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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部分考古发现星图概观

2013-08-15赵昱霖

文教资料 2013年8期
关键词:星象星图天文

赵昱霖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11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江苏 南京 210097)

天文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自然有久远的发展与传承。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著作《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三代,指的是夏商周,由此可见天文知识对于生产生活的重要性。古人为了方便认识星星和研究天文,将天上的星星分成一群一群的,叫做星官,也就是星座。星图便是人们根据星座分布所绘出的图。

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处在北半球,所认识和记录的星辰自然也以北半球为主,而南天只限于在北半球能看到的部分,因而星图上的星就不包括南天高纬度的所有星。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星图,是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古墓中发现的。当然此星图并不是绘制的,它是由大量蚌壳堆叠而成的。墓中的墓主人头南足北,东和西分别是蚌壳堆叠成的龙和虎,足下有肋骨和蚌壳组成的北斗图案——这正是一幅二象北斗的星图。而墓中龙、虎的排列,恰恰与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的体系相吻合。古人将黄赤道带附近的星空划分为四大部分,并各由一批星官组构而成,合称四象或四灵等。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说:“苍龙连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这就是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四组图像。其中北方是由麒麟经过漫长的演变后成为“玄武”的,远古北方的“形象代表”就是鹿形、牛尾、独角的“麒麟”。而且此墓中“星图”的形制,也与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面星图有相似之处,可以对照研究。

与这种实物拼组而成的星图相比,自然还是绘制的星图更直观和准确。“从用途和画法,古代的天文图可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示意性的,基本上是信手画成,只是个样子,星的位置自然不准确,星座一般很少;一类是天文学家画的,主要是用于科研或科研记录,标准的天文图应是根据实测、按经纬度绘制,但在古代也不完全是这样”[1]。

下面就对20世纪的考古过程中所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星图作大体的介绍,顺序以星图的产生时间为序。

1.北魏星象图

1974年2月,在河南省洛阳孟津县向阳村发掘的北魏元硋墓中发现了一幅画在墓顶上的星象图。该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和墓室构成。墓室平面呈方形,穹隆顶,青砖双券,南北长7.5米,东西宽7米,高约9米。墓室东西各有一个假耳室,墓室南部为拱形甬道,长7米、宽2.5米、高3米。经考证,该墓为北魏江阳王元硋之墓,墓葬的年代为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因新中国成立前盗墓者把墓四壁的壁画全部破坏,只有四象的零星残迹依稀可辨。而墓顶的星象图,由于高达9.5米,才得以保存下来。

北魏星象图中银河纵贯南北,波纹呈淡蓝色,清晰细致。星象呈小圆形,大小不一,共有三百余颗。亮星之间有线连接表示星宿,但未列名称。研究者认为,该星象图大体反映的应是正月或七月左右的星象,它“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星空,也是一个实际星空”[1],具体地说,有可能是当时正月的某一天或七月中某一天的星空。

2.唐敦煌星图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发现藏经洞后,里面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遭到外国盗宝分子的大量盗取和破坏。在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的九千种敦煌经卷中,有一卷星图,图上有一千三百五十多颗星;这是世界上现存星图中最古老、星数最多的一个。

此星图大概画于940年前后,其画法是从十二月开始,按每月太阳所在位置,分十二段和紫微垣,前十二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恒星,用类似麦卡托(Mercator,公元1512——1594年,发明正轴等角圆柱投影法,是一种等角的圆柱形地图投影法,可用此法绘制地图,天图等。)圆筒投影的办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

在此介绍星图的绘制方法。

我国星图的绘制,可能始于汉代。汉代有一种盖图,虽已失传,但可以推知其和现今的活动星图相类似。后世星图的画法是从汉代盖图的画法发展而来的:图的中心是北天极,把黄道画成一个圆形,由于黄道和赤道并不在同一平面上,如果以赤道面为准正投影到投影平面上,赤道为正圆,而黄道的投影应当是椭圆,可中国历史上没有绘制椭圆的方法。盖图本身所存在的这种投影上的缺点,就使南天的星座变形很大。唐代天文学家一行首先注意到这种投影的缺点,并设法解决,可惜他用新法绘制的天文图未能保留下来,新法也未被后人接受,在后来的宋明所画的天文图(大多为盖图),均用两个同样大小的圆。而敦煌星图的绘制则采用现代星图的画法,所以说敦煌星图在画法上是进步的。

3.辽宣化星图

1974年冬到1975年春,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了张家口市宣化区一座辽代墓,墓主人为张世卿。此次发掘清理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墓中的彩色壁画。壁画中有一幅位于墓的后室穹窿顶部正中央,是一副彩绘天文图,星宿画在直径2.71米的范围内,距地面高4.40米。正中悬铜镜一面,周围画莲花,外为白灰地,上涂一层淡蓝色表示晴空。在莲花的东北部绘北斗七星,四周绘五红、四蓝星。东为太阳,内画金乌。其余红、蓝各四星,大体按正向和偏斜方向分布的。

辽宣化星图是一种中外合璧的近似盖图,分为三个层次。最内一层大致如前面所说,相当于传统盖图的紫微垣部分,不过这里是用莲花来表示星宿。

第二层为二十八宿,星用红点,直径2~3厘米,星间用直线相连,其星宿、星数等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共计有171颗星。

第三层在图的最外面,内容为黄道十二宫,每宫都用一个图形表示,而十二宫的形象,都已经中国化了。

4.宋淳祐天文图

现存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宋淳祐天文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刻天文图之一,刻于宋淳祐丁未年(公元1247年)。石碑高约2.67米,宽约1.17米。天文图的上半部是星图,下半部是文字说明。

星图以北极为中心画三个同心圆,由内向外分别表示恒显圈、赤道和恒隐圈,还有一个与赤道大小一样的错开画的圆代表黄道。三个圆的直径分别为19.9、52.5、91.5厘米。与三个同心圆正交的是28条由恒显圈辐射出的直线,表示二十八宿宿度的线。由于宿度大小不等,因此这二十八条线的分布不均匀。在恒隐圈之外,还有一个环带,其上交替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十二次及州国分野个十二个名称。全图以“三垣”和二十八宿系统组织而成,共绘出恒星1434颗。

下半部的文字说明,主要讲述基本的天文知识,正文共41行,包括小注在内共2140字。

此天文图的作者是南宋中期的黄裳(1151—1195年)。虽然黄裳不是天文学家,此图的绘制也不是他本人实际观测的结果,但是他绘制这幅图的目的是给太子(指赵扩,即南宋宁宗)做教材的,所参考的星图底本必然有较高的准确度,底本来源肯定是当时国家天文台,由天文学家绘制的标准天文图。由此不难看出此星图的研究价值。

5.明常熟石刻天文图

现藏于常州市碑林博物馆的明常熟天文图,制成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碑高2米,宽约2米,厚度为24厘米。碑的外形、大小和上半部以北极为中心的星图,以及下半部的《天文图跋》的文字说明,都和苏州宋淳祐天文图相似。上半部星图的周围还刻有云霓纹饰。

星图有以北极为中心的三个同心圆。小圆直径18.4厘米,它表示北纬36.8度地方所见的恒见圈。在南天恒隐圈的大圆,直径为70.8厘米;中圆直径45厘米,他代表赤道。还有一个和赤道斜交的大小相若的中圆,代表黄道,其直径是44.5至45厘米。黄赤交角大约为二十三至二十五度。图上共刻出284座1466颗星,比苏州淳祐天文图多4座33星,并订正了苏州图上的某些错乱处。

常熟天文图基本上是苏州图的翻版,这从它的下半部的《天文图跋》也能说明这点,整段跋文共二十三行三百八十一字。但常熟图并未改正岁差,所以总的水平低于苏州图。

6.明福隆寺藻井天文图

1977年夏末,在拆除北京福隆寺残存建筑时,在该寺正觉殿藻井顶部发现有天文图。其制图年代为明代,但其所依据的天文资料可能早得多。

福隆寺天文图是画在藻井的天花板上,板厚4厘米,边长75.5厘米,形状为正八角形,面积相当大。板上用粗布裱成底衬,再用深蓝色油漆漆过。星象及有关联线、文字等,均采用沥粉、油漆、贴金等工艺手段,因此可以想象原图的工整、传神。但由于年代较久,外加长期香火熏燎等原因使图面变黑,星象难以辨认。

该图也是一幅传统的盖图,其上有恒显圈、赤道和恒隐圈,它们的直径分别为31.6、95、161厘米。这是考古天文图中最大的一幅。除前面三个圆圈外,还另有三个圆圈。第四个圆圈半径82.9厘米。在三、四两个圆圈之间,标有二十八宿文字。从图中可以看到其中文字的残缺情况,但在原件上,残缺文字大都有痕迹可寻。第五个圆圈半径为86.3厘米,在四、五两个圆圈之间,标记宫次分野,宫次分野跨度大体上均分,仅个别有所出入,不完全相等。第六个圆圈是天文图的外轮廓线,半径为87厘米,距木板边线4厘米。

据临摹统计,福隆寺天文图画面现存星数为一千四百二十星。

画在藻井上的天文图,目前只发现福隆寺这一幅,具有特殊性。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大致包括三种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星图中“盖图”的绘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盖天说的再现与还原。以文开头所提到的西水坡星象图为例,显然此图的布局是以盖图为基础的。上面所列举的六个通过考古发现的比较重要的星图,其中的1、4、5、6也可以归到盖图的范畴中。而除星图画法较当时进步外,敦煌星图的特殊之处在于,将赤道附近的星绘在横图上(甲本),北极附近的星绘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图上(乙本),这样便保证了星图所绘星区的准确度。而辽宣化星图,则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星图,“使人们在中国的天文遗物中第一次目睹了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两种体系的十分完整的配置形式”[3]。

[1]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270.

[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26.

[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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