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灿业

在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美国期间，用“中国党”这个词来统称中国的政党。笔者认为这绝不是无心之为，而是一个蕴含着巨大政治智慧的用词。通过“中国党”的提出，习副主席向世界展示了中共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所具有的包容心态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在现阶段这样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政治大家庭中，以“中国党”这种提法来向外界宣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共领导人以国家政党政治代替意识形态政党政治的重要体现，进一步表明了中共外交实践中求同存异的诚意。

一 、“中国党”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一）“中国党”能够被提出和接受的前提

众所周知，现代政党制度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并于清末传入中国，中国的政党政治实践始于民国初年，但是，由于军阀混战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缺乏实行西方政党制度的土壤，从民初畸形的政党政治到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实践表明，西方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并无生命力。直到以中共为核心的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确立，中国才真正建立了一个符合自己国情并且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在性质、目的、运作方式等许多方面相异，甚至相反，然而他们本质上却都属于现代政党，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共性。首先，二者都以参与或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具有现代政党的基本特征。它们都是政党通过宪法赋予的合法程序掌握着国家权力，领导国家政治生活，并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其次，无论是西方的政党制度还是中国的政党制度都是在实行民主制度前提下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是前提和要求。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这是“中国党”能够提出并被外界接受和承认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党”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从阶级联盟的政党变成了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这是“中国党”能够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提出和成立的政治基础。无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民主党派始终坚持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为主体价值追求，利用自身的政治优势、人才优势和关系优势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在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已经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参政党，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已得到中共和13亿中国人民的认可。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带动下，全球化浪潮日益兴盛，这给每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和滥用、非再生资源的使用、跨国毒品交易、艾滋病的蔓延、全球气候变暖、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原子能工业废料的处理等许多挑战，而传统的靠单个国家政治工具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各国之间加强政治接触和对话，增进彼此间信任和合作以共同应对这些全球化的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而国家之间的交往是通过交往实体实现和维持的。在国际交往主体中，党派之间的交往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旨在寻求共识，消除隔阂，加强合作的政党接触和对话中需要世界各政党主体之间强化相互间信任。“中国党”的提出意义：一方面在于向其它国家及其政党强调中国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国际交往渠道提供了便利。这反映了中共更加开放的国际交往心态和更加务实的国际交往作风。

此外，“中国党”的提法表明了中共对民主党派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进一步认识和其应有的地位的进一步肯定。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国际周边环境的营造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外交政治智慧，对于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和历史遗留问题，缓和与西方国家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要在维护主权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相关各方展开对话，寻求谅解和共识。民主党派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党员构成有着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人士所创建，党员中就有许多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以及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中国致公党就以大中城市的归国侨眷中有代表性的人士为主体构成。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员构成以在大陆的台湾省籍中上层人士为主。这些党派和党派成员具有和海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并具国际影响力等优势，他们能够作为一种纽带，加强中国与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社会的联系，帮助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因此，民主党派对于祖国的统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营造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变化的推动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在政党制度上并没有实行像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共产党一党制，恰恰相反，中共不仅保留了八个民主党派，还将他们纳入到了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实行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会议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在此后的实际政治体系运作中，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被大大的低估和忽略了，政治协商会议也被虚置，中国共产党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修改党章，以其有利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资源优势为祖国的现代化服务。伴随着物质文明增长的同时是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正朝着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迈进。“中国党”的提法是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纳入国家层面上并与中共对等，是对多党合作制的进一步肯定。70年前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原则，澄清了关于一些人对民主党派的作用以及将会存在多久的模糊认识，而“中国党”的提出就是进一步对民主党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肯定。“中国党”之所以提出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发展，这是因为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制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

二、中国党提出的理论特征

（一）是求同与存异的统一

“中国党”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概括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来展现中国民主政治，是对民主党派地位和作用的肯定。也是中共在外交上发挥政治智慧的体现。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中国的政党制度使得中国没有在野党，但是同时保证政府的法令政策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充分探讨。这是令一直以民主为傲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艳羡的。中国党的智慧在于它向世界其他国家和政党揭穿某些国家关于中国的“一党专政”、“缺乏民主”、“缺乏法治”的国家形象的谎言。中国同样实行的是民主制度和科学的政党制度，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合作和监督下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但是，“求同”并不代表丧失主体地位。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要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尊重其它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在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政党制度，但是也决不允许其它国家妄议甚至干涉中国的国家和政党制度。“求同”是建立在“存异”的条件之上，这就是尊重相互之间的国家主权和尊严，尊重双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正如民主理念的通用性和民主制度的地域性关系一样。“中国党”不仅具有当今世界通用的政治语言和民主制度的成分，还具有中国本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特色，即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不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各民主党派不是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之上，而是松散的政治联盟。中国实行的不是两党制和多党制，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加强各交往主体之间积极的互动。”

（二）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看一项政策对错与否，首先要看他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党”的提出就是中共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我国现实政治体制基础之上提出并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是中共与时俱进的生动体现。唯物辩证法要求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同一中把握对立，实现国家间和谐共存、和平共处是符合整个人类系统的根本利益和国家间的长久发展的。经济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促和平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中国已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外汇储备遥遥领先于其他经济体；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11年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3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共要想更好地维护本国企业和劳工的利益，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就不得不加深与其他国家的接触并努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就意味着打破原有的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刁难。要想“与狼共舞”，中共就需要用国际认可的价值规范和现代理论成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回应别国的质疑和污蔑。“中国党”的提出就是基于当前国际形势同一性的认识所做的政策调整，既符合我国的现实政党实践，又符合国际通用的现代政党理论，即包括了政党和政党制度“现代化”这一“同一”方面，又涵盖了“中国特色”的不同方面；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规律性），又符合中共回击“一党专政”质疑，维护本国形象的目的性。

（三）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有人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反战表明：离开民族性而执着于时代性是盲目的，同样，离开时代性而执着于民族性是狭隘的。”[1]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中国党”的提出就充分体现出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结合。民族性在于“中国党”反映了国内政治形势，表明了中共对民主党派在建设民主、富强、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代性在于“中国党”以国别来划分政党，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强调了中国特色、中国利益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科学对中国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早已密不可分。中国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成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一环。“中国党”的提出参照了当今世界通用政党理论，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共执政思维的发展和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在外交上中国党的提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在借助世界资源发展中国的同时，各种矛盾和对抗也日益凸显。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他们的目的是借助全球资源进行后工业化国家的转型，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想通过全球化进行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如经济危机、全球变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时代向人类发出的挑战。因此，中国绝不能仅仅站在民族的角度，还应该站在全球和人类文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时候适时地用“中国党”代替中国共产党，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远大的目光。

三、“中国党”提出的意义

第一，“中国党”的提出是新形势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是对多党合作制的进一步肯定和发展。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纵深发展，各种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化，产生了城乡差别、地域差别等民生问题，同时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也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后劲。民主党派能够通过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就国家政策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帮助中共更加科学地做出决策；发挥协调关系的功能优势，反映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民主党派还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资源和人才优势进行自愿者活动、西部援助计划、兴办学校等帮助缩小地域差别，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和谐因素。

第二，“中国党”的提出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利益，减少并弱化周边国家的意识形态恐惧。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军事影响力不断提升，随着不断提高的综合国力，中国崛起已不是明日之物，然而，由于近代以来伴随着一个大国崛起而带来的打破新旧秩序和战争威胁成为了一种历史规律，再加上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传播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利用中国与周围国家源于历史的一些领土争端而拉拢这些国家并形成对华包围圈，妄图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当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以及中越、中菲的南海争端就是突出表现。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一概念。和平崛起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是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中国的发展会促进世界的繁荣和稳定。和平崛起是对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国家的有力回击，维护了中国的形象，营造了一种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中国党”的提出就是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各民主国家党派之间尤其是执政党之间的政治接触是解决政治争端，促进经济合作的重要管道。“中国党”包括中国所有的合法的政党，将政党的着重点放在国家这个层面上，一方面要像那些被模糊灌输“中国独裁”的世界人民说明中国不止一个政党，还包括广泛参与政权的八个民主党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从而增加了各个国家党派间接触的可能性，削弱了意识形态差别带来的敌意。

第三，“中国党”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向参与者、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中国党”与“外国党”相对，它内含着中共将原来的用意识形态区分世界各政党转变为用国别来区分。国家成为政党主体性的凭借。同时，“中国党”的提出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与其它国家政党交往中，由原来的主客体关系变为主体间的关系，即既以主体待己，又以主体待人，各个国际政党或交往主体之间是平等的主体间的交往。“中国党”的提出绝不仅仅是外交称呼上的一次改变，从中国外交政策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最初对国际秩序持批判甚至反对态度，认为现有国际秩序是为发达国家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镇压这些国家的革命服务的，因此中国的国家交往仅限于与发展中国家，并且中心任务是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由于现今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密不可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已今非昔比，仅仅批判现有国际秩序既适应不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利益要求，也低估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应当发挥的国际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参与国际体系，更要改变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现象，促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1]李崇富，李建平.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