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兰州 730070]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与“童话诗人”顾城对话，发现这位世俗世界的弱者与艺术世界的天才竭力守护着属于自己的净土，用他纯净忧郁的眼睛俯视着尘世，用他清新灵动的诗句喃喃着他的絮语。然而，诗人的灵魂不灭于世的载体却是他的诗歌，也是他真正的精神内核。

一、寻“我”——穷尽一生的追寻

顾城在《顾城诗全篇》代序的《答记者》一文中曾对记者关于“我”的提问中做出过这样的回答:“一种青春的冲动、一种内心的矛盾和一种要求统一这种矛盾的本能促使我寻找‘我’。”①“我找到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我’。”②在顾城不断寻“我”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四个阶段:“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无我”。③这四个阶段也见证了他的一生，是他的精神世界与诗歌世界的完美写照。

“自然的我”，也就是诗人生活的1969—1977年间。在这期间顾城随父在乡下插队，他充分亲近大自然，诗歌中充满了孩子气与梦想，是作者在与自然对话、与自己对话。

“文化的我”，也就是诗人生活的1977—1982年间。在这期间，顾城回归都市，开始从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发现社会的“我”、文化的“我”，并试图与社会中的人相通。

“反文化的我”，也就是诗人生活的1982—1986年间。这是顾城作为都市社会的“异乡人”④痛苦挣扎、倔强反抗的几年，他怀着一种破坏与摧毁的心理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于我们的统治与压迫，以图来改变世界，改变“我”。

“无我”，也就是诗人隐居生活的1986—1992年间。顾城认为:“全部的错误就在于寻找。当我思考‘我’的时候，我已不存在。”“‘无我’就是不再寻找‘我’，我做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抱有目的。”⑤顾城从目的中解脱出来，通过讲真话，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在与想象力。放弃了改变世界、改变“我”的幻想，他以堂·吉诃德式的意念生活在自己预想的故事里面，在不以任何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想入非非，融入到自己内心的那一片“天国花园”。此刻的他又回到了一种与宇宙合为一体，回归自然，超脱社会的状态，并试图为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精神困境寻找出路。而最终，顾城也确实为人类找到了一条出路，至少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终归宿，即返归自然。

在寻“我”的过程中，寻求个体生命意义是其终身的情结，顾城曾说过:“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光，是一种纯净的感觉，是一种纯净的心境。鬼对于我来说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化身、一个旅行。人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名称,也是二种概念。昆虫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没有妄想的生命，它不会变得很大。”⑥很明显，这四个意象正好对应了“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无我”这四个阶段。

二、中西合璧——创作之灵

顾城的诗歌以198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他的寻“我”过程中，前三个阶段构成了顾城诗歌的前期，隐居激流岛后的“无我”阶段独自形成了其诗歌的后期。顾城这个敏感而脆弱的诗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都在追寻着“我”，这个寻“我”的过程也表现在其诗歌中，其诗歌相对应地也表现出他在人生四个不同阶段的特质。

“自然的我”阶段，诗歌中赞美自然，用自然编织了他的意识与梦幻。以童真写童话，诗歌清洁纯净，清新自然，意象简明。童年的乡间生活，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使顾城的诗歌中充满了“希望”“梦想”“幻想”等词语。“自然”是这个童话诗人梦开始的地方，他在这里拒绝长大，用儿童的语言、视角、语调、口吻描摹大自然，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以自然为家，以自由为生活，以理想为现实，以梦为诗，用简单、朴素、直观的意象勾勒出一个彼岸的童话世界。其前期不乏佳作，诗歌多率真而任性、单纯而深刻，充满浓重的童话意境、与时代社会隔离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大自然的气息。诗人重视其全部的内心世界和对外部世界、历史、人生的理解，其人其诗融为一体，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意境。同时，通过诗歌呈现出了顾城的思想走向与个人生活的童话世界，而顾城就成了这个童话世界中的“一个任性的孩子”（出自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也使得其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色调明朗、节奏轻快的特点。

“我”与社会，也就是“文化的我”与“反文化的我”这两个阶段，顾城与现实的矛盾、失望、决绝使其诗歌中的悲哀、失望、孤独、绝望等气氛随处可见。“文革”的精神压迫使顾城在接触外部社会时，由“文化的我”逐渐进入到“反文化的我”，作为在都市中找不到自我位置的悲哀而绝望的“异乡人”，他始终在为自己为他人鸣不平，开始了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救赎之路的探寻。这一阶段的诗歌整体呈现出沉重、忧郁、凄凉的气象，同时带有沉重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的思想痛苦。

“无我”，让命运选择，让机缘安排，抽离于社会，顾城将诗歌作为宣泄自我的途径，不去刻意追求诗歌的艺术风格，用支离破碎的意象、片段零星的句子、偶然性的词汇来表现自我，而越来越少关注外部世界。同时，受到西方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诗歌中流露出以死亡来解决精神困境的向往，死亡情节深重、强烈，作者写死亡，歌颂死亡，甚至预习死亡，实践死亡，鬼魂成了诗歌中动人的意象，诗歌也呈现出朦胧、阴冷、晦涩之感。

将顾城的现实生活与诗歌对立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悖论。美丽的童话世界与孤独、绝望的现实生活就像是绳子的两端一样撕扯着他。

首先是生存困境的悖论，诗人的心唯美、高洁、丰饶，是典型的理想主义，希望保持本身的自由本性，不想做“异乡人”，想做自然之子，想做纯洁、善良、可爱、美丽的天使，想做追求和谐、宁静人生的“童话诗人”。然而，现实中，“文革”对他的一次伤害，都市社会对他的二次伤害，以及英儿、谢烨对爱情的背叛，使他滑向了崩溃的边缘，他也因必须进入社会预设的规则去生存，接受世俗的审判与荣誉，而使得与现实格格不入的顾城变成了杀妻、变态、恐怖的魔鬼。

其次是创作动机的悖论，在作者的寻“我”人生与诗歌人生中，自然与文化，文化与反文化，入世与出世，有我与无我，这些悖论是创作的主要动机与源泉。作者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执着去憧憬、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天国，一个与世俗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并以此来表现其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然而，“天国花园”的坍塌使顾城走向与现实决裂的地步，从而将极端的矛盾冲突寄托于幻想，作者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期望通过返归自然的道路寻得最终的和谐，也是困惑中的现代人对生命价值探寻的努力，他以儿童的眼光来看待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危机，并时刻做好殉道者的准备。

最后，表现在诗歌语言的悖论性上，顾城通过对日常科学性的语言的创造性的扭曲与变形，造成诗歌语言的陌生化，使诗歌的语言、意象与形式具有灵性与生机，通过语言的陌生化营造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味。

顾城作为朦胧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有着独特的美学思想与人生追求。热爱自然、融入自然作为他的美学思想灌注在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自然之灵是他的诗学观，浪漫主义的唯美情怀是他的表现手法，具体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唯美的语言与意境，童真的情感与幻想，超越死亡的灵魂存在，超脱自然的人生追求。

顾城的诗歌中西合璧，既有中国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对其的影响，又有自然意象的借鉴，从而造成诗境如画的美妙境界。另一方面，又受到西方的影响，通过西方现代派诗歌技巧（隐喻、意象、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使得其诗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比如“太阳”这一意象的运用。“太阳”始终是顾城表现自我的核心意象之一。它不仅是爱与力量的象征，也是真理的化身，更是诗人灵魂的伴侣。与此同时，诗人自身又具有深刻的死亡意识，这就造成了他对自我的觉悟和对生命的绝望，所以开始了寻“我”的过程，最终也为人类的生存困境找到了回归自然的出路。而对于他自身而言，他以肉身死亡，灵魂回归自然消解了这一绝望。在看似宁静、和谐的童话世界背后是强烈的意识冲突，所以，顾城是在诗歌的框架中注入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感情，在童话这一片明朗的天地里包裹着现代人在剧烈变革中产生的某种荒诞感、孤独感。

三、结语

在理解“顾城”这一现象时，应当将顾城这个社会中的人、诗人与其诗歌分开看待。作为诗人，他不断地寻“我”，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开始了自己生命的流浪，为人类的精神困境寻找出路，他的诗歌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童话世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人的他在经历了“文革”的迫害之后，其性格之中偏执的绝望、对现实的不宽容及最终杀妻自戕的行为都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一个性格极度扭曲的病态的人，同时也因为这样，他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就算他成了“穿城而过的影子”⑦，他的诗歌却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宝贵篇章。

顾城的一生是不断追寻的一生，在寻“我”的过程中，诗人从自然出发，最终又回归自然的人生旅程，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秀美的诗篇，丰富了文学宝库，而且完成了自我的救赎，用脆弱的灵魂承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为困惑之中的现代人找到了精神出路。

①②③⑤⑥ 顾城.答记者（《顾城诗全篇》代序）[J].北京文学，1997（10）.

④ 刘柳.顾城诗歌中的“寻我”情节[J].当代小说，2009（9）.

⑦ 郭钧剑.穿城而过——透析顾城的诗歌世界[J].安徽文学，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