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艺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生态环境问题而言，人与自然的关系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并且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已经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哲学反思。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据近期遥感调查，目前我国沙化土地有168.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7.6%，土地沙化面积在50年代每年扩展1500平方公里，70年代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进入90年代后，土地沙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据初步测算，50年来我国土地沙漠化面积已经扩大了1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海南省的面积。统计表明，沙尘暴频率在不断加速：50年代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42%，每年流失表层土在50亿吨以上。以福建长汀县为例，在1985年以前，水蚀荒漠化土地占全县土地的13.4%，而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大量砍伐林木烧炭“炼钢”，以及1966-1976年“文革”时期乱垦滥伐，使水蚀荒漠化土地占到全县土地的 21%[1]。

据科学家们观测，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因酸雨和二氧化碳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每年在1100多亿元，1994年排放二氧化硫量已达1825万吨，全国1/3的国土面积沦为酸雨区，2002年排放二氧化硫1962.6万吨，居世界首位，我国现有1/4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多万人患支气管炎。国家林业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截至2004年底，约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约有50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约有398种脊椎动物也处于危险边缘，动物中已有占总数15%～20%的种类受到威胁，高于世界上10%～15%的水平[2]。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

马克思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3]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文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文明。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文明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步结果又取消了。”[4]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让经济在短时期内赶超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错误估计了自然的能力和人工的力量，在客观上助长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政策，在这种主观政策的盲从下，导致很多城镇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生态景观遭到极大破坏。当这种片面的主观意志充斥着整个社会的时候，自然愤怒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日益恶劣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越来越影响到人类生存的环境。

（二）主观唯心主义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念依然存在，其表现就是中国的传统发展观，它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模式，即 “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线性经济的增长，依靠过度开采和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并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片面追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客观来说，这种发展观在历史上虽然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念缺乏生态理性，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得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三）异化消费必然引起异化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使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这种崇尚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使人们不顾一切地开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异化消费必然引起异化生产，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逐会迫使业界想方设法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企业家也必然设法向消费者输送源源不断的产品，用来满足这种消费欲望，而这只能借助于加速工业的增长，因此到处投资建设，大片的林木草地、田野山坡被开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四）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异化

地方政府官员从行为的异化中表现出对权力的异化，而其本质是对利益的异化，造成只注重经济利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而背弃了为人民谋福利的基本职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政策的导向，一些地方官员在工作中，片面追求政绩与形象工程，这种思维所造成的畸形后果就是“经济发展指标”成为评价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的主要依据。因此，在这种政绩观影响之下，当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政府中的领导干部往往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而忽略对生态的保护。具体来说就是：缺乏远见，只看重短期经济效益，片面强调以开发来解决当前的就业及增加经济收入，从而造成忽视自然资源的保护、滥砍滥伐、严重的环境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5]。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较为落后；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的倾向性过强；高速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环境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中国公众生态环保意识偏低等等，这些因素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从而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三、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实施路径

第一，遵循主客观的统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我们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一定要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实践是以对客观世界的依赖作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必然遵循外部事物的客观尺度，即人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坚持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6]，将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就要对自然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自觉地了解自然，真诚地对待自然，科学地利用自然，做自然的守护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克服主观唯心主义在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带来的偏差，科学合理地改造并利用自然，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真正建立人与自然互利、互促、互进的关系。

第二，转变主观唯心主义，建立“人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转变忽视自然的思维方式，克服主观唯心主义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之间带来的偏差，改革超越生产力发展现状的理想化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更加和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崭新思维方式——“人本主义”的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实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科学地处理“适度生产与合理消费”的关系、“环境保护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大力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争取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引领人类健康消费新观念和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生活方式。

第四，从根本上转变这种以“经济发展指标”的理念，转变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指标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在引领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三次会议上指出：“领导干部要着力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7]

第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型思维方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态学原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八大报告提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总之，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再犯片面的主观意志、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领导干部考核指标的评价体系，引领人们健康的消费观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人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1]曲格平.关注中国生态安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6-17.

[2]王宏斌.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15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5]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10-11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

[7]李抒望.牢固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观[J].党史纵横，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