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菠，郭金鹏

(1.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室，山东 烟台 264000;2.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北海银行于1938年秋创建于山东掖县，它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主要银行之一。1948年12月，北海银行和华北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合并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1］北海银行在其存在的10年多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银行的历史使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银行通过发行北海币，成功抵制了日伪货币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入侵。此后，北海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及邻近地区全面取代了法币，形成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自主的区域性货币市场，避免了根据地市场因法币通货膨胀而引发的较大动荡。北海币的发行与健康发展及独立自主的区域性货币市场的建立，为战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它保证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安定，从而直接支援了山东局部乃至全国战场的抗日。“北海银行及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的货币政策，不仅为山东抗日军民提供了资金融通之便，保障了军需民用，而且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使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物质保障，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

一、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自主掌控根据地经济命脉

北海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解放区的地方银行，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革命根据地中建立的主要银行之一。北海银行存继的10多年的时间一直处于革命战争年代，其先后经历了7年的抗日战争和4年的解放战争。总的来看，北海银行的全部活动具有“地方金融”和“战时金融”的特点。北海银行最初是在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山东掖县党的组织团结带领本地各界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筹备创建的。北海银行的筹备和创建“是中共历史上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事件之一”，［3］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深入人心。在北海银行的筹备创建过程中，党外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当时银行的筹备和印发北海币钞票的具体工作，都是由一位曾在青岛中鲁银行任经理的名叫张玉田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的领导下进行的。在张玉田的带领下，北海银行的筹备工作人员克服了敌人的严密封锁，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完成了当时开办银行最为困难的两件事情——刻制票版和采购票纸，印发了相对精美的各种币值的北海币钞票。［4］

随着抗战的深入展开，在党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局(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决策和具体领导下，在与其它各抗日根据地革命银行的交流合作和相互支持下，北海银行不断地发展壮大，最终成为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柱石之一。纵观北海银行所从事的金融业务，主要是战时的货币发行和货币斗争，以及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农村金融业务，解放战争时期，金融服务对象才逐渐开始向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工商业扩展。随着北海银行金融业务的扩展，党对于货币流通和信贷资金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对传统银行业务方式和信用工具的运用，对多种成分经济的政策处置，对资金的营运和管理，对新中国财政金融人才的培养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掖县抗日武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建政伊始，抗日民主政权本着解决军政开支和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需要，谋划组建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多方努力下，1938年11月1日，北海银行在山东掖县正式宣布成立，并发布通告，发行自己的货币——北海币。北海币发行伊始，为蓬莱、黄县、掖县三地的通用货币，准备金由抗日民主政权筹建，并由抗日民主政权担保与法币等价流通并随时可兑换收回。1939年2月，由于形势的发展，掖县抗日民主政权撤出了蓬、黄地区，北海银行的业务也暂告停止。但北海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并没有因为抗日民主政权的退出而受到影响，北海币发行后，立即在蓬、黄、掖三县及邻近地区流通，信誉稳定，抗日民主政权退出该地区后，北海币不仅在当地市场继续流通使用，“反而扩大使用到栖霞、莱阳、招远、平度各县”。［5］

1939年8月，山东北海银行重新恢复工作并进行了银行机构的重组。作为财经工作的一部分，北海银行的事务最初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筹划，北海银行的内部还设有山东纵队供给部。根据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分散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现实，重新组建后的北海银行除了总行外，还在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分行，总行兼办鲁中区的业务。当时北海银行主要的业务是根据各抗日根据地市场流通的需要，发行北海币，以满足市场流通对货币的需求，稳定当地军民的生产生活秩序。1940年春，由于印刷钞票材料的缺乏，北海币的市场供应跟不上抗日根据地扩大的需要，这一时期，一些地方曾发行过地方流通券。如鲁南区发行“临、郯、费、峄边区流通券”;鲁中区莱芜县发行“农民合作流通券”;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民主政府，联合发行“益寿临广四县边区流通券”。［6］

1940年7月，山东省战工会成立后，北海银行在鲁中设立了“山东北海银行总行”，胶东区的北海银行改为分行，由于各根据地各自分散独立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事实，北海银行总行和各分行分别独立经营。这时，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也从满足各根据地市场流通的需要转向解决战时的财经困难。1941年和1942年，北海银行又相继建立了滨海区分行和鲁南区支行。此时，北海银行的机构体系和工作已经在整个山东省展开，北海币的发行数量也逐渐开始增多，流通范围逐渐覆盖到了整个山东省的全境，北海银行的信贷业务也在全省范围内拓展。

1941年，山东省财经文教大会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加强北海银行的工作，扩大北海币的发行，在全省及邻近地区市场推行北海币，并以北海币为依托，加强对敌货币斗争。1941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开展根据地十项建设运动”的号召中指出:要大力加强银行建设，在全省的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的银行业务，使银行成为调剂金融，巩固法币，投资生产的经济命脉的中心系统。”［7］省战工会也做出决定:“立即建立独立的北海银行组织系统，直接受战工会财政处领导，印发一定数量北海票作为本位币，维持市面流通。保存法币，防阻法币外流，并将印发纸币全部投资生产建设事业。保证一定的基金，发展银行业务，如储蓄、汇兑、借贷、投资等工作，并在各地建立北海银行办事处与银行网，便利于金融流通。”［8］此后，北海银行的独立金融体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及邻近地区逐步建立起来。

从1942年夏开始，为了统一进行货币斗争，防范抗日根据地的通货膨胀，根据地政府向北海银行总行和各分行下达了发行北海币数目的规定，要求各区把发行北海币的数量向总行报告，并逐步健全银行制度。1943年6月12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了《北海银行组织章程》，对银行的设立宗旨、组织领导、银行业务等做了统一规定，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工作的统一准则。《北海银行组织章程》的出台，正式宣告独立的北海银行金融体系在全省正式形成，依靠这一独立的金融体系，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自主掌控根据地的经济命脉成为现实。

应当指出，北海银行既是山东解放区的地方银行，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几个主要银行之一。在其存在的11年间，总的来说是处在战争年代，前七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后四年是解放战争时期。北海银行的全部活动，具有“战时金融”和“地方金融”的特点。纵观北海银行发展壮大的全过程，能够发现，它既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培育的结果，同时又是在党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局(解放战争时期)重要决策和方针政策指导下的具体实践，而且北海银行与其他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尤其是冀南银行和华中银行，有过许多的经验交流和相互借鉴、相互支持，在两个时期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对于这一点，曾参与领导实施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敌货币斗争的薛暮桥，在1945年6月召开的山东省工商工作会议上就指出:“现在货币斗争即将进入新的阶段，在这新的阶段中必须全省统一行动，展开全面性的对敌经济斗争。而这统一行动，必然是要建筑在统一的货币制度上。我们不但要求得山东全省的统一，而且要与鲁西和华中取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发挥更大的斗争效果。”［9］

二、积极开展货币斗争，抵制对抗日根据地的外来经济搜刮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加快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在华北，日军大量印发了伪“联合准备银行”纸币，并用武力手段强制根据地民众使用，以此大肆掠夺根据地的物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还利用推行伪钞、吸纳法币、套取外汇、换取军用物资等手段，支援侵略战争。针对日军的这一阴谋，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以自己发行的北海币为依托，采取了禁止伪钞，取缔土、杂钞，排斥法币等多种形式的货币斗争，有力地抵制了来自各方的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搜刮。

首先，取缔伪钞。抗日民主政府严厉查禁伪币。针对1941年冬季的日伪接管山东平市官钱局及民生银行，省战工会于1942年1月发出通知，禁止民生银行钞票和伪平市官钱局纸币的流通使用。

其次，取缔土、杂钞。当时山东各地商民大量发行土、杂钞，1941年仅滨海区就有土、杂钞300余种。国民党山东地方政府和军队发行的货币达二三十种。针对这一情况，山东各地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进行清除。对地方商会、商号、士绅发的钱帖子，由抗日民主政府通知发票人进行登记，限期清理，或由发票人交出发行基金代为收回，或发动民众持票向发票人兑现;对汉奸或逃亡者，则以其财产变价进行收兑;对国民党地方武装政权发行的杂钞，概不承认，严禁流入根据地;对投降派或顽固派的票子，采取以没收其财产予以适当收兑，尽量减少人民的损失。以上这些措施，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土、杂钞在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迅速绝迹。

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最艰巨的任务是排斥法币。1942年前北海币发行量尚少，在根据地内还不能发挥本币的作用，只能实行依靠法币、保护法币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日本失去了利用法币套取国际外汇的可能。由于失去了法币作为外汇使用的可能，日本限制法币在其占领区流通，在大量发行汪精卫伪政府钞票并竭力向根据地渗透的同时，日本还把国民党法币大量推向各抗日根据地，用以抢购物资。大量法币的流入，引发了解放区物资的外流，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根据地政府先后采取了法币贬值和停用政策，开展了排斥法币的斗争。1942年1月，省战工会指示各地，为提高北海币信用，各地应迅速确定以北海票及民主政权发行的纸币为本位币，对法币实行七折、八折、九折等使用。4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和省战工会又先后发出指示，实行法币贬值或降价政策，要求各巩固区，逐渐做到禁止法币流通，扩大北海票的流通范围，提高其信用，并增加北海币的发行数量和本币的面值种类。为粉碎敌人倾销法币，掠夺根据地物资的阴谋，1942年5月29日，山东分局财委做出《关于法币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实行贸易统一管制，严格实行以货易货，阻止法币内流及物资外流。宣布以北海银行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自7月1日起，所有军政民间往来账目，借约契据，一律以北海币计算。7月中旬，省战工会财经处召开扩大金融会议，提出了北海银行的中心任务是以北海币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唯一本位币，预先做好废除法币的准备工作;建立各根据地向外的汇兑;加强银行业务，和群众利益联系起来。此后，各地先后开展了排斥法币斗争。

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这次“排法”斗争，除胶东地区、沂蒙中心部分地区成功外，其他地区几乎都失败了。胶东区的成功在于停止法币流通，而其他根据地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仍维持法币在根据地市场上的流通。由于当时本币(北海币)发行量很小，仍与法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仍无法控制，本币币值随着法币的流入和贬值而难以稳定提高，市场物价亦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而继续暴涨。此外，只用行政办法，由根据地政府出布告限制法币流入，规定本币与法币的比价，没有采取经济办法，集中必要的物资力量做后盾，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本币的币值也就随着法币的贬值而贬值，政府布告规定的比价几乎不起什么作用。通过这次各地区“排法”斗争成败的比较，根据地民主政府得出了一条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使本币与法币脱离关系;必须以经济办法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才能收到对敌斗争的胜利。

胶东区在1943年上半年停止使用法币，建立本位币的斗争取得了成功。不仅停用了法币，肃清了土钞，而且打击了伪币，提高了本币，降低了物价。中共山东分局总结胶东的经验，1943年6月30日发出《关于货币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省的抗日根据地推广胶东区的经验和做法。当时，有些地主、商人不相信民主政府能够停用法币，不相信北海币的币值能够高于法币，便私下秘密囤积法币，结果吃了大亏。1942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停用法币时，一元法币兑换北海币七角，到当年年底，六元半法币才能换到一元北海币，即一元法币只能换到一角五分北海币，这时他们不得不忍痛抛出法币。［10］

货币斗争的胜利，使北海币完全占领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保持了币值稳定。停用法币，使本币最终脱离了法币影响。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根据地可以完全控制，根据地的各种物价也稳定了下来。如滨海区1943年7月停用法币以后，到当年12月的半年中，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一半。［11］由于几亿法币被排挤出根据地市场，换回了大量物资，这就有利地支持了抗币，基本上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对敌货币斗争的这一巨大胜利，大大增强了北海币在市场中的信誉。

分析抗战时期北海银行的货币政策，不难发现，北海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以稳定物价为基本方针的。从实际成效来看，1942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由于北海币还处于辅助法币流通的地位，市场货币流通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北海币的发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受法币流入的影响。而法币的物价指数，在1938年至1942年的五年间，就比1937年上涨了85倍，山东军民深受法币贬值之苦。为了摆脱法币贬值的影响，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开始停用法币，首先在胶东获得成功，以后在滨海、鲁中、渤海、鲁南相继成功。到1944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全面确立了北海币的本位币地位，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市场，从而使货币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取得停用法币重大胜利的1943年，北海币物价指数比1942年下降28.3%，法币物价指数则比1942年上升了5.54倍。在全面确立北海币为本位币以后，以1944年1月为基础，北海币的物价指数，到1945年1月上升11%，到1945年8月上升60%;而伪联银券的物价指数，到1945年1月上升8.14倍，到1945年8月上升44.7倍。

从世界范围来说，战时通货膨胀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而处于农村抗日根据地，以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来支持大规模的近代化的战争，要想使物价完全稳定，是很难做到的。而山东抗日根据地能够做到物价每年上涨不超过1倍，而且上升幅度平缓，避免物价方面大的波动，这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是少有的。因此，在这方面，山东抗日根据地被中外人士公认为是创造了奇迹。这其中，北海银行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

三、提供金融服务，繁荣根据地经济建设

北海银行在进行货币斗争的同时，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开展了储蓄、汇兑、借贷、投资等多项金融业务，扶持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及商业发展，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增加了税收，扩大了根据地政府的财政来源。

早在掖县创立时期的北海银行，银行的创立者们在发行北海币供应当地的市场流通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放各种信贷款项，支持当地经济建设。根据当时遗留的银行账本记载，在银行的各种往来款项中，明确用于支援当地经济建设的款项就包括以下几种放款:定期抵押放款(135户);保证放款(45 户);特种放款(23 户)。［12］

省战工会成立时，就提出了“举办低利贷款”，各地成立贷款所，初期贷款主要是农业贷款，对象多为贫农和抗属，其用途有生产性也有救济性的。1940年胶东北海银行的贷款直接扶持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1941年初泰山区成立低利贷款所5处，贷款44556元，扶持了167户贫苦农民和抗属发展生产。鲁西银行贷款40%投资于工业，30%投资于商业，活跃了农村市场。1942年以后农村贷款数量增多，范围扩大。北海银行在1942年向鲁中、鲁南、胶东、清河地区发放贷款总数938万。其中农业贷款483万，占总数的51.5%;工业贷款441万，占总数的47%。1943年北海银行发行春耕贷款580万元。工业贷款主要是扶持手工纺织业。滨海区发放纺织贷款，土机每张500～1000元，洋机每张2000～4000元，纺车每架50～80元，这些贷款促使当地解放区的纺织业空前发展。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滨海区共生产布总值420万元，群众获利223.5 万元，增加私人资本 109.5 万元。［13］1943 年第二季度，北海银行共贷款354993元，使各地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14］

1943年北海银行已在根据地建立起本币市场，据统计，1943年北海银行本币的用途:农业贷款占25.41%，工业贷款占12.25%，合作贸易贷款占10.43%，信用贷款占6.52%，政府往来经费占 14.39%，基金占 12.52%，材料费占 4.45%，损失费占 2.25%，存款占 11.78%。［15］银行业的开展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繁荣。

根据地的银行是先在农村扎根的，它是人民大众的银行，又主要是农民的银行。北海银行建立之初，即以有限的资金举办低利贷款，扶持农民生产。1942年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后，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决定大量增加农村贷款，责成北海银行担负起组织全省农贷发放的任务。1942年和1943年，山东发放的农、盐、渔、手工纺织、贸易合作等贷款，即占当年货币发行额的20%到30%。在配合减息减租发动群众，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军民吃饭穿衣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1944年起，又支持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综上，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银行有力地抵制了日伪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搜刮，为全民族的抗战事业筹措了经费。同时，北海银行通过发放各种形式的生产贷款，繁荣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在确保抗战供给的前提下，保证了解放区军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北海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就，是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的重要实践，从一个地区反映了党领导的金融事业成长壮大的历程，它是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2］［3］王士花.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J］.史学月刊，2012(1).

［4］［5］［7］［8］［9］［1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一)［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6］［10］［11］［14］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3］［15］朱玉湘，主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