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彦[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海口 571158]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20世纪的抗日战争，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噩梦的同时，也为我们的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新世纪以来，抗战文学再次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并借助传媒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束焕的长篇小说《民兵葛二蛋》就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异军突起，并因电视剧的热播而家喻户晓。它不仅把喜剧因素融入其中，而且还把草根文化渗透其中，使作品更接近地气，成为抗战文学的一个转变。

一、痞气、义气、正气:性格多元复合

从一个游手好闲、满身缺点的小混混到八路军战士，从好赌斗狠、不务正业到热衷于民族抗战事业，从率性而为到胸有城府，葛二蛋所折射的是独特的个体与特殊的历史相遇之后形成的必然。葛二蛋是一个狂欢式的喜剧形象。他拥有自身完整而又鲜明的性格，有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这都源于他性格的多元复合。

葛二蛋是一个具有浓重的痞子流氓气息的小混混，去塔湾村认亲最能显示葛二蛋痞子流氓习气。针对孟三的“你是谁”的疑问，葛二蛋回答是:“我是葛二蛋，就是你姐姐或妹妹的丈夫，就是你姐夫或妹夫，还不赶快的把我领回家。”①这完全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回答，完全认定了自己认为的事实而不管别人是否承认。在孟富贵家他不经允许地吃烩饼、炒白菜、炖粉条，各处翻找白酒，胡吃海喝后，倒在孟喜子的闺房里呼呼大睡，完全“把这儿当成是自己的家了”②。当他不被承认，与村中后生群战时，他上房揭瓦、扔石头，不停地叫骂，极尽痞子所能，各种损招无所不用其极。葛二蛋身上的这种痞性、痞子气，虽是其形象的负面因子，但在那种年代，正是由于这种痞性、痞子气才使他生存下来，才使他做出常人所不能做出的成绩来。换句话说，这种痞性正是葛二蛋身上的闪光点，这里面有智慧、有狡黠、有谋略，正是因为这些才使葛二蛋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葛二蛋虽然痞气很浓，但他重情重义，是个义薄云天的汉子。他与麦子的兄弟情义感人至深。两人亲同手足，都是葛家村的混混，一起去赌，一起使诈。在小街镇麦子的受伤，牵动着他的心，为给麦子抓药，他费尽心机，最后“双膝跪倒在地上，说:‘刚才的冒犯是我不对，不过，我给你说，得病的是我兄弟，那是亲兄弟，过了命的交情，我不管，你要是不治我兄弟，他如果死了，我肯定会让你全家也过不安稳的。帮人就是帮自己，你看着办吧。’”③是什么让不服软的二蛋以下跪的方式去道歉？是什么让嬉皮笑脸、没有正形的二蛋言辞凿凿、情真意切？又是什么让二蛋祈求之中加威胁？是二蛋对麦子病情的牵挂，是二蛋对麦子的兄弟情义，是哥们义气之使然。从小摸爬滚打一起长大，又共同见证了日本人惨无人道的屠村暴行，这种情分不是一两次厮打就能消磨掉的，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心与心的交换，这是命与命的相惜，“兄弟的感情永远都割不断，永远都比说的那些绝情的话要多得多。”④

葛二蛋不仅对麦子有情有义，对自警队的老大也同样。当自警队的老大被麦子击毙后，“葛二蛋一下子愤怒地跳起来，狠狠地打麦子，然后抱起地上一片稀巴烂的碎肉，撕心裂肺的喊:‘老大！对不起你啊！’”⑤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喊声，不是葛二蛋虚假的做作，而是真情实意的流露，是发自肺腑里的喊声。因为自警队里的老大收留过他、真心地邀请过他。不管自警队的老大怀着什么样的居心，也不管他是否真的相信葛二蛋，但是他是真心欣赏葛二蛋的，这种知遇之情也使得葛二蛋对他的感情是真诚的。葛二蛋没有盲目地依从，也没有无缘无故地憎恨，他有他的底线，他有他的原则。

如果说痞气是葛二蛋的表症，义气是葛二蛋的血肉，那么正气则是葛二蛋的内核，他身上有一种正气，有对叛徒的憎恨，对日本人的仇视，对二鬼子的愤怒，在他身上有个人尊严的维护、有民族气节的高昂，有民族责任的承担。

一个人的正气首先表现在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上，“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葛二蛋是既有傲气，又有傲骨，但当他的傲气被强力压制之后，他的傲骨也依然挺立。二蛋去赌钱的路上被人偷了钱，索要不成反而被几个小混混殴打，二蛋被摁跪下时，心里仍想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名言，“想起戏文里经常唱的男儿膝下有黄金来，屈辱感无边无际铺天盖地的压来，失望、绝望、悲哀，无力如同冲过礁石的海浪，重重地撞击着二蛋的心，霎时间，强硬的心脏裂纹满布。”“酸涩的泪水刷刷的流”⑥。这是一个性格极其要强的人在遭遇屈辱时的心理和表现，这是一种心理自尊的展示，只有极强自我认同的人，才有这样的灵魂撕扯。

面对全村人被屠杀的悲剧，葛二蛋很快认识到村中出了叛徒，并开始了他寻找叛徒、杀叛徒为全村人报仇的征程。葛二蛋可能还不懂什么民族大义，但本能的反对叛徒，本着杀人偿命的逻辑，他要追凶到底，时时不忘为全村人报仇，这种行为，无意识地高扬了民族气节。

葛二蛋是一个复杂、立体、饱满的艺术形象，他身上具有痞气、义气、正气的多元复合，这些性格的多元复合，使其形象富有性格张力，也使其成为一个艺术典型。

二、另类民兵: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解构

抗战文学不仅要描写这场旷日持久、惨绝人寰的战争本身，还要歌颂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更要赞扬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不仅是那些手握兵权的指挥员，更有许多普通的士兵和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

葛二蛋就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员，他身上的缺点比优点还多，就这样一个十分不完美的人物在民族危亡的情境下一步步走向英雄的道路。确切地说，葛二蛋是一个“反英雄”化的人物。所谓的“反英雄”化是一种与传统英雄的行为、性格、思想、观念不相符合或者相悖的特质或特征等，这些行为或行事方式解构了理想中的“英雄”人物，或者颠覆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或者质疑人类的理想信念，等等。⑦

新世纪以来，“反英雄”化的人物形象出现了很多，姜大牙（《历史的天空》）、李云龙（《亮剑》）、常发（《狼毒花》）等一些硬汉形象，他们有情有义、侠肝义胆、冲锋陷阵、威武勇猛、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他们的性格具有矛盾性、冲突性，但他们的缺憾并不影响他们身上的豪气，反而更衬托他们的独特性。李云龙等这类“反英雄”化的人物，张扬了个性，体现人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样的人物可能更符合现实，更贴近生活的本质以及革命的真实面貌。新世纪抗战文学中还有一种“反英雄”化的人物，就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他们以踏踏实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战火中锻炼成长，逐步成长为不平凡的普通人——草根英雄。如葛二蛋。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式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个性，只有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民族事业的无比热爱，他们从来都是坚强不屈，思想纯洁，只有民族大义而无个人私密空间。葛二蛋的形象是对这些传统英雄形象的解构。

解构了所谓的高尚境界。葛二蛋没有传统英雄人物身上的高尚的思想境界，没有那么高的为民族利益奋斗的思想觉悟。他只是凭着朴素的善恶观念去行动。他之所以走向抗日的道路，在思想根源上皆因为日本人屠杀了葛家村，他怀着对乡亲们的朴素感情而要为他们报仇。如果没有日本人屠村，葛二蛋可能仍是一个嗜赌成瘾的小混混。葛二蛋的心中只有为全村人报仇的想法，没有什么家国民族大义，没有所谓的组织纪律。葛二蛋与小七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他的觉悟:

“那咱全村人都没了，你也不找日本鬼子报仇，我这是没有枪，我要是有枪了，我就天天地守在鬼子的哨楼跟前，他一不注意，我就打死一个，日积月累，早晚我得把这仇给报回来。”

“不行，照这么说，你的觉悟还不够，八路不会让你加入的，因为八路不是报私仇的组织，如果你要报仇，你可以去青帮，可以单枪匹马去找人，为啥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八路军只有一个目的，团结最多的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把中国变成人民的新中国。”

“我又没说要加入八路，我的觉悟就是打鬼子，只要让我打鬼子，我就行！”⑧

葛二蛋的这种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从全村人被杀的惨境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小混混又没有接触过共产党的理论，他的思想觉悟达不到从全局、从整体抗日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只是凭着自己本身的仇恨去行动，凭着自己本身的好恶去做事。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自由主义倾向，有率性而为、随机而动的偶然性。

解构了所谓的英雄行动。传统英雄人物的行为大多数具有严密的逻辑、精密的推理，总是充分思考论证之后才付诸行动。而葛二蛋的行动是率性而为的、不讲缘由的甚至是不计后果的。他满口脏话谎言，损招奇出不穷。日本人让塔湾村交粮，塔湾村群众在八路军以及民兵王喜宽等人的宣传下抗粮不交，自警队收不上来粮食。葛二蛋利用人们占便宜的心理以及惧怕日本人的现实情况，制定了图文并茂的收粮计划，这种威胁加利诱的收粮策略并非英雄所为。他打劫许大牙时更狠，不但威胁许大牙本人，还以许大牙的老爹老娘、老婆孩子来威胁，说“给他点压力”⑨。连许大牙都承认葛二蛋“比自己都像土匪”⑩。

葛二蛋的这些举动，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传统革命军人的形象，是革命军队秩序的一个解构者，他常常以践踏军人纪律的方式，揭示出底层大众的精神真相，也显示出在战争的巨变中某些荒诞本质。也许我们很难用道德来评价葛二蛋，他的丰富性不仅在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各种社会反映，葛二蛋是一个普通的民兵，是民兵里面的特别的这一个。他以自身的独特处事行为还原了底层民众的现实，颠覆了传统英雄观。

三、草根英雄:抗战文学的回归之旅

中国抗战文学英雄人物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七年”文学中的“高大全”式的英雄，这些英雄形象都是“玻璃人”，一心为公，全无私心，是民族的脊梁。如杨晓东（《野火春风斗古城》），他与银环的爱情，被革命与道德压制起来。第二个阶段是新时期文学中的“江湖英雄”，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带有一种匪性，一种原始的野性，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是敢爱敢恨、“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⑪的角色。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草根英雄，如葛二蛋。这种英雄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他们的行为展现了民间的生活智慧和生存状态。

以葛二蛋为代表的草根英雄人物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抗战文学回归民间的倾向。抗日战争是全国性的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中国的农村无人不抗日，真的是家国存亡，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于外。”⑫民众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抗战最坚实的力量。没有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很难想象。表现普通民众的抗日，是文学的应有之义。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作家的精英意识，以前抗战文学很少有作品直接描绘普通民众抗日的。新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精英意识的逐渐淡化，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减弱，使作家的取材空间大大扩展，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增大，许多人厌恶了“大人物”的展示与表演，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关注小人物，欣赏小人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与小人物有着太多的相似性、共通性，因此文学界的视点下移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抗战文学把描述的重点转向普通民众，转向小人物，回归民间。

葛二蛋身上具有中国农民式的精明，他常常不按套路出牌，能在事情的关键时刻出奇招化解困难。他比较狡黠，这或许可以说是他身上的痞性的转化。在塔湾村，葛二蛋与王喜宽等人的斗争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小聪明，连唬带诈，使孟三等人屈服，从而在塔湾村站住脚。葛二蛋对敌斗争屡出奇招，出乎常人意料之外。比如，他把收上来的粮食藏在自警队老大老二的祖坟里，“他们就是想到死，也终究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挖自己家的祖坟。”⑬

除了精明狡黠，在葛二蛋身上，还有自己的一套正义伦理，还有对基本责任的自觉承担。当葛二蛋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出卖全村人的凶手后，他虽然十分痛惜自己的父亲，但为了全村人的仇，他果断地下了“枪立决”的命令，“我现在最恨的是，见到活着的你。”“我要杀了你，我要为全村的人报仇，我要报仇啊”⑭，这是他歇斯底里的呼喊，全村人被杀的仇恨使他不得不放弃对父亲的孝与爱，这是他正义的体现，是正义的力量战胜孝的伦理规范，也是先国后家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的体现。

葛二蛋性格、行为与他生活的环境、文化影响息息相关。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农民天生一种狭隘、自私、短视，封建宗法制度又形成农民的家国思想，经济的落后、生存空间的紧张使农民不得不拥有一种狡黠式的精明，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活下去。面对强压，他们可以选择阿Q式的屈服，遇到挫折他们也可以顽强地奋起。这些都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常态，正是千千万万个葛二蛋式的人物，中国才不至于亡国，中国抗日战争才能胜利。

在那个销烟烽火的年代，最底层的人民就是想拥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当这种最朴素最简单的愿望被日本人的炮火所阻断后，人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奋勇反抗。葛二蛋经历了鬼子的屠村、小街镇的搜捕、斗智斗勇与鬼子周旋，在危机四伏的塔湾村，用他特有的“幽默”表现出坚韧的生命力，他粗俗、狂欢、怪诞离奇，令人捧腹大笑，但绝对是一种黑色幽默，在他的嬉笑怒骂中蕴含着苦涩的泪水，他失去了全村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失去了自己最好的兄弟。葛二蛋粗俗中带有庄严，卑微中带有崇高，凡庸中带有伟大，他一路走来充满了带笑的泪，欢乐中饱孕着内在的伤痛。

①②③④⑤⑥⑧⑨⑩⑬⑭ 束焕:《民兵葛二蛋》，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第117页，第28页，第30页，第 198—199页，第29页，第 91页，第 216页，第216页，第199页，第270—271页。

⑦ 刘广远、张欢:《新世纪军旅题材影视剧中的英雄形象》，《文艺争鸣》2011年第6期。

⑪ 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⑫ 关月玲:《抗战题材剧的新呈现》，《中国艺术报》2013-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