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建武

竺可桢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的科学事业和教育实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的政治生活较少受到关注。本文以竺可桢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态度为研究对象，将竺可桢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作一初步考察。

一、竺可桢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

抗战时期，竺可桢主要活动在浙大，着力于教育、科研，他以独立知识分子自期，对政治虽有关注但尽量不参与，人称“书傻子”校长。1936年，由蒋介石钦点，竺可桢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13年中，浙大弦歌不绝，不断发展壮大。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竺可桢率浙大一迁建德，二迁泰和，三迁宜山，四迁遵义，辗转五千里，最终稳定在贵州的遵义和湄潭。任浙大校长期间，竺可桢结合中西教育的优秀理念，重新塑造新的浙大：着力革除弊端、聘任名师、确立“求是”校训、注重通才教育、尊崇思想自由、推动科学研究。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浙大崛起为全国少数著名大学之列，被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在抗战的8年中，虽然竺可桢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作为一名教育家、科学家，他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在科学上不断探索研究，为国家尽了一分自己的力量，间接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二、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态度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率领北伐军荡平各地大小军阀，此后，随着张学良“东北易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新兴的国民政府使竺可桢看到了前途和希望，竺对国民政府寄予厚望：“从袁世凯当政，直到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会师北上这十四五年中，国内政治非常混乱。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胜利，军士纪律严明，把北洋军阀一扫而光，我以为中国前途有点希望。而北伐军胜利的功劳，我全归给蒋介石。 ”［1］120

1936年4月，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此后，竺可桢又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担任边疆研究专门委员会委员。（《国防设计委员会人事文件》全宗号四十七，卷号115）他们的交往逐渐曾多。从竺可桢和蒋介石的交往来看：二人是以同乡之谊而建立的上下级工作关系。由于竺的学识人品俱佳，因此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在抗战初期的浙大西迁过程中及浙大稳定在湄潭和遵义之后，蒋从经费、人员、物资各方面大力支持竺可桢。蒋对浙大关怀备至，多次视察浙大，关心浙大办学，对竺期望甚殷。在工作中建立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使得竺可桢对蒋介石好感日增。加之蒋自身严谨，这与竺可桢有许多契合之处。蒋的个人魅力对竺可桢当时对蒋个人甚而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和拥护功不可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向蒋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事变发生后，舆论哗然，各方议论纷纷，主张不一。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余恐蒋已被害，故打电话与二姊”［2］195，“余猜测张之此举非有计划的，不然何以蒋初抵西安之时不即扣留耶。目前最重要者厥为阎锡山之态度，如渠能通电反对，则张之灭亡指日可待也。”［2］195“余初见此消息时心为之大动，实以全民族之存亡系于此举动也。”［2］196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竺可桢始终牵挂蒋的安危。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是因为他对蒋的忠诚和爱戴；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如国家领袖毙命，于抗战无疑将是莫大打击，“张杨的举动无异于自毁长城”（胡适语）。竺可桢对一个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真诚拥护的态度。

随抗战的深入，国民党的制度缺陷、政策失误及执行中的弊端逐渐暴露。在日记中，竺可桢多处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国民党之弊在于当政以后，党员权利多而义务少，因此趋之若鹜，近来与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拢若干人入党，殊不足改此弊。 ”［2］527“目前国家对于大学教育方针需要确定，不能徘徊于统制与自由二者之间，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后使学生分为团员与非团员， 实非得计”［3］153，“本年十一月钦州、防城之失守，龙门港之上陆，与去年十月十七大鹏湾之上岸，惠州、广州之失守，千年十一月五日金山卫之上岸，苏州、杭州之失守，皆缘我人事不臧。读放翁‘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 ’至今读使人心痛。 ”［3］205可见，竺可桢对国民党的批评不少，但从竺可桢日记中“殊不足改此弊”、“实非得计”、“心痛”等用语可知，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是一种建设性批评，最后是以维护为目的。

三、对共产党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抵达陕北之前，竺可桢对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上是模糊不清的，其日记中很少提到共产党。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共产党初创不久即遭受重大挫折，转入农村后又遭国民党军事上的包围、封锁和围剿，势力微薄，无力扩大国内影响；二是国民党严密的消息封锁和长期的反共宣传。

随着共产党的实力得到恢复和扩展，其宣传发展到国民党的统治区。“黄教官以共产党之印刷品《我们的路》创刊交来，其中多讽刺政府当局之言论，此种刊物在寻常时期虽无所谓，但在前方有战事，国家危难之秋，则后方之捣乱，实足危害国家。”［3］191多个政党的存在是西方政治民主的一种体现。在竺可桢的理念中，他只是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武装的在野党看待，因此对其宣传不置可否。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全国协力抗战的特殊时期，国民党作为抗战的领导者，此时共产党的反国民党宣传，就使他感到厌恶了。

利用国民党全力准备抗战无暇过多顾的时机，共产党在国统区特别是在大后方的大学校园里面发展秘密的地下组织，宣传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浙大经常由于各种小事而引发学生风潮，影响教学和生活秩序，使竺颇为头疼。学生风潮的参与者成分复杂，或多或少有共产党的因素在起作用，加之共产党一贯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因此，竺可桢逐渐形成这样的思维习惯，即凡有学生风潮发生，首先他就联想到是否有共党分子在背后煽动。进而，使得他对共产党形成一种防范意识甚至敌视和排斥的态度。如：“晚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有云，共产党以为此次全民族抗战只能在革命最彻底之领袖下方能胜利。战争之开始，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政府可以行之，但结束战事必待于劳工。全国人民抗战情绪紧张，以后共产党将尽全力以得最后胜利。只要政府能抵抗，共党必与合作。倘若一犹豫，共党即将起而代之。共党以为此种趋势，政府一经败绩以后，不久即将发现云云。 可知共党之阴谋矣。 ”［3］332

“共产党以苏联为背景，惟stalin斯大林之命是从，不能与中华民族之利益相吻合。蒋纵容孔令仪、令侃、宋霭龄辈贪赃受贿，固属不符舆情，但国家欲养成全国爱戴之领袖亦不易。故以忠言劝告为善策，莫为共产党所利用也。 ”［3］262

由以上言论，足见竺可桢对共产党的敌视和厌恶之情。此外，在竺可桢写日记的用词习惯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他将共产党称为“赤匪”、“共党”，含有明显的贬义；直呼毛泽东其名，相反，对蒋介石则称委员长、总裁、蒋院长，二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其政治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大家族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竺可桢对此深恶痛绝。而蒋介石任人唯亲、包庇纵容、坐视不管，竺可桢深感失望。加之1942年“倒孔游行”中国民党当局的蛮横态度，以及后续的对学生的栽赃陷害，竺可桢从中百般斡旋无果，他对国民党当局的做法渐生愤慨。1945年3月浙大教授费巩失踪案，国民党特务有莫大嫌疑，更让竺可桢对国民党的恶感累积。到抗战结束前后，中共的力量大大加强，竺可桢对共产党增加关注，作为社会名流，竺可桢受到中共关注，1944年底，中共的统一战线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拟定 《缀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文件，竺可祯、李四光、任鸿隽、严济慈等100多位科学家、学者赞成并参与发起筹备。1945年7月I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竺可祯担任理事长。抗战末期，胜利在望，国共两党加强了政权的争夺，这一时期竺可祯日记中对有关共产党的记录不断增多。1945年，竺可桢阅读了赵健构所写的《延安一月》，并做了大量笔记：“共产党的动机虽可批评，而技术上与精神上之优点也无可否认。”［4］431对共产党的了解逐步深入，并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肯定评价。

总体来看，在抗战时期，竺可桢对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由陌生到防范而敌视再逐渐了解的过程，对共产党的反感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共产党的了解逐渐深入和全面化；同时，我们注意到竺可桢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是基本拥护和肯定的，虽然对国民政府统治的许多不足之处他表现了种种的不满和失望，但是，他的不满和批评是以维护为目的，是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但是，量变的不断累积最终必然导致质变，加之国共两党的不自觉对比，他心理的政治天平逐渐倾斜，这为解放战争后期他政治态度的彻底转向埋下了伏笔。

四、竺可桢政治态度的原因探析

（一）竺可桢的政治态度之思想来源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转型的时期，竺可桢是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既娴熟中国传统文化，又经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在竺可桢的思想言论中，充满了对自由、民主、法制的诉求，自由主义是他个人思想体系的核心。通常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重视人的个性意识，把人从对集体的完全屈从中解放出来，从俗习、法律和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崇尚个人自由、思想宽容和理性精神。因此，竺可桢对现实政治持二元的看法：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运动持拒斥和怀疑的态度，同时又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厌恶和反对。正是这种理念，使得他的政治态度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二）竺可桢的政治态度之个性因素

竺可桢有着近乎完美的人格，个性外圆而内方。他的一生事事谨慎，不着痕迹，在公开场合，未见其发表任何的政治观感，其政治态度不易从其行为的表象中看出，这一切都只是体现在他的日记中。在经历重大事件之时，竺可桢总能冷静、客观的观察，并进行理性的分析、判断，作出最合适的选择。可以说，竺可桢是一个睿智的人，所以综观竺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遭受重大的挫折，与此同时，又总是保持了自己思想的底线，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三）交往人群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

在《竺可桢全集》所收录的12卷日记中，每一卷所出现的人名约有2 000余，其中学界和政界是其主要的交际圈。这样两类人的界限很模糊，他们出入学界政界之间，或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或是一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因学优而致仕的政府官员。他们的政治态度虽不尽相同，或超然独立，或拥蒋反共。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是他们终极的价值标准。在竺可桢的日记中记有大量与友人谈及时局的讨论，谈话内容，所记人言者占多，述及竺可桢自己的观点的略少。我们不能得到大量直接的竺可桢个人的观点。但是，在与友人的交流中，竺可桢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的政治态度不能不有一定的倾斜并与他们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五、结语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是第一主题。无论竺可桢的政治态度怎样变化，他的爱国主义政治立场贯穿始终。他的爱国主义不是口号式的空谈而是落实到他生命历程的点点滴滴之中。作为一个教育家、科学家，他只能通过教育、科研来报效国家——抗战期间他任浙江大学校长，为支援前线，多次组织教师学生募捐现金，组织义卖、义演为抗战募款，经常发表鼓励学生抗战信心的演讲；在战争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在日记中关注着这场民族战争的方方面面，大到国际的形势、战争的进展，小到后勤物资、粮食、武器、医疗卫生情况等等。特别是他想用他气象、地理的专业知识为抗战服务。竺可桢的政治态度不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揭示了一代中西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理想追求的历程。

[1]竺可桢.思想自传[M].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4.

[2]竺可桢全集：第6卷[M].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5.

[3]竺可桢全集：第7卷[M].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5.

[4]竺可桢全集：第9卷[M].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