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良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 401120)

在现代文明所制造的危险的风险社会下，科技生产力的负效应助推着食品安全犯罪的发生并日益挑战食品安全的底限。对此，刑法在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均表现出对严刑峻法的青睐，对食品安全的肇事者来说可谓是布下“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恢恢法网。但是，在食品安全与人权保障此消彼长的矛盾中间，刑法如何处理好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不仅牵涉到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能否实现，更关系到民生刑法保护能否达到理想预设。

一、挑战:食品安全风险逼近民生的底限

对科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作出深刻理解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教授，他在1985年出版的《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1］。他认为风险社会从总体上考虑是指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从社会的角度无法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所制造的危险［2］。

科技带来了快捷与便利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与隐患，科技生产力的这种双面逻辑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演绎尤为突出。近些年，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塑化剂这些现代文明的科技结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食品生产加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为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掺杂使假或滥用添加剂，甚至是使用工业原料或病死畜禽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科技动力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