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海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贫病交加中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是萧红艺术才华最光彩夺目的一次释放，一次璨若烟花的绝响。我们在为萧红的创作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惋惜其才情之未尽。但仅凭《呼兰河传》这一部小说也就奠定了萧红卓越文学家的地位。

尽管在出版时茅盾为《呼兰河传》写了一篇有分量的长序，对其大加褒扬，但面对抗日救国的时代背景，在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情况下，《呼兰河传》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石怀池在《怀萧红》中的一段话或许更能代表当时大众的心态：“她已经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事业对她已经是陌生的了，她的现实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心灵的搏动也无法琢磨。她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泥淖里。”当然，今天我们也不必过分指责这些对萧红作品带着有色眼镜的批评，毕竟那是一个需要文艺作品提高民族抗战情绪的年代。萧红始终坚持的是纯文学立场，她相信任何一种文体都没有绝对统一的古板的样式，譬如她这样看待小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1］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中概括萧红的文体：“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也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是自传。”［2］茅盾指出的正是我们平常说的萧红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的倾向。萧红独具匠心，把凝练优美的文字作为笔触重点，达到一种“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效果，甚至形成了一种“萧红风”。如今，不管在读者群还是研究者的心中，《呼兰河传》都大受欢迎，渐渐形成一种热潮。应该感谢萧红，在战声喧嚣的时代，她还能坚持文学自觉，坚守文学立场，为我们留下了至今百读不厌的经典作品。

笔者认为《呼兰河传》中蕴藏着华丽的忧伤，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优美的文笔，诗化的语言

进入《呼兰河传》，首先打动读者的就是萧红的语言。萧红有着极高的语言天分，她所接受的教育并不长，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并不高。所接受的最高教育来自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亦是断续不定。萧红小时候的启蒙来自祖父教的《千家诗》，当然算不上正规，稍长，又酷爱画画，文学兴趣并不浓，而当她接触新文学并发生兴趣时，自己的学业也已接近尾声。所以，萧红并未有许多作家国学深厚、西学广博之背景，但她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写出的文字竟毫无逊色，甚至令许多作家也望尘莫及。萧红的语言凝练、自然、诚挚、细腻，并且女性化；用词十分节制，但不雕琢做作；语句诚挚感人，并无华而不实。语言女性化是萧红的优点，鲁迅刚看过《跋涉》就表示她的语言非常女性化，但同时指正这正是萧红的可贵之处。如萧红在描写扎彩铺时有一段话：“看起来真是万分的好看，大院子也有院墙，墙头上是金色的琉璃瓦。一进了院，正房五间，厢房三间，一律是青红砖瓦房，窗明几净，空气特别新鲜。花盆一盆一盆地摆在花架子上，石柱子、全百合、马蛇菜、九月菊都一齐地开了。”

语言女性化并非说萧红的语言柔弱无力，毫无深度，恰恰相反，无论叙述、写景、对话，她不仅能做到清晰准确，杜绝纠结，更可贵的是，她能把高度诗化的语言用于讽刺，强化悲剧，在优美中呈现忧伤，在悲凉中又透露一丝华丽。如众人期待冯歪嘴子的儿子死时，萧红这样写道：“他的小儿子，一天一天的喂着，越喂眼睛越大，胳臂，腿，越来越瘦。在别人的眼里，这孩子非死不可。这孩子一直不死，大家都觉得惊奇。到后来大家简直莫名其妙了。对于冯歪嘴子的这孩子的不死，别人都起了恐惧的心理，觉得，这是可能的吗？这是世界上应该有的吗？”又如小团圆媳妇被脱下衣服烫得毫无知觉时，萧红对婆婆的描述：“大家正在谈说之间，她的婆婆过来，赶快拉了一张破棉袄给她盖上了，说：/‘赤身裸体羞不羞！’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下衣裳来，她婆婆喊着号令给她撕下来了。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她没有感觉了，婆婆反而替她想了。”寥寥几句话，婆婆的虚伪残酷在她的动作语言中表现得微妙微肖，栩栩如生。萧红凭高超的语言技巧和能力把《呼兰河传》写成一首长诗，到处洋溢着诗情画意。这一点不仅使她与同时代的男作家拉开了距离，也与同时代的女作家迥异。仅此一点，萧红便一枝独秀，无人堪及。

二、迷人的景色，冷酷的人情

纵观萧红的一生，童年时光留给她的欢乐是最多的，祖父、后花园、呼兰河最能带给她温馨，以至于至死念念不忘。在幼时萧红的眼中，呼兰河充满景色旖旎，诗情画意，大自然的美丽留给童年的她挥之不去的记忆。萧红在 《呼兰河传》中不厌其烦地描写大自然的瑰丽，景色的迷人，让读者叹为观止，这不能不说与她童年对呼兰河的印象有关。正如茅盾在序中的评论：“一篇叙事词，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文中不少地方可以作为这种比喻的印证，比如萧红写家乡的日落已成经典，萧红写后花园里的花、菜亦十分迷人：“……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都不结，一朵花都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语言自由、活泼、亲切，后花园里的花和菜都被人性化了，让人一读，心底里一股温馨的美感便会油然而生。

与这些美好的景色相伴的是呼兰河地域那愚昧的风俗和冷酷的人情。在《呼兰河传》中，作者首先用了两章的大篇幅描写呼兰河的环境与习俗，展示了一个保守、落后、迷信、毫无变化的城市，与之相适应，这片土地上的人给人一种愚昧无知、不思进取的整体形象。正如那个永不会被填平的泥坑，“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人们不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只能安于现状，当然也就不思进取。他们只求“对天对得住，对地对得住”，他们有滋味地迷信鬼神，重男轻女，狭隘自私，幸灾乐祸。与此愚昧风俗相应的是呼兰河地域那冷酷的人情。《呼兰河传》里最能体现这点，最具有悲剧性，最勾人心魄的要算第五章对小团圆媳妇的描写。一个健壮的女孩在家长的淫威下生生折磨而死，这可以看做萧红对孩子在家长面前毫无人权的痛诉，也是对女性毫无尊严的不满。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对打媳妇有自己的看法：“有娘的，她不能够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在婆婆眼中，媳妇是猪狗不如的东西，毫无人权可言，在现代文学史上，这要算最严厉的控诉了，但由于萧红的语言技巧，我们的愤怒被降了温，只剩下凄凉。其他人物亦复如是，共相之下，各人又有各人的不幸，而萧红总是娓娓道来，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神来之笔。

三、丰厚的悲剧意蕴辛辣的讽刺意味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表现苦难的艺术，而悲剧的悲剧性来源于苦难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之情。鲁迅在论及悲剧时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相对于亚里士多德，鲁迅从价值观角度对悲剧的阐释更能揭示悲剧的实质。因为并非所有的苦难与毁灭都能引起怜悯之情，前提是遭受苦难与毁灭的东西必须有价值，落实到悲剧性作品中，就是悲剧人物身上必须体现出某种正面的价值。黑格尔对此做过相关论述：“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5］我们从悲剧人物身上看到正面的价值遭到无情的践踏和蹂躏时，哀怜之情便会油然而生，这正是悲剧的悲剧性所在。在《呼兰河传》中，小团圆的死亡就能给人以沉痛的悲剧感。小团圆在作品中始终是一个孩子般的形象，一个弱者，一个天真的无辜的生命，在婆婆的淫威下，她有过反抗，但是如此纤弱，反抗带来的不过是更粗暴的虐待，最终，小团圆被婆婆折磨死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美好生命的离去，一个天真无邪的心灵的湮灭，这不能不引起悲叹。小团圆这个无辜女性的死亡所唤起的，是我们对像她婆婆这一类封建、愚昧、歹毒、心狠手辣、惨无人道、心理畸形以及周围冷漠、麻木、喜欢凑热闹、把别人的痛苦当做快乐的种种人的强烈的愤慨，这种愤慨的来源，便是天真无邪的生命被无情毁灭所引起的心底里久聚不散的悲痛。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还塑造了许多看客形象，无聊虚伪，与鲁迅笔下看客之麻木正相媲美。例如，在描写坑中救马时，一些绅士之流“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所谓上流之士，不过一些无事之徒，无聊至极，只寻事取乐罢了。再如第五章，为了“救”小团圆媳妇于病魔，人们乱出主意，胡乱开药，以致病痛加剧，而他们不以为然，自认为关心他人。当小团圆媳妇倒在大缸中，“这时候，看热闹的人们，一声狂喊，都以为小团圆媳妇是死了，大家都跑过去拯救她，竟有心慈的人，流下眼泪来”。这里流下的泪，倒不是为了小团圆媳妇的死，而是为此后没有看料罢了。对于这些看客形象，萧红有着辛辣的讽刺，但同时也点出了他们的可悲之处，那就是：他们对于自身的悲哀并不自知，不仅如此，还津津乐道地将自己的悲哀咀嚼，当做幸福的虚景。萧红的笔端是深刻的，这深刻性就在于她不只是带着感情去指责、批判某种东西，而是将一种生命的形态从深处挖掘，并将其呈现，从而让读者体味到一种人性、文化的本体劣根性。

［1］聂绀弩.萧红选集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

［2］茅盾.呼兰河传·序言，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7.

［3］茅盾.呼兰河传·序言，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6.

［4］鲁迅.论雷锋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9.

［5］黑格尔.美学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