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利

桓谭《新论》的思想特征

杨胜利

东汉古文经学家桓谭，以儒家思想为统，抨击谶记纬书奇怪虚诞和神仙方术迷信。其哲学思想特征主要可概括为政治观上的保守性，天命观上的科学性，形神观上的创新性。

桓谭；新论；思想特征

杨胜利/西藏民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陕西咸阳 712082）。

桓谭（公元前23年—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宿县）人，东汉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据《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记载，桓谭博学多材精通音律，遍习《五经》，并经常与刘歆、杨雄等人辩论释疑，“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1]（P72）桓谭的一生正值西汉和东汉之交，作为一个信仰古典儒学的思想家，虽然对现实社会政治有所建议，但一直未能被统治者所采纳和重用。“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1]（P73）东汉光武帝即位后，桓谭多次上疏言时政得失，主张选贤任能，尚善惩恶，重农抑商，法度统一，但不为光武帝所用。

桓谭的著作主要是《新论》29篇，“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1]（77）《隋书·经籍志》将桓谭《新论》列入儒家。该书立足于儒家正统思想，抨击谶记纬书奇怪虚诞，非仁义正道；又言灾异变化是自然现象，不足为怪；并且讨论了形神关系，抨击了神仙方术迷信，在思想史和哲学史有较大影响。其哲学思想特征主要可概括为政治观上的保守性，天命观上的科学性，形神观上的创新性。

在政治观上，桓谭首先区分了王道与霸道，主张继承和坚持西汉实行的分封制。两汉时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实质是谁能取得官方正统地位。为了能够取得皇权的认可，无论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申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能够更好维护当下政权的长治久安，以期将自己的理论上升到官方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上的独尊达到文化上的垄断。桓谭也不例外，他目睹了西汉末期农民大起义、王莽专权以及刘秀建立东汉，自然对政权更迭、历史变迁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新论》一开始就讲到，“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1]（P1）在桓谭的思想中，虽然承认王道和霸道在统治民众、谋求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等具有相同的一面，“王道纯粹，其德如彼；伯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1]（P3-4）但他仍然和其他以往的儒家学者一样，比较向往上古三代的道德教化，反对制令刑罚。通过对三皇五帝和三王五霸之治的对比，区分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以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1]（P3）认为王道之治在德，霸道之治在制，“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1]（P15）只要统治者能够崇尚仁义，实行德政，即使不能成王，也能成霸，“图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1]（P4）

在区分了王道与霸道之后，他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原因，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实行了郡县制，“强秦罢去诸侯，而独自恃任一身，子弟无所封，孤弱无与，是以为帝十四岁而亡。”[1]（P19）从而提出要实现长期统治，必须实行分封制，“王者初兴，皆先建根本，广立藩屏，以自树党而强固国基焉。”[1]（P19）这里的“根本”就是指分封同姓子弟，他们才是强化政权的基础，“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舆而封黄帝、尧、舜、夏、殷之后，及同姓亲属功臣德行，以为羽翼，佐助鸿业，永垂流于后嗣。”“汉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计，导殷、周之长道，裒显功德，多封子弟，后虽多以骄佚败亡，然汉之基本得以定成，而异姓强臣，不能复倾。”[1]（P19）桓谭和当时其他经学家一样，没有看到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在于横征暴敛，置广大民众的生命、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是认为郡县制是强秦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

在天命观上，反对谶纬神学，建议圣王对待自然灾异的态度是应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实行德治教化。谶纬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用神学解释儒家的五经。加上统治阶层的需要，谶纬之学利用上古传说中的神话资料或重新杜撰一些神话传说，把有关神学成分发展至极端，从而使儒家经学完全神学化。到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的大力支持，谶纬之学更加流行，致使当时人们思想基本都受到谶纬之学的影响。在对待自然灾害等天灾方面，都把天看成是人格化之天，灾异是上天对人间的惩罚。但在桓谭看来，谶纬典籍来源不清，是后人依托伪造。“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讬，称是孔丘，误之甚也。”[1]（P18）孔子本人都认为性与天道难以言说，而谶纬却大力宣扬蕴涵天意的谶语，比附各种自然灾异以代表天志，这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是相违背的。他在给光武帝的上疏中说：“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1]（P76）对于谶纬预言的灾异，不过是偶尔言中而已，不值得大肆宣扬、妄加比附。桓谭从古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当时思想界这种迷信思潮，提出了正确对待天灾的态度应是加强德治，而不是崇奉天命迷信。他说，“夫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映消亡，而祸转为福焉。”[1]（P23）如果不整顿政治，加强道德建设，没有因为灾异的出现而反省自身，那么就会出现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黑暗。桓谭这种精神才是传统儒士对待天命灾异等现象的正确态度，也是古文经学家继承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由于桓谭坚决反对谶纬，致使光武帝大怒，认为他“非圣无法，将下斩之”[1]（P77），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七十余岁的老人，因为其思想触犯了统治者，在“叩头流血”之后，才被免于死刑，最终死于被贬黜的途中。“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1]（P77）

在形神观上，提出了形神烛火之喻，为反对神不灭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形神关系问题即身心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问题，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养生问题，一是鬼神迷信问题。如何使人的身心和形神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成为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桓谭不仅反对谶纬，而且在理论上还系统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形神理论，对形神关系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像神仙方术迷信者所说的精神对形体起决定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1]（P32）。烛火无法脱离于蜡烛，同样，人的精神亦不能离开形体。蜡烛点燃而有烛火，但蜡烛的灰烬却不能用火种使之复燃，人老形体枯槁，精神也不能使之润泽。“灺，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1]（P32）有烛才能燃火，有了形体才能有精神，如果烛烧完火就熄灭，同样人体死亡精神也就随之消失，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古代哲学以及养生学中的形神关系问题。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桓谭的观点也有一定不足，因为烛燃烧完了，火并不随之而灭，火却可以通过其他的烛来延续下去，这反过来又证明了火的不灭性，为神不灭论所利用，所以直到南朝的范缜用刀与刃的体用关系来解释形神关系问题，才完满解决了形神关系这个理论难题。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桓谭提出了符合自然规律的养生理论。在秦汉时期，帝王追求长生不老风气盛行，为神仙方术之士提供了舞台。针对神仙方术之士利用汉代医学发展的成果为“长生不老术”宣扬、诡辩的情况，桓谭观察了“草木五谷”“禽兽昆虫”等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经过生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因此，他得出一项生命通则：“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1]（P34）他把生死现象看成是一种自然规律，是对当时人们追求长生不老的有力的批判。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总结了人的生活条件对寿命的影响，认为人只要能够合理的养生，遵照生命的规律，是可以做到长寿的。“夫古昔和平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后世遭衰薄恶气，嫁娶又不时，勤苦过度，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1]（P32-33）桓谭一方面承认医疗和养生可以增长寿命，可以令人免于“中年夭卒”，达到所可能活的最高年龄。他曾夜燃麻烛，而烛皮脱落，有一凹缺，火欲灭，便将烛“扶持转侧”，火乃复燃。因此，他领悟到，人身或有亏蚀时，如善于调理，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但是，即使这样，保持健康有一定的限度，人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死亡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不管怎样扶持转侧，烛总会有燃尽的时候。他见到“灯中脂索而炷燋秃，将灭熄”[1]（P33）时，领会到“人衰老亦如彼秃灯矣”。因此，他反对夸大养生的作用，过分追求长寿。他说：“今人之养性，或能使坠齿复生，白发更黑，肌颜光泽，如彼促脂转烛者，至寿极亦死耳。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愚者欺或，而冀获益，脂易烛之力，故汲汲不息。”[1]（P34）桓谭这种养生有效然而有限的观点，符合自然规律的生命观。

总之，桓谭《新论》在东汉末年经学颓废的情况下，犹如一股清新剂，为后来者如王充等提供了有益的、极大的影响，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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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M].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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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3）17-0042-02

责任编辑：贺春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