本阴历，两者大概相差了一天。。除包括船长在内的15 名英国人和1 名以货主名义雇来的荷兰人之外，船上还载有一个由51 名日本人组成的幕府遣清使团。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刚结束，开埠不久的上海，已沦为英帝国的开放口岸，而扫荡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则还在上海近郊与清政府交战。对此，日本方面虽已有耳闻，但因为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文本化的，道听途说和文字的阅读实乃最为主要的途径。但“千岁丸”号的上海之行，却使得近代日本人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真相”。其结果，作为“文化母国”的荣光暗淡下去，原先一度在幕末精英群体中颇有号召力的与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入侵的想法，也不复存在，而那些使团成员，本要考察一下上海如何为同样处于西方列强窥伺下的日本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提供镜鉴的，但因为看到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兵士们的“没有一点英雄气概”，一般民众又在自家地盘上甘为外国人役使，便不仅激发了引以为戒的紧迫感，而且唤起“纵横清国”的骄横②据葛正慧评注，峰氏的《清国上海见闻录》虽于“千岁丸”号访沪期间所作，但直到八十年之后，即1942年1月才被发现，并于是年部分刊登在日本《大陆新闻》报上，这其中不无巧合的因素，但却也折射了战时的日本对中国及上海的意识形态诉求。峰源藏著，葛正慧注：《清国上海见闻录》，收入蒯世勋等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24 页。，为此后的侵略论述提供了基础［2］。

这样一种政治化的视角，是冯天瑜在《“千岁丸”上海行》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解读的前提，而徐青尽管也明确将之作为近代日本人观察中国及其上海的起点，但却更倾向于从都市卫生学角度，考证近代日本有关“上海=中国，是很不卫生的”这一认识的起源。在“千岁丸”上的遣清使团中，有一位叫纳富介次郎的随从，作为画家，他本来承担的任务，是“绘画清国事情”，但可惜刚到上海便病倒了，而为弥补不能实地写生的遗憾，他就撰写大量“见闻”，成《上海杂记》一册，其中，便有对“上海市坊道路之脏无法形容”的描绘：“到处是垃圾粪堆，无插足之地，人们也不清扫”，并听人讲起“一出城区就是野外，荒草盖路，棺材纵横，有的死尸草席一卷到处乱扔”；而最令他感到艰苦的是“饮水的浑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江上还时常漂浮着人尸；当时霍乱流行，难民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又无力安葬而将尸体投入江中，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但像这样漂浮着各种垃圾、屎尿和尸体的江水，却成了上海及其周边的人们淘米、洗菜和饮用的主要水源［3］。徐青在引述纳富介次郎的这段描述时，特地以涉泽荣一于1867年访问上海时的见闻为旁证，但却在承认“上海不卫生”的判断的同时，插入一段“都市公共卫生史”的考察，似乎意在证明，那时大都会的不卫生，其实并不以上海为限，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例如，法国的凡尔赛宫殿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繁荣和壮丽”背后，却因没有公共厕所而到处弥漫“肮脏和恶臭”，而当时日本的京都，美丽的外表下也充满无法阻挡霍乱等疫病流行的污秽。的确，公共卫生19世纪中后期才在城市建设中受到关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新旧杂陈的上海，虽给近代以来最初的日本访客以不洁的观感，却又有“外国人的官舍”及其附近的汽油灯、电线、西洋风格的建筑群、宽阔的街道让他们沉迷，只是这沉迷，无奈被进一步转化为“上海=中国不卫生”的认识［4］33。因为这个认识的不断重复，徐青发现，到了1931年一二八事变前后，就演化为中国乃“劣等民族”的观念，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以说，徐青与冯天瑜，他们的研究虽然角度不一，但却结论相似，真乃殊途同归也。

一边是传统中国的污秽，一边是西方文明的奢华，像这矛盾的上海印象，当然跟上海的城市特色有关。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构成部分，一个是旧县城为中心的“上海”，虽然对外贸易自元明以来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但作为其背景的，却是传统水乡的江南；另一个是以所谓租界为中心的“上海”，跟它相联系的是西方殖民统治和近代资本主义都会。直到1912年旧县城的城墙被拆除之前，这两个上海之间还有着明确的分界线［1］3。在充满传统情趣的江南水乡的映照下，“租界的上海”呈现出一派西洋风的新潮，而在资本主义都会的映照下，“旧县城的上海”，则显得愈发腐朽和破败。对于“千岁丸”上的日本访客而言，他们对传统中国及其江南水乡的审美想象一旦和贫困、脏乱以及腐朽的现实接触，便轰然倒塌，于是转向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似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然而在这选择背后，“旧县城的上海”的败落与“租界的上海”的兴起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往往给忽略了。事实上，“千岁丸”上的一名藩士峰源藏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曾因“上海县城内”内“垃圾粪土堆满道路，泥尘埋足，臭气刺鼻”而“责问本地人”，他得到的回答便是“以前并非如此，自从英国人到来后，商市兴盛，街道却变得肮脏，是因为本地人忙于眼前生计，多被雇为按日论薪的缫丝短工，没有闲暇去关心农作，倘像从前那样把垃圾运往农田去当肥料，街路自然不会这样不雅观”［5］。当然，自上海开埠以来乡村人口的大量涌入也与此高度有关，峰源藏就有对“难民从四方涌来上海”的描述，而因为这些人或在“租界的上海”谋取了职业，但居住，却可能选择房租相对低廉的“旧县城的上海”，从而给公共卫生管理造成极大压力。

当然，这些“乌合之众”不断穿越新旧上海的分界线，在为一座新兴的国际化都市的繁荣作贡献的同时，也在街角的暗影处搬演着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恶勾当。于是，劫掠、诱拐、械斗、暗杀、卖春以及秘密结社等传统中国本已存在的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了。新居格，一个曾在1930年代的上海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日本作家，在初次到访时就被告知：“城内是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穿起西装在城里走都很危险”的，从而将上海当作“一切阴谋的发源地，是罪犯和危险的庇护所”［6］3。新居格所谓“城内”，就是与“租界的上海”相区分的“旧县城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本是新的社会问题的因，但污名，却全由“旧县城的上海”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中国承担了。一个被用作动词的“上海”，大概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被当作动词来使用，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刘建辉认为，这或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能说明曾被冠以“魔都”之名的上海的“魔性”。拐骗和阴谋，在这里成了理解“上海”的关键词，但徐青所给大家的提醒是，上海及其所谓的“魔性”，其实也是“被拐骗”的结果：

上海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况下被诱拐，成为被各种所谓“租界”圈起来的土地、围起来的城市。在中国大地上，上海被各国列强强制性地夺取、诱拐。如果从被宗主国当苦役的意思来理解的话，用“被上海的城市”来诠释是再合适不过了［7］。

这是徐青引述的日本当代知名文学评论家川村凑在《“被上海”的都市——五个有关“上海”的故事》中的一段话，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对已在日本广为流传的、熟悉的上海形象的再次确认”［4］48，而还在于它表明“上海”之所以可以作为动词与诱骗和绑架之类的含义联系起来，是因为它自身作为一个城市，也是被近代以来的殖民势力“夺取”、“诱拐”下而“没有任何意识”地发展起来的。所谓“没有任何意识”，当然是川村凑及其所评述的1920年代的短篇小说的作者们从殖民者的眼光而对上海进行外部观察和描述的结果。在这样一种“被表述”的情况下，上海没有开口给自己辩解的机会，而在那些日本人的眼中或者笔下，可能只有“西洋人对待上海当地人就像使唤牛马一样”的景观。这些“被役使的人”所造成的交通堵塞和所发出的嘈杂声响，一方面让他们觉得“讨厌”，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将艳羡的目光投向那些挥舞着棍棒的英法殖民者，以为自己效仿的榜样［8］。上海对日本人而言也就成了双重的他者：一是它所代表的传统中国的一面，是腐朽的，堕落的，仿佛一个犯罪的巢穴和魔鬼的居所；一是在这腐朽和堕落的背景之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悄然生根发芽，它因而变得摩登而时尚，被形容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猎奇的都市”，在这各种梦幻般的称谓里，暗含了所受到的最广泛的注目。

二、在“东洋主义”视域下的上海

或者这两个方面，都曾是上海的真实。然而，当近代以来的日本人一边感叹着上海的“摩登”，一边却将之视为“魔都”的时候，或是怀着“被上海”的危机感，或是涌出追赶西方文明的热情，或是激起殖民中国乃至亚洲的冲动，因而，民族主义情绪的唤醒与膨胀才是他们最大的关切，而所谓上海的主体性，其实并非一个主要考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青将近代以来的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与欧洲人对阿拉伯世界的“东方主义”等同起来。所谓“东方主义”，在萨义德看来，就是欧洲人在某种既有的意识形态诉求下，将想象投射到他们所观察和描述的阿拉伯世界，仿佛是凭空创造出来一个东方，这样的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等等，而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现实，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位在黎巴嫩内战期间访问贝鲁特的法国记者对满目疮痍的市区景象曾不无感伤地想起“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笔下的东方”，这让萨义德忍不住感叹，早在夏多布里昂和内瓦尔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东方人，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和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抉择，对这位法国记者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他“最关心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9］。同样的，徐青发现，近代以来的日本人，最关心的也不是上海的现实而是他们对上海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如新居格，在《上海的第二印象》一文中，谈到他住在上海一家旅馆中，天还没亮的时候，仿佛外面传来一阵手枪的声音。“这样就是上海了”，他想，于是就在头脑里中现出“一队追赶匪徒的巡捕们放枪的光景”，但后来才知道，自己所认为放手枪这回事，不过是“对门中国旅馆放爆竹送客人出门”罢了。之所以会有如此“滑稽的误解”，实在是因为“上海这名词”，在他那里，已经成了“恐怖都市”的同义词，“一见着它，就想起侦探小说中的离奇事，和那使人不愉快的街”［6］3-4。我们知道，将上海与“侦探小说中的离奇事”联系起来，并非始于新居格，因为此前一个叫作谷让次的日本侦探小说家，就曾将一篇以发生在神户港的外国轮船绑架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冠以《被上海的男子》之名。所以，新居格不过是将日本人那里广为流传的上海形象再次确认罢了，而这一确认，则又暴露出他像那个到访贝鲁特的法国记者一样，尽管脚踏在上海的土地上，所见的却不是上海的现实，而是近代以来日本人有关上海的种种负面化的表述。

像这样一种“东洋主义”，在对上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观察和描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862年“千岁丸”上日本遣清使团的随从纳富介次郎以来，这一问题，在涉泽荣一的《航西日记》、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横光利一的《上海》、谷崎润一郎的《上海见闻录》、吉屋信子的《到战祸中的中国北方和上海去》，以及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中被反复提到，并颇为相似的，都将黄浦江的浑浊、饮用水的不安全、中国式的随地吐痰、流行病的肆虐、娱乐场所的混乱、厕所的肮脏等，作为一再描述的对象。因为这些日本知识人在公共媒体上的喋喋不休，据徐青的介绍，到八一三事变之后，像这样的上海的负面形象，已普及到日本的大众世界，以至1939年，由新居格所主编的《支那在留小学生作文》中，那些日本小学生们，彷佛受了视觉的引导一样，对于那时上海的街道上应该会有的抗日标语全都视而不见，只顾在日本与上海正负对比的构图中，千篇一律地感叹上海的沟渠“没有不浑浊的地方”，而“那样令人恶心的水，中国人却可以若无其事地使用，如淘米、洗衣服，乃至煮开了饮用”［10］242—244。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所导致的“浑浊的水下面还有几十万具中国士兵的尸体”等恐怖场景的置入，这样的描述，简直就是对前引纳富介次郎在《上海杂记》中的文字的原版摹写。这些日本小学生，很可能也是在上海的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而只在脑海里搜索着日本成人所提供的有关上海负面形象的“陈词滥调”。

当然，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的。为此，徐青在她的著作中分别从幕府末年及维新时期，一二八事变前后、八一三事变前后、孤岛和占领期四个阶段考察了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及其变化。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跟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变动相一致，而从徐青的考察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的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也大致是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投影。在幕府政治的末期，日本的知识人还只是从对中国的失望中体味到一种引以为戒的危机感，但甲午海战之后，他们已自比殖民者中的一员，而到了1931年一二八事件爆发时，则又更进一步，以为可以充当中国的主宰，侵略的野心也由此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就是说侵华战争虽是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时全面爆发的，但思想上的铺垫，或者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其实早在1931年就已准备就绪。如果说从“千岁丸”上踏入中国土地的日本人对于上海的种种负面的观察，还有一个“文化同宗”和处境相似的心理前提，“同病”却不“相怜”，是它的根本特征，那么，当一二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人对上海的妓女问题、鸦片问题、走私问题、阴谋问题以及卫生问题喋喋不休的时候，用彼时被称作“上海通”的后藤朝太郎的话来说，他们已不再是“用罪恶的形式论来看问题，而是从中国民族的本质论来进行考察”了。所谓“罪恶的形式论”，或将问题指向社会治理层面，而所谓“民族本质论”，则是在炮制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的言论了［11］。这一点，就充分体现在那些战时居留上海的日本小学生对上海的种种负面描写中。比如前述对饮用水的不洁的描述，也以“这在我们日本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来作结，而有关上海人的吃饭方式，也是先说“他们把饭菜装在很大的碗里，一边是饭，一边是菜”，或是“站在外面吃”，或是“坐在长条凳上吃”，紧接着便来评价，“这在日本人看来是非常没有教养的”［10］248。总之，在诸如此类的“上海人”与“日本人”的对比中，可以见出，在那些日本小学生的眼中，“上海人”乃至“中国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上海是一个“不文明的地方”，而中国，则是一个所谓的“极端落后的国家”。

然而，就在这样的言论的基础上，“滑行在上海”的日本人却也在不停地夸说着上海的魅惑力。比如，当时在日本发行的大众杂志《犯罪科学》上，就经常刊登一些报导上海的“猎奇趣味”的文章，诱使更多的日本人来到“这个不需要护照的地方”。而作为日本大众娱乐杂志《摩登日本》的特派记者松井翠声在他的《上海指南》中，也一边戴着有色眼镜反复地叙述上海的不卫生，批评着“那里的人好像是没有卫生思想似的”，一边又像徐青所指出的那样，表达了上海的魅力无所不在的想法：“虽然都是些令人不太愉快的场面，但是在要离开上海的时候却好似有什么东西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并由此而一再地想起赛狗场、夜总会、咖啡厅、跳舞场、电影院、红灯区等等摩登的娱乐，忍不住感叹“那里有迷惑人心的东西，上海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12］。但这样的上海，在他们眼中，已不再是“中国的上海”而是“西洋的上海”了。一个叫作池田桃川的日本人于1928年在《女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杀人团》的文章，在其中，他描述了抱着上海“只留存着狭窄的、散发着小便臭味小路”观念的自己，如何被眼前“沥青马路、没有声音地行驶着小汽车、未来派所建构的令人好奇的住宅、能够容纳数十人的舞厅”等摩登景象震惊的情形，然而紧接着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区分，将那些被事先置入到头脑中的有关上海的负面形象归为“中国的上海”，而将眼前所见的摩登景观归为“西洋的上海”。经过一番“脱亚入欧”的话语机制，则又在观念上将“西洋的上海”编入“东洋的日本”的概念里，而上海，简直就成了从日本内地延伸出来的边陲都会［13］。

三、大众的诱导及悖论

重要的或许不是这样的言论里流露出来的侵华野心，而是将这样的野心广泛地刊布在大众杂志上。我们知道，“大众”具有居于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意思。虽说组成大众的个人自古就有，但他们的聚集，却是19世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在患有大众恐惧症的著作里，他们是一种威胁秩序的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他们却构成了新的历史主体。因为文化心理上的“盲目”，却又容易形成共同体的“幻觉”，大众既能成为殖民主义侵略的马前卒，也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排头兵。于是，被各种意识形态话语争夺，是他们无可逃避的命运，而近代以来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报刊杂志，则往往成为这些话语争夺的重要场域。或正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徐青才以刊发在日本大众报刊上的报道、游记、旅行指南、广告、小说、小学生作文及近代以来新兴的大众文化形式如电影和歌曲等，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比如，被纳入徐青考察对象的《犯罪科学》杂志，就明确地以“大众”作为重要的读者群体。《犯罪科学》在1932年6月号的“编辑后记”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游离于大众生活的所有事物都是无力的，今后这本杂志将与大众同在”，而据徐青的介绍，为使文化层次较低的大众读者轻松体会到阅读的快感，该杂志里充满了平假名、漫画、照片、插图、小故事和各种信息博览，并将所有汉字都标上日语汉字的注音假名。就在这么一份以日本大众为读者对象而又内容非常庞杂的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与中国或上海直接相关的文章，并且在一二八事件期间，还刊出了“上海研究专号”。从徐青辑录的该专号上的文章和部分引述可知，有关“魔都”或“摩登”的内容，大致平分秋色，并在其中夹杂着一些“抵制日货运动”、“秘密警察”、“政治暗杀”、“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反抗欧美列强”问题的描述和议论，似呈现出这个时期日本人对上海认识的复杂的一面，但遍布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拯救亚洲白祸的唯一武器”这等口号，却清晰地昭示了“东洋与西洋相克的图式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大众的广泛动员［4］63。

虽然徐青并没给我们提供相关的统计数字，但是，从我们前引居留中国的日本小学生的作文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们的种种自负而偏颇的认识，便足以见出这些大众媒体上的动员所起到的效果。鲁迅曾经在《狂人日记》里借一个“狂人”之口，而给小孩子何以会对无冤无仇的人吐唾沫、扔石子做出解答，说“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事实上，那些在日本大众媒体上频繁出现的有关中国及上海的负面言论，所发挥的，就是日本小学生理解中国及上海的训导作用。此外，彼时日本当局制定的《外地初等教育指导》，对那些日本小学生作文中的“上海印象”之间的关联，也为徐青所注意到。当然，更为徐青所注意的是，新居格这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何以会在1939年时编辑出版《中国居留日本小学生作文》。新居格从信奉无政府主义到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这一转变本身，或者就属于军国主义动员的成果，而他在序言中，又自诩这本小学生作文集可以“被称为日本全体国民认识战争”和“认识中国真实形象”的“国民读本”的说法，则是将自己这一行为，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一个构成部分了［4］77-78。

当这一军国主义动员已经产生了普遍影响时，日本大众媒体上所重复的对上海的认识就主要为“东洋与西洋相克的图式中的日本军国主义”所框定。然而，徐青注意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因为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出于肯定这一所谓的“新秩序”和进一步宣扬“东亚共荣”、“日中亲善”的需要，上海作为“魔都”的一面被有意淡化，而其摩登的一面却被强化了。这时期，各个阴暗角落里的阴谋、赌博、卖春、毒品以及霉菌的滋生等，并没减少它的“魔性”，有关这一点，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中有着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但是，在由日本或汪伪政权所主导的公共媒体上，却不再成为刻意渲染的对象，而豪华宾馆、餐厅、俱乐部、赛马场、游乐厅、影剧场、百货店等时尚景观，则被反复摹写，不过，因为抵制“鬼畜英美”的需要，原来的“西洋风”被悄然改装成了“东洋风”。比如，因为公开身份是中国人而在“满映”的“国策电影”中担当重任的李香兰，这期间也应邀来到上海，但是，她所灌制的流行音乐，却也不得不隐藏其中源于西洋的交响爵士乐的成分，不然，就有可能被视为“敌性音乐”而面临被审查和“禁止发行”的命运。作为“日中亲善”反面的，则是“鬼畜美英”的种种恶行。这在李香兰参与的电影《万世流芳》中有着生动的表现。电影反映的是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其中，高占非饰演的林则徐和陈云裳扮演的张静娴这一对生死恋人，率领中国民众对于英帝国主义进行抵抗，而李香兰扮演的卖糖少女凤姑，则通过将鸦片之害编入歌词而揭露了英国人祸害中国之心。在日本方面，或可理解为对当时“太平洋战争”情势的配合，而中国方面，则可以理解为抗日救国精神，并因此而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去的人便有很多［14］。这是李香兰战后回归日本人身份之后的说法。为此，她还盛赞该影片的中日各自的负责人张善琨和川喜多长政合作而产生的“巧妙的主意”，但日本投降后，不仅张善琨因为汉奸嫌疑而一度遭遇牢狱之灾，而且李香兰也险些因同样罪名被处决［15］。这样的叙述，很有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意思，但却折射了“东洋与西洋相克的图式中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构筑自我形象上的“倒错”：一边说是帮助中国人抵抗英美殖民主义侵略，一边却又对中国实施着无耻的侵略行为。

最能体现这种意识形态倒错的，是中日1944年合作拍摄的《春江遗恨》。相比徐青在“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这一论述框架中给予解读的《万世流芳》、《春江遗恨》不仅属于沦陷时期上海电影活动的一部分，高调宣扬了所谓中日联合抵制“鬼畜美英”的思想，而且试图将1944年日据后期的上海观众拉回到1862年六七月间“千岁丸”号初访上海的历史情景中。毫无疑问，这个历史场景在这部电影中所得到只是一种虚假的呈现。我们知道，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是这一年1月攻占上海的，到“千岁丸”号抵达上海时，他们已被与英法联合的清军赶出了上海。但为了让日本武士高杉晋作参与这场战争，并与同情太平天国起义的旅馆女店员玉瑛谈一场恋爱，就不得不将这一历史事件推迟了数月。影片中有一个日本使团出席清朝官方招待会的桥段，某清朝官员在致辞时特别提到中日双方应该忘记前嫌，但事实上，在1862年的时候，中日间已两个世纪没有实质性接触，谈不上什么前嫌。所以，如毕克伟所言，这段话是说给1944年的观众听的。在这次正式接待之后，日本客人被带去看京剧表演。结果，他们都非常喜欢和尊重京剧艺术。但从高杉晋的日记得知，他当时因为眼见得清国的腐朽和败落，他已丝毫引不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了。相反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巨大的财富，却让他备感惊叹，然而电影里，却让他对西方人的浅薄甚为反感。作为一个日本武士，1862年的高杉晋作最关心的是日本应如何避免中国式悲剧，而没想到与中国合作抵御西方入侵，但当由阪东妻三郎扮演的他出现在1944年的观众面前时，却不仅表现出对中国年轻女性的多情，而且处心积虑地想告诉太平军的将士，不要相信英法的谎言，只有日本才是他们真正的救星。在这种情况下，当李丽华扮演的玉瑛带高杉晋作到上海四处考察而让他看到孤苦无助的中国难民和居于要塞的英国炮台时，他也不再像当年在日记里表现得那样对上海的不洁深表厌恶，对西方的强盛大为艳羡，而是“恰如其分”地，朝着1944年的上海观众做出同仇敌忾的表情，决心与太平军将士一道驱逐腐朽的清廷及其西方走狗。但彼时的上海观众应该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在1862年时大势已去，而1944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正日暮途穷，尽管两者在荧幕上看起来都像是赢家［16］。

［1］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52.

［3］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刘伯林，译［M］//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75.

［4］徐青.近代日本人对上海的认识（1862-1945）［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峰源藏.清国上海见闻录.葛正慧，译［M］//蒯世勋,等.上海公共租界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624.

［6］新居格.上海第二印象.守默，译［M］//周立民，王晓东.漫画生活（1934-1935）.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7］川村凑.“被上海”的都市——五个有关“上海”的故事［J］.文学界，1988（42）：254.

［8］涉泽荣一.航西日记（1867）［C］//中野好夫，等.世界纪实文学全集：第14 卷.东京：筑摩书房，1961：297.

［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1-2.

［10］新居格.支那在留小学生作文［M］.东京：第一书房，1939.

［11］后藤朝太郎.在逆光中辉煌的上海魔巷［J］.犯罪科学：1931，2（11）：177.

［12］松井翠声.松井翠声的上海指南［M］//山下武，高崎隆冶.上海丛书：第7 卷.东京：大空社，200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