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翔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树艺篇》是一本关于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的资料汇编。作者题为元朝胡古愚，清嘉庆时钱天树收藏该书。该农业文献未经刊刻，仅以抄本流传，因此，世人知道的不多，研究的人则更少。该书现存有国家图书馆藏33卷，笔者即以此为研究对象，研究该书中的俗字。笔者在归类时把偏旁跟部件分为两类，对字有归类作用的列为偏旁，无归类作用的列为部件。

一、偏旁的变换

1.形近偏旁混用：即两个形状相近的偏旁混合为一个，该偏旁它具有组成的两个偏旁的特征。如“株”中把“木”字旁与“扌”旁混合在一起了，使“木”字旁有了“扌”的特点；再如“種”“禾”字旁与“扌”混合，使“禾”字旁带有了“扌”的特色。由于“禾”字旁只不过是在“木”字旁的基础上多了一笔，因此，可以综合为一点：《树艺篇》中“木”旁和“扌”旁相混合是普遍现象。唐代的敦煌文献中也同时存在“木”旁和“扌”旁相混而造成的俗字，这说明从唐代至明代人们一直把这两个偏旁混合使用。

2.形近偏旁换用：即两个形状相似的偏旁，本应用这一个而用了另外一个。 如：吐、（吐），本应用“土”却换用了“主”，把“吐”写成了“吐、”的现象在《树艺篇》中并不常见，只是属于偶然现象，由此推断这或许是由于抄写者一时疏忽而造成的俗字，并不具有普遍性。再如：徃-往，本应用“主”而换用了“生”。这一现象在《树艺篇》中也很少见。再如：悪、惡（恶），“恶”字头上的“亚”字换成了另外两种，在《树艺篇》中这两个俗字都有出现且频率上并无多少之分，可以说明在本书中，或在抄写者的脑海中“恶”同时存在两种写法，且无使用场合的区别。再如：“羙-美”这一对一正一俗的字在《树艺篇》中都有出现，以正字出现的频率为高，说明“美”字在明代渐渐地转向了正字的写法。

3.意近偏旁换用：即两个意义上有联系的偏旁，本应用这一个而用了另一个。如：淩-凌，本应用“冫”而用了“冫”，“冫”是冰的意思，“氵”是水的意思，它们二者所指的事物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存在方式不一样罢了。再如：躰-体，本应用“亻”而用了“身”，“亻”指人，“身”同样也指人，可以说两者意义上是一样的。这种意近偏旁换用而产生俗字的现象由来已久，敦煌文献中“冫”“氵”换用的现象比比皆是。细究其原因，我认为书写者并不是因为两者形体相近而误写的，而是书写者在深知字义的情况下，由于忘记正字的形体而一时用意义相近的义符代替而造成的。

二、笔画的变换

1.多笔画：即在正字的基础上多出了一笔。如：圡-土，这一个俗字在《树艺篇》中极其常见，甚至可以说全文中所有的“土”都写成了“圡”，如吐，肚等字。这一类型的俗字在《树艺篇》中存在的数量是其他种类的几倍。当然，这样的俗字也并不是直到明代才有的，它有很悠久的历史，包括之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出现。中国古代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与现代的笔不同，毛笔比较难于掌控，所以，书写起来也很累。因此，有很多写手有写完一个字就顿一笔的习惯，《树艺篇》某些字旁边隐约可见的小点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2.少笔画：即在正字的基础上少了一笔。如“宜”的俗字就是在正字的基础上省略了上面的一点，这个俗字在《树艺篇》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可以推测，作者并不是偶尔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的与此相类似的有魏、鬼等字它们都省略了“鬼”字上的一撇，这两个俗字出现频率也很高，且并不见其正字。历史上缺笔形成的俗字很多，有的是为了追求美观，但仔细对照这三个俗字，我觉得这并不是追求美观造成的，有的则是避讳造成的俗字，但至于本书中是否有避讳，是属于避皇帝的讳还是避家讳则不得而知，但从这三个俗字出现的频率来看，这一定属于一种有意行为，背后一定有它的成因。

3.笔画位置变化：即变换了正字某些笔画的位置。如：凢-凡、玊-玉等。这一类型的俗字在《树艺篇》中数量巨大，且并未见到正字。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写法也许是在明代较流行的写法，至少也代表了本书的书写风格。从俗字产生的原因来看，这种俗字的形成是为了追求书写的便利。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指导他们发展的主导原则就是经济原则，这些俗字中的点点在旁边比点在上边缩短了运笔的路程达到了省力的目的。这就是该种俗字盛行的原因。这一原则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近代历史上繁体字简化运动。

三、构字部件的变换

1.构字部件的变换：即变换一个或几个字体的组成部分。如：“指”字上面的“匕”就换成了“上”这样的写法在本书中是较常见的。我认为“指”的俗字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追求书写的便利性。虽然书写者把两画改成了三画，但书写却变得顺利了，这样产生的繁化俗字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敦煌俗字典》中就把繁化列为俗字产生的途径之一。

2.同一构字部件形式不同：即表面上看上去是不同的部件，其实其中一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形式，实质是一样的。如：芲-花，这一对正俗字在《树艺篇》中出现的频率几乎是相当的。表面看来这两个字似乎是不同的，仔细来看俗字中的“人”其实就是正字中的“亻”，由于部件形体的变化导致了“亻”、“七”由左右结构变成了上下结构。由其在书中出现的频率推测，此时这一对正俗字正在向正体发展。由这种方式构成的俗字也同样可以再敦煌文献中找到源头，这并不是明代人的独创，而且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了近代。

3.构字部件位置变化：即构成成分相同只是变换了构字部件的布局或不改变结构布局，或由上下结构变为左右结构，或包围结构变为其他结构等等。不改变构字布局的，如：“秌-秋”这一对正俗字在《树艺篇》中都有出现，以俗字出现频率为低。由此可以推断，俗字在被正字慢慢代替。另一类改变构字布局的，如：“畧-略”这与“-国”的现象是不一致的。把“国”写成“”使书写变得便利了，而把“略”写作“畧”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是变得不便利了。如果大家能考虑到古代的书写习惯与现代书写习惯的差别，一切也就不难理解了。古代书写是竖排的，因此上下结构的字要比左右结构的字好写，这就跟现在横排的书写方式写左右结构的字比上下结构的字方便是一个道理。这种方式构成的俗字可上推至有文献存留的唐代，如敦煌文献里“国”字有写成“”字的，很明显是为了追求书写的便利缩短笔程，而把“秋”写为“秌”则不然。我认为这是由字体还不固定的缘故造成的。向下可推至汉字改革前，这种变换构字部件形成的异体字比比皆是，这也是促使汉字改革的原因之一。

4.多出构字部件：即在正字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与意义相关的偏旁。这样的俗字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受前后字的影响而形成的，如：菓-果。“果”本是独体会意字，由于古人认为果子是长在草本植物上的，因此给它加上了“艹”，再如“苦”字的俗字则是加了“口”旁，“苦”是一种味觉感受，是由嘴品味出来的，因此加上了义符“口”。这两个俗字及其各自的正字在《树艺篇》中都有出现，因此可以断定它们的字形还没有稳定下来。另一类则是由于上下字的影响而加上了上字或下字的义符。如：法汁-去汁“去”字受下字“汁”的影响加了“氵”。这一类由上下文影响而产生的俗字可追溯到敦煌文献，《敦煌俗字典》前言部分对这类俗字的成因有详尽的分析。

四、造字方法的更换

中国古代有“六书”，其中前“四书”是造字法。古代的社会并不像现代社会那样信息发达、沟通方便，因此，同一个词用不同的造字方法造出不同的字是完全有可能的。《树艺篇》中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如：“咲-笑”其中的俗字是会意字而正字则是形声字。这一方法形成的俗字上可推至唐代，下可推至近代，并且一直活跃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即使是汉字改革后的今天仍然屡禁不止。如有的停车场把 “停”写为“仃”，菜场则把“韭菜”写作“艽菜”、“鸡蛋”写作“鸡旦”。 抽样调查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俗字也符合六书的原则，但比正字要简便得多，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造成了这类俗字“欣欣向荣”的局面。

《汉语俗字研究》一书以敦煌文献为材料而写成的关于俗字的著作，书中把俗字分为十一类：增加义符、省略义符、改换义符、改换声符、类化、增繁、音近更代、变换结构、异形借用、书写变易、全体创造、合文。拿这十一类与上文所分析的《树艺篇》中的俗字分类进行比较无一不囊括其中，但由于研究范围得限制还有许多种类的俗字并未出现。如果对明代其他抄本文献进行研究的话也许就有发现其他类别的可能。总之，《树艺篇》中俗字的类型是对前代俗字的继承而未见创新。

［1］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4.

［2］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3］胡古愚.树艺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