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涛

五代十国之际的文人士子，被烽烟和战火撒播在了各个割据小国，他们在特定的时空地域中自成群落进行着自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僻处西南一隅的王氏蜀国历二主、享国二十年，是一个因循苟且、奢靡荒纵、昏庸残暴的典型的短命王朝。生活在这一封闭狭隘、纵情享乐、苟且偷安政权下的文人群体，其群体的人格操守和思想心态发生了质的裂变。

一、由“功名思想”到“名利意识”的转变

在唐王朝分裂、破碎、瓦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前蜀政权，只是一位满足于僻处一隅的割据现状，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和谋略规划，没有带给人们蓬勃向上的振作气象。因此，前蜀文人群体普遍缺乏心怀天下、大济苍生的博大胸怀，更为缺少慷慨许国、昂扬奋进的功名意识，他们所关注的更多的则是个人一己的物质享受和名利权势的得丧计较。在整个社会充斥着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处身其中大多已经迷失了自己，对于金钱财富的狂热崇拜、对于权势地位的贪婪追求构成了前蜀文人群体心态和价值取向的主导内容。

西蜀之地沃野千里、富庶繁华，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唐代陈子昂认为蜀地物产可以兼济天下并将其比喻为国之宝库，所谓：“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俱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1］2149在唐代社会，人们评价天下的名镇都会时，一般认为以扬州称首以益州居二。唐人卢求对当时人的这种评价颇有微词，卢求认为“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1］7720因此，在唐人卢求看来扬州只不过以其外在的声势名气超过了成都；若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衡量，在城市实质内涵上扬州比不过成都。到了五代时期，成都作为前蜀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引领西蜀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文化事业建设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益州成都作为西南大都会和前蜀王朝的京畿首府，在城市的建筑布局上一如唐都长安。成都城内有坊有市，居民住宅区和商业活动区是独立分开的，居民区称为“坊”、商业区称为“市”。

前蜀时期，畸形发达的商品经济需要有大量的货币媒介来参与市场交易的周转流通。王建父子在短短的二十年统治中曾经六次铸造钱币，分别铸造了 “永平元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和“咸康元宝”六种货币，其货币锻造的频繁程度亦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后唐灭亡前蜀王朝后大肆搜刮蜀中的金银、珠宝和铜钱。据《旧五代史》记载，后唐出兵七十五日灭亡前蜀获得 “钱一百九十二贯，金银共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2］460。 其实，蜀中二十年所积累的财富远不止此，前蜀灭亡之时，先有叛将王宗弼豪夺于前，后有大将郭崇韬、后唐特使李严及魏王李继岌搜刮于后，以上几人所掠夺到的西蜀财富是难以计算估量的。因此，才有后唐宦官向延嗣在后唐庄宗面前诬陷郭崇韬父子贪污黄金一万两、白银四十万两，从而导致其满门诛灭的惨剧发生。又，李严出使西川时被节帅孟昶诛杀，孟昶指出李严所犯的一大罪状即为“平蜀之际，先入禁闱，取内藏之珠金，选宫廷之嫔采，其罪二也。”［3］2在重利之风盛行和金钱崇拜狂热的时代，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和攫取是不择手段的。徐妃曾派宦官唐文扆赠给宰相张格黄金百镒，希望他赞成将王衍册立为太子，张格见到黄金后果然动心，以诈术骗过了蜀主王建和诸位大臣，最后将王衍顺利推上了太子储君的皇位宝座。徐妃姊妹为了攫取金钱，不仅开设邸店从中渔利，甚至直接颁布教令卖官敛财，据《新五代史》记载：“太后太妃以教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缺，必数人并争，而入钱多者得之。”［4］791可以说，金钱的魔力在当时的社会中无孔不入，不仅淹没了西蜀文人的理想抱负，而且扭曲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抉择与取向。诗人唐求认为：“世人重金玉，无金徒远游”［5］2545诗人郑奕公开宣称：“莫传读得五车书，莫言文似马相如。不如家有一镒金，一囊珠，可以赂相公之子弟，结相公之僮仆。便可朝为屠沽，夕乘轩车。 ”［6］1546在他们看来，书读得再多文章写得再好全然无用，人生的价值和全部意义就在于追逐和占有大量的金钱。在一个“奸谀满朝、贪淫如市”的时代，前蜀文人对金钱的追逐犹如取悦君王的伶人小丑，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文人冯涓在其作品 《险竿歌》中形象刻画了这类人的形象和灵魂，诗云：“山险惊摧车，水险怕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沿上百尺高竿头。我不知尔是人耶猿耶复猱耶，教我见尔为尔长叹嗟。我闻孝子不许国，我闻忠臣不忧家。尔即轻命重黄金，忠孝全亏徒尔夸。常将险艺悦君目，终日贪心媚君禄……”［6］492冯涓在该诗中以伶人为博得主人赏金而冒着生命危险表演爬竿杂技，来喻指和影射现实生活中那些“轻命为黄金”的贪婪之徒。

前蜀文人除了在贪财逐利方面不择手段外，在党派纷和争权夺利上也是不遗余力。前蜀一朝“臣僚多尚权势，奢敖无节”［7］621，政权中的朋党集团往往与悍将、宦官、外戚三大势力勾结在一起。前蜀立国之初，文人郑蹇、李纲等人与悍将王宗佶结党营私不断怂恿其跋扈不轨豪横恣肆，最终导致王建震怒扑杀王宗佶、赐死郑李二人的悲惨结局。又，文人唐道袭与太子王元膺发生激烈冲突时，王元膺捕捉到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几乎殴打至死，又将成都尹潘峤囚禁于得贤门，元膺叛乱兵败被杀后东宫僚属大受株连或贬或杀不一而足。又，宰相张格依附后妃徐氏和宦官唐文扆两大势力，“与司徒毛文锡等争权，势若水火”［7］603，及唐文扆败亡赐死张格亦被贬官为茂州刺史，追随之人“杨玢、许寂、潘峤辈皆坐格党谪官”［7］603。 可见，在前蜀王朝的官场内部，权利争夺是异常凶残和酷烈的，一方失势另一方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张格一党失势时，文人张格先被贬谪为茂州刺史，后被贬为维州司户，庾凝绩又罗织罪名对其进一步诬陷迫害，最后贬斥放废于茂州合水镇并叮嘱当地刺史顾承郾监视和揭发张格的不轨之事，这时“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谓承郾母曰：戒汝子勿为人报仇，他日将归罪于汝。承郾从之，凝绩怒，因公事抵承郾罪。”［8］624张格落难之时，中书吏王鲁柔曾经趁机威迫落井下石，乾德六年张格官复原职后随便捏造了一项罪名杖杀了王鲁柔。

二、从“守道”到“顺时”的转变

五代十国纲常颓废教化荡然，统治政权丧失了对文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人普遍缺少对“守道”信念的坚定与执著，苟且偷生、明哲保身、随波逐流成为了他们稳定的群体人格。前蜀统治者缺少问鼎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和气概，新兴王朝看不到应有的振作气象，君臣上下僻处西南一隅只知一味地苟安偷安、拼命享乐。于是，王氏政权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朝鲜蹇蹇之风，野乏矫矫之节”［7］639。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人心败坏已极，正如布衣蒲禹卿在制科对策时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今朝廷所行者，多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陈者，非乃子乃孙之谋。暂偷目前之安，不为身后之虑。 ”［7］632

前蜀文人在苟且偷生、奢靡浮华、残暴动荡的小朝廷中很难有所作为，他们大多选择了迎合君主、与世浮沉和明哲保身消极退避的政治态度。前蜀王建好大喜功笃信谶纬迷信，于是群臣上下纷纷进献祥瑞灵物歌功颂德，杜光庭写有章表 《贺雅州进白鹊表》，并亲自创作《颂圣德纪瑞》诗歌一首呈进朝廷。诗僧贯休将王建的文治武功比喻为尧、舜在世，并在其生日“寿春节”之际进献诗歌作品《大蜀皇帝寿春节进尧铭舜颂二首》和《寿春进祝圣七首》。后主王衍行幸秦州，原本是贪图美色和劳民伤财的不义之举，但其手下的臣子文士将其美化为巡边安民的一项仁政。如韩昭诗云：“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9］839；王仁裕作品中赞美后主此举：“盛德安疲俗，仁风扇极边”［9］280。王衍秦州之行身为中书舍人王仁裕、翰林学士李浩弼和成都尹韩昭三人不但不劝谏阻止反而随驾同行一路上酬答吟咏略无虚日，前蜀政权也就在这次荒唐的出游活动中最终走向了灭亡。后主王衍狎昵群小，韩昭、潘在迎和顾在珣等人日夜陪侍游宴奢靡无度，身为宰相之尊的王锴和庾传素却尸位素餐为保禄位模棱两可无所匡救。当唐师挥军入境、前蜀灭亡之际，文人李昊别无救国长策只会起草降表，文人王锴亦非庙堂之器但会起草降书。清人吴任臣对前蜀文人的这种举止极为愤怒，在《十国春秋》的评语中认为：“王锴淹洽而有文，黼黻太平，宜矣，迺社稷倾危，勿之能救，其罪均也。庾传素保位旷官，一筹莫展，岂所云端揆之佐哉！ ”［9］608后主王衍统治期间，君臣上下离心离德、土崩瓦解；唐师入境大敌当前，三军将士或逃或降、毫无斗志、不战而亡；群臣上下冷漠旁观、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当后唐军队长驱直入抵达成都北郊时，王衍只好乖乖地准备好亡国礼仪举国投降。前蜀君臣在投降仪式上丑态百出，所谓“蜀主白衣、衔璧、牵羊，草绳萦首，百官衰绖、徒跣、舆榇，号哭俟命。 ”［8］670其猥琐狼狈的情形场景，正如诗人王承旨在其诗歌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蜀朝昏主出降时，衘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3］32前蜀灭亡后，王衍和群臣一行数千人被迫北上入洛，史书记载前蜀灭亡后 “魏王遣李继曮、李严部送帝与宗族及宰相王锴、张格、庾传素、许寂、翰林学士李昊等，并将佐家族数千人以东。”［7］555前蜀君臣在入洛途中，后唐庄宗派宦官将王衍家族之人全部杀害于长安秦川驿。王衍死后其属下臣子文士继续赶路，最后到达后唐王朝的首都洛阳。群臣入洛后，唐明宗曾召见前蜀宰相王锴、张格、庾传素及御史中丞牛希济等人各赐一韵，让其以蜀主降唐为题赋诗五十六字，史书记载：“（王）锴等皆讽后主僭号，荒淫失国，独希济得川字，诗意但述数尽，不谤君亲。明宗得诗叹曰：‘如希济才思敏妙，不伤两国，逈存忠孝者，罕矣。 ’”［9］646文人张格、王锴、庾传素身为前朝宰相忘恩负义只知一味地讽刺王衍僭号荒淫，流露出了一种卖主求荣的急切心情。牛希济《奉诏赋蜀主降唐》诗云：“满城文武欲朝天，不觉邻师犯塞烟。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难保旧山川。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数尽年。古往今来亦如此，几曾欢笑几潸然。”［9］847该诗受到唐明宗的褒奖，认为牛希济“不伤两国，逈存忠孝”。其实牛希济这首诗，打着天命劫数的幌子宣称“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数尽年”，将自己苟且偷生毫无作为的行径遮掩过去了，与张格、王锴、庾传素等人相比颇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可笑意味。

前蜀政权礼崩乐坏，纲纪废弛、道德沦丧，“假子”制度是其伦理悖谬的典型表现。“假子”制度来自于唐末的宦官典兵，唐末宦官如田令孜、杨复恭等人多养军中壮士以图自强，所养壮士被称为“假子”。诸将效之，蜀主王建所养假子尤多，所谓前蜀一朝“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8］584由此可知，王建养有假子一百二十多人其名字可考者有四十多人。前蜀时期，道德沦丧、伦理悖谬之事不仅是“假子”豪横和群臣偷安，更为严重是的甚至发生了臣子弑君主、妻妾鸩丈夫的恶劣丑行。王建暮年发现王衍沉迷声色不堪嗣位而信王宗杰贤良智慧有才干，蜀主王建颇有废立之意，不过信王宗杰突然暴薨，此事引起王建的猜忌怀疑，正当王建狐疑猜测之时突染暴病不治而终。因此，对于王建死因，后世的史学家很是怀疑。

三、结语

总之，五代十国是一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时期。在这一特定历史时空背景之下，僻处内陆腹地西南一隅的巴蜀大地之上活跃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文人创作群体。这些文人士子们生成聚合自成群落，有着别样的思想心态和群体人格。探讨前蜀文人群体的生成态势的群体人格的价值取向，对于全面了解和深入探讨前蜀文坛的整体风貌和文学思潮承传流变的发展态势裨益良多。

[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何光远.鉴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欧阳修.新五代史[M].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1974.

[5]详注全唐诗[M].林德保，李俊，倪文杰注.大连出版社，1997.

[6]全唐诗补编（下册）[M].陈尚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吴任臣.十国春秋[M].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0.

[9]李调元.全五代诗[M].何光清点校.巴蜀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