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文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研究，很自然，首先就遇到一个如何界说知识分子的问题。说起“知识分子”，人们首先会想到劳动分工，将“知识分子”与“脑力劳动”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其实，这一看法虽然广泛流行，却是一个不确切的定义。原因很简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社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体脑分工的界线也渐趋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以是否从事脑力劳动来界定知识分子已失去意义。更重要的是，“脑力劳动者”的说法过于笼统，因为“脑力劳动”有多种多样，它模糊了“脑力劳动者”与起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的区别。

还有一种说法是将“知识分子”界定为制造“文化符号”或精神产品的人。与上一种定义相比，这种说法突出了脑力劳动的产品——文化符号或精神产品，这使它能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加以分层，从而将“知识分子”划定为脑力劳动者当中的一部分。换言之，并非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但我们再追问下去，发现“文化符号”与“精神产品”的说法仍然过于空泛。尽管它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品格，将许多虽从事“脑力劳动”却无助于人类文化积累的人同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可是，“文化符号”和“精神产品”指哪些？科学知识是否也应当归入其内？显然，按照这一定义，知识分子应当包括科技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在内。

为了将所谓“文化符号”或“精神产品”的说法再加以明确，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是指制造思想观念的人；这里的思想观念，应该是包含着人文与价值理想的思想观念。显然，根据这一说法，就能将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区分开来。持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是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一书中，他指出：“不是所有学术界的人或所有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对这个事实有人遗憾，也有人赞许。理智（intellect，是‘the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根——引者按）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1］［美］科塞著：《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他还比较知识分子与其他专业人士的区别说：“大多数人在从事专业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般只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说，他们表现得‘对神圣事物非常敏感，对宇宙的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深思’。”［2］同上书，第2—3页。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接近本书要论述的主题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但是，毕竟这个定义又过于狭窄和严格。因为在任何社会，包括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能符合这种定义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的；而且，由于这个定义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仅着眼于其对思想观念的制造，有使其脱离社会实践而走向书斋或象牙塔之嫌，因此，这只是一个关于人文学者型或思考型知识分子的定义，而未能涵盖既怀抱人文价值理想，又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甚至积极介入社会行动的这类知识分子。而后者，其实才更接近“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之得名的原初含义。

且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来历。学术界公认，“知识分子”一词的使用和流行，始于19世纪末的法国，同著名的“德雷福斯案”有关。当时，由于法国政府对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的案件误判，引起了以左拉为首的一批作家和文人的强烈抗议，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救德雷福斯的运动。一般认为，这标志着法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觉醒。此外，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俄国农奴改革运动的开展，从俄国贵族当中分化出一批关心社会底层民众命运、要求社会改革的人士；后来，有更多的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加入这个行列。俄国历史上这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又强烈关心社会进步与民生疾苦的人士，也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名称。看来，无论是19世纪的法国还是俄国，当“知识分子”一词开始使用时，除了指接受过良好教育（主要是人文教育）的人士之外，更要求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称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知”，是深有道理的。

然而，“知识分子”一词虽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和俄国，当时这个词还只是一种指称意义上的称呼，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真正从学科的意义入手，并且将它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加以研究的，是知识社会学的创立人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曼海姆从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经典性定义。他说：“迄今为止，除了那些实际上代表各个阶级的直接利益的人以外，所有各个阶级都一直包含着一个更多地取向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精神领域的那个领域的阶层。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看，我们可以称他们是‘知识分子’。”［3］［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但除此之外，曼海姆的兴奋点是着眼于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关系。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共同的特点都是“超越现存秩序的观念”。［4］同上书，第229页。不同点在于：“那些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只不过是对某种已经成为过去的，或者对潜在的社会秩序的歪曲反映的观念，都是一些意识形态观念；而那些在后来的社会秩序中得到适当实现的观念则是相对的乌托邦观念。”［5］［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按照曼海姆的看法，同为超越现存秩序的观念，意识形态往往倾向于保守，而乌托邦则带有革命的性质。当然，这种革命与保守本又是相对的：当意识形态作为超越的观念与现存的社会秩序不一致，并且起着动员社会力量改革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是乌托邦；而本来以乌托邦形式存在的观念，当它一旦经过社会变革成为现实，其内容也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作为思想观念，并不是现存社会秩序的真实的反映；它们只是以歪曲或幻想的形式，起着维护或改革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而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承担者，自然就成为以思想观念为武器，来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或力图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斗士。看来，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较之起源于法国与俄国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更具有科学性与普遍性。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固然关心现实社会与政治，但他介入社会行动的方式更多地是制造与传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就使他与同样关心社会政治的其他社会阶层（如社会政治活动家）区分开来。

曼海姆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着眼对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看法，颇符合我们关于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流行的社会思想纷然杂陈，要之，无非可以分为两大类：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而已。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基本上采取曼海姆的看法，将知识分子视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也许，这只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操作性定义，而不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完全的定义。事实上，对于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是很难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的。人们常常只能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以及问题论域之所在，强调知识分子功能或品格的某一方面，然后将它作为知识分子的定义。本文之所以同意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主要是由于这一说法有助于本文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关系的分析。不只如此，我们认为，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是可普遍化和有根据的。因为它一方面承接法国与俄国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的用法而来，保留了“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的原初意义；另一方面，它又突破了“知识分子”这一名词起源意义上的限制，赋予“知识分子”一词以普遍的含义，并且可以很好地与其他关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定义相对接。例如，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所谓“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另一种则是“专门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他认为，普遍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真理、正义等社会普遍价值的担当者与代言人，是全人类的意识与良心；而专门的知识分子则只是在某个特定的专业领域工作，并不从普遍的社会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6］福柯对这两类知识分子的划分着眼于其具有的政治意义。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76页。结合以上曼海姆、福柯的说法以及“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起源意义，本书将主要在如下意义上界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具有强烈社会关怀，并且以思想观念作为武器投身于社会及政治活动领域的人文型知识分子。当然，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种具有社会关怀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变形。或者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是具有社会关怀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衍生态或变异类型。

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文描述与分析的，与其说是关于20世纪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关系的历史，不如说是20世纪中国不同类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何介入中国社会政治活动的历史。本文冠之为“中心与边缘”，有两种含义：一是如上所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作为保守与革命的思想观念，具有相对性。当一种思想观念具有乌托邦性质时，它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保守的意识形态则占据着社会政治的中心。就社会思潮而言，20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常常主客易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错综复杂。另一种含义是，“中心与边缘”的说法可以说是形象贴切地揭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就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而言，这里所谓“中心与边缘”的说法又是悖论式的：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相比较，随着晚清以来国家富国强兵政策的推行，尤其是清室瓦解以后，社会“边缘人”逐渐占据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传统的人文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陡然下降，的确已处于有史以来的“边缘”状况；但另一方面，20世纪初以后中国社会巨大的社会动荡与一系列社会变革，恰恰又给置身于20世纪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与舞台，使其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制造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在社会以及政治上的作用得到空前的发挥。本文就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以及其话语如何从中心到边缘，以及从边缘到中心的考察。自然，就“道”的眼光看来，这种从中心到边缘、又从边缘到中心的历史变局，只是“喜剧性”的；然而，作为处于这种中心与边缘经常易位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个体命运却是绝大多数沦为一场“悲剧”。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命运承载的苦难，它们梦魇般地萦绕于我的脑海，但本文却未能一一地展开，因为本文主要是思想史，而非具象化的历史叙事。

从以上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政治的方式，主要是缔造与传播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因之，在以“中心与边缘”作为主题来涵摄本文内容的情况下，本文取名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这样的社会思潮实兼有“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二义。之所以将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相联系，是为了突出在思想史的过程中，也即在乌托邦如何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何种作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又如何定位自己。按照本文的观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虽然同属于“超越现存秩序的观念”，但就其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而言，意识形态更多地有为现存社会秩序辩护的性质，而乌托邦则往往具有理想性与“空想性”，关注的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与超越。从这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价值取向上其实又有本质的差别：乌托邦属于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而意识形态属于指向此岸生活中的“涵义世界”。［7］关于“意义世界”与“涵义世界”的区分，本人从尤西林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并对他的说法作了引申。详见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第66—69页、第71—77页。而本文所谓的“社会思潮”，与其说是将作为社会思潮的乌托邦思想与意识形态分别论列，不如说是要突出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按照本文的看法，这才是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史之发展最关键的。

按照作者的思路，本文在编排上分作两编：上编揭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成并对其思想演化的逻辑结构与内在理路做出分析，下编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类型及其思想观念的分析与叙事。我们试图通过这种观念逻辑与历史演化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示一幅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及其心路历程的宏观画卷。

本文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中心到边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奏”，从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家谱”说起，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一直处于社会的“中心”，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世局的变动，日益地被“边缘化”，但时势又迫切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承担历史的重担与责任，此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带来空前的焦虑，并导致其行为方式的“乖离”与精神人格的“裂变”。

第二章，“‘乌托邦’之建构”，重点分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结构，指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一种“图腾情结”：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中流行的种种“克里斯玛意象”（Charismatic Image），就是这种图腾情结与乌托邦心态结合的产物。

第三章，“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指出任何社会政治乌托邦都是“涵义”与“意义”的对立统一，本章重点在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种种“乌托邦”思想观念进行剖析，说明由于涵义与意义的辩证张力，中国现代的乌托邦运动经历了由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并最终否定了自身。

第四章，“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本章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叙事，指出自由主义思想是由维新运动时期与辛亥革命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并认为此后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思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后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运动以及40年代末提倡“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

第五章，“作为‘政治现代性’替代方案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本章对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之另一支的“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作考察与分析，指出新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思想特征是强调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其思想主张主要针对五四以来的西化之风而起，并试图提出一条有别于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文化激进主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改革之路。

第六章，“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演进”。文化激进主义无疑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思潮，本章对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气质与社会人格加以分析，并对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与分析；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还对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的功过是非与得失做出评定。

余论，作者在此以简洁的语言对自己的观点加以陈述，即认为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分析与透视远不只是历史的，今天，历史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历史是否重演？这是每一位关心中国当前时局及未来前景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的问题。

要说明的是：本文是拙著《中心与边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的压缩版。原书40多万字，分作上、中、下编三个部分，于2004年由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以中文版形式出版。由于此书在中国大陆不容易找到，现应高瑞泉教授之邀以“节本”形式出版。因为篇幅的限制，本文的压缩将原书第三部分取消，其他两部分内容也作了相应压缩与调整，另外增写了第六章。虽经压缩与修订，但原书的整体思路与基本构架不变。在对原书修订的过程中，高瑞泉先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谨此致谢。由于修订时间比较仓促，本文肯定有不足以及讹误之处，此概由作者本人负责。在此，作者期待读者提出批评，以便日后有机会改正。

上篇 乌托邦、意识形态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