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聊斋志异》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必然深受“因果报应”等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在《聊斋》中近五百篇的作品中大量体现。本文就从这一思想的背景、具体作品的分析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三个大方面分析《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文化心理的展现。

一、思想背景

（一）“因果报应”的历史溯源

首先，应该认清的是这一观念和思想其实并不是宣扬生死轮回的佛教所独有的，是儒、释、道三家共同推崇的思想内涵，只是由于佛教在西汉传入中国后，大量宣扬现世轮回、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涌现，强化了这一思想在民间的流传。其实，早在儒家典籍《尚书》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中记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这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的观念；另一显要的传统文学观念道教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被奉为道教经典的《老子》中“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犯轻重，以夺人算”的观点同样宣扬了因果报应。到了《太平经》中，“善自命长，恶自命短”。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本土以来，这种意识已经存在。可以说自从佛教传入后，这一观念才强大坚实起来，“将善恶报应具体落实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轮回上，慧能的《三报论》明确解说过报应的几种类型‘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三生、百生、前生，然后乃受。 ’”［1］

（二）蒲松龄“因果报应”思想观念的形成背景

前世因缘与后世报应相呼应，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成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则。作为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中，一定是集中体现了这样的观念。蒲松龄一定是受这种因果报应、命数缘分思想的影响的，除了从《聊斋》的篇章中集中体现外，这点会在下一部分中集中阐释。他在一些序言、碑记等文章中同样有直接的论述，如《贺毕反予公子入武庠序》中：大善得大报，小善得小报，天道好还不爽，以所为，卜所报，炽而昌，不俟詹尹也。所以他是相信并持有这样的观念的。

在明清之际，蒲松龄生活的年代，佛教更加注重和固有文化的调和，与本土宗教道教的思想相互影响，而佛教分支天台宗的代表人物智圆更是提倡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可以说，儒释道的思想渐渐融合在一起，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思想在融合后会更加具有社会基础，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将此观杂糅融入小说中。“蒲松龄自幼研读儒家经典，更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之书，对天人感应说、善恶报应观念并不陌生，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自己受到了佛家的因果报应理论的影响。”［2］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蒲松龄的生平，他对因果报应之说应该是从感性上认同的。

二、具体作品分析

《聊斋志异》中将近五百篇的作品中，体现到这一思想观念的作品是占大多数的，下面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篇目作简要分析。

首先是《王六郎》，暂不论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溺死鬼王六郎和打鱼为生的老许之间的令人动容的兄弟之情。本来有新的溺死鬼代替王六郎而他可以脱离苦海去投胎，但是在他看到来代替他的妇人抱有婴儿，“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3］动了恻隐之心救了妇人放弃了自己投胎的机会，而善有善报，“前一念恻隐，果达帝天。今授为招远县邬镇土地”。老许在捕鱼的时候经常将酒洒入河中祭奠河中曾经溺死的灵魂，这一善举同样为他带来了善报，王六郎为报恩帮助他捕到更多的鱼，“前君之获鱼，独胜于他人者，皆仆之暗驱，以报酹奠耳。”善恶终有报，蒲松龄在此宣扬的正是平日里的善行一定会在日后有回报的。

另一个故事《江城》，写到一个美丽却十分凶悍的妻子江城，总是虐待丈夫，后来江城的婆婆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叟对她说，这是她儿子前世欠的债现在江城来讨债。“不须忧烦，此是前世因。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公子前生为士人，偶游其地，误毙之。今作恶报，不可以人力回也。每早起，虔心诵观音咒一百遍，必当有效。”后来老太太念了两个月的观音经果然来了一个和尚，和尚对江城施了法术，江城忽然就变得温柔和顺，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回想从前的事情，就像前世的事情一样。后异史氏曰：“人生业果，饮啄必报，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蒲松龄用一个这样的故事劝大家弃恶扬善，因为因果报应是早晚的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霍生》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霍生在产妇处得知严生的妻子私处有疾，并且向朋友大肆宣扬，造成通奸流言，严生的妻子不堪受辱选择自杀，后化为厉鬼来报仇，霍生的妻子生病而死，他自己同样染了一身病，这是一个肇事者受到恶报的故事。异史氏曰：“死能为厉，其气冤也。”霍生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样的例子在短篇故事里也十分常见，《张不量》中的张不量经常行善事，把粮食分给平民，归还时不论多少都收下，所以天降冰雹时，他的田地独独没有受到伤害，仿佛有神人庇护；《杜小雷》中的杜小雷的妻子忤逆不孝顺居然化人身为猪，并被拴起来游街示众；《骂鸭》中的盗鸭者也遭到了类似的惩罚，身上长满了鸭毛；《蝎客》中经常杀生的贩卖蝎子的商人，“伤生既多，今见怒于虿鬼”，化成了血水。这些故事都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但是都是作者用来宣扬人们行善事做善行的例子。

三、蒲松龄大量运用“因果报应”的创作意图

蒲松龄一再宣扬：因果循环、生死轮回，善恶终有报，或报于现世，或报于来世，或报于数世，或报于自身，或报于父母子孙。在《聊斋志异》里大量宣扬这种思想作者是有其创作意图的。

蒲松龄本人虽然写花妖狐怪、宣扬因果报应，但都是借怪异的故事来寄托某种寓意，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感悟而编造的故事，可以说蒲松龄只是把怪异之事和生死轮回说当做躯壳，进而传播自己的思想。虽然“因果报应”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但是他还是有着清醒的头脑的，蒲松龄认为一切神灵鬼怪皆由心生。如在《画壁》一篇中，“幻由心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蒲松龄在《关帝庙碑记》中写道：“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人神之也。以其不容己于人者神之也。日星河岳，雷霆风雨，昭昭者遍满宇宙，而人则知何？其慈悲我者则尸祝之耳。”［4］由此可见，蒲松龄并不信奉神明，虽然当时佛教十分流行，在他的家乡更是广泛流传佛教，他从小受到了相关的影响，但是所有奇异怪诞的事情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之所以采用因果报应模式来叙述故事，是因为果报的叙事模式可以更好地反映他劝惩、教化的良苦用心——假神道以设教，正因果于鬼狐。”［5］这是他的一种创作手段，大众普遍信教，无论道教还是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都是重要的教义，所以以这种方式劝诫世人，对世人劝恶止善，是会被普遍大众所接受的。

联系蒲松龄的身世，科举屡次不中，面对现实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他是愤懑的却又是无能为力的，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只能从儒释道的思想中寻求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精神的寄托，可以说《聊斋志异》是极具批判意识的，是他用来抨击现实黑暗的出口，怪力乱神都是他抨击的工具。“看不到出路的苦闷，有诱发导致他用天命观、宿命论来解释社会、人生，用因果报应来偿善惩恶、寄托理想和愿望，从而以超越现实的形式完成了他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和否定。”［6］所以说，他大量运用这样的叙事手法除了惩恶扬善告诫世人外，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宣泄自身对社会的愤懑之情，他只是社会中一个饱受科场政治黑暗而怀才不遇的寒酸文人，没有机会大展抱负，更加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付诸笔端，只能从儒释道的宗教思想中寻找一种解脱和慰藉。在蒲松龄身上，相不相信宿命论和因果报应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他一方面保持清醒的头脑，有着主观唯心的见解，一方面又大量宣扬这种观念为苦闷找出口。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矛盾的体现。

后人应该如何看待蒲松龄的这一思想的传播和叙事手法的运用呢？首先它是一种封建迷信思想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形式有思想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作品中饱含了社会批判，但这种付诸宗教色彩的批判可以说是不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批判的力量，同样也限制了批判的深度。但在那样的时代中，这种手法也是广为文人士子所运用的，许多明清小说家都会运用这样的手法，所以从大的层面讲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所以不能片面地全盘否定，“《聊斋志异》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不但目的明确，而且方法得当，从这个意义上讲，《聊斋志异》的因果报应思想，于改造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应该给予相应肯定，不可全盘抹杀。”［7］在那个时代里，可以说是有积极的宣传作用的。告诫世人行善抑恶是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的，清朝的冯镇峦曾这样评价聊斋：“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是有实益于身心，警戒顽愚。”所以说，它的教化意义是值得赞颂的。

更具进步意义的是，相较于六朝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是极具进步意义的，鲁迅先生曾评述六朝志怪小说：“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意识，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7］六朝志怪小说史是把鬼神之事当做真实的故事阐述的，而《聊斋》却是“用传奇之法以志怪”，虽都有宣扬生死轮回等思想内涵，其作用和教化意义大不相同。

［1］陈引驰.佛教文化［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53.

［2］冀运鲁.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M］.黄山书社，2011：31.

［3］蒲松龄.聊斋志异［M］.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9页，本文所引原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出于此书.

［4］［5］冀运鲁.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M］.黄山书社，2011：40.

［6］许劲松.《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思想论析［J］.江淮论坛，1994（06）：74.

［7］蔡相宗.聊斋志异因果报应思想的剖析与评判［J］.聊斋志异研究，2004（03）：61.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中华书局，20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