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菏泽学院，山东 菏泽 274000]

程善之《残水浒》对金评宋江伪忠义形象的接受与改编

⊙孙琳[菏泽学院，山东 菏泽 274000]

程善之的《残水浒》接受了金评水浒中独恶宋江的观点，并在宋江形象善“伪”的基础上进行了情节改编，使宋江形象对国不忠对友不义。体现了对《水浒传》的接受性和改编性，凸显了续书的独特价值。

《残水浒》宋江形象伪忠义续书

金圣叹将水浒腰斩并作为第五才子书加以修改和评点后，对于《水浒传》的经典化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正因其腰斩，给了后人更多的空白去填补；因为评点，也引导读者深入地关注到水浒中的人物关系，尤其是其盛赞众好汉而独恶宋江的观点更是深入人心。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水浒传》续书大量集中出现，像《新水浒》《水浒别传》《水浒中传》《古本水浒》等，都站在时代的角度对水浒故事和人物进行了现代阐发，而其中在结构和人物续写等方面深具特色的则是程善之的《残水浒》，现即以其对宋江形象的接受与改编来看水浒续作的独特价值。

一、《残水浒》对宋江之伪的接受

程善之（1880—1942），名庆余，祖籍安徽翕县，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成员。他少年时即意气纵横，早负才名。在1913年讨伐袁世凯之役中，曾任孙中山秘书。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抗日，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革命性思想和经历贯穿程善之一生，而生值国家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时代，他对于现实中不忠不义现象极为不满，这种思想从其《残水浒》中对宋江人物的刻画上可见一斑。《残水浒》署名“一粟”，1933年在《新江苏报》连载，后于同年10月出版单行本。正如秋风在《残水浒小引》中所言：“一粟之才，不及施耐庵；《残水浒》之文采，不及《水浒》。此毋庸讳者。然而吾以为善读《水浒》者，莫如一粟。盖能利用前《水浒》之疵病，而一一翘而出之也。”①作为水浒续作，程善之继承了金圣叹独恶宋江的观点，且深入挖掘出众人不能共处一山的矛盾之处，紧紧抓住前七十回中的矛盾和不合情理之处，从人物经历的角度发掘其性格的另一面，补上若干合理情节，将看似强盛至极的梁山泊从内部瓦解。

马幼垣认为，《残水浒》“洞悉梁山集团人际关系之绝不可能长期和睦共处”，“把重点放在梁山人马的派系冲突、私人恩怨和其他内部矛盾，是民国水浒续书不可多得之作”②。而梁山之残源于宋江之伪。在前七十回中，宋江虽然手无缚鸡之力，无论才识还是武功都不如众兄弟，与梁山群雄相比他只能算作是弱小的绵羊，但其名声、气度尤其是善于低头的诸种人格素质即变通力、亲和力、影响力、决策力等领导能力使他成为优秀的“领头羊”③。这些宋江的领导艺术都是源于他日日夜夜不离口的“忠义”，但在金圣叹看来，所谓“忠义”都是宋江其人之“伪”。宋江时时处处以呼保义、孝义自称，但其孝在前七十回中只有听闻父亲去世时在人前大哭一处表现，平日里则离父而居，身处封建时代已届而立之年却不遵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旨，其他的则是不听父命、不遵父旨；甚至作为孝子，在听到李逵的母亲被虎吃掉时只热心于祝贺李逵勇杀四虎之事，而对于李逵母亲之死没有一句同情之语，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的孝定为“伪”作无疑。其义之伪在对待唐牛儿一事上得以充分体现：宋江怕自己与梁山交往的事情败露，杀掉阎婆惜后因为唐牛儿的帮助才得以及时逃脱，并回家中做好充分准备，但在《水浒传》中却没有一言半语提到宋江日后救助唐牛儿一事，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晁盖等人对白胜的救助，可见宋江之义的虚伪。还有像为了逼迫秦明，宋江派花荣假扮秦明大杀百姓，不但令秦明一家老小被杀，且对百姓不义，对兄弟更是不义，尤其是为了笼络秦明，又擅点鸳鸯谱将花荣的妹子当作工具嫁给秦明。无论对花荣还是秦明，未免都太没有情义。这一些水浒中的空白在《残水浒》中都得以更充分的展现。此外像有些朝廷官员上山之时，宋江毫无原则、毫无区别地跪拜、让位之言行，虚伪性更是明显。至于有的人物像扈三娘、朱仝等人仅仅因为宋江的“义气深重”或“星宿下凡”就甘心呆在梁山，不但衬托出宋江之伪，也预示着众人上山心志的不坚定。程善之接受了伪宋江的观点，并在《残水浒》中发掘了其不忠不义的性格，并以此促成梁山的解体。

二、《残水浒》对宋江不忠不义性格的深入挖掘

水浒故事的背景是大宋宣和年间国内土匪横行、国外辽金虎视眈眈，且距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隔的时间非常之近。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梁山众人的国家观念没有得以凸显，仅仅靠征辽的那种意淫描写是无法迎合众读者的期待心理的。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很多情况无形中与《水浒传》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程善之结合时代特点，将自己对于国事的关注加入《残水浒》写作之中，并将宋江形象从伪忠描写为不忠。《残水浒》中增添了宋江企图投金的情节，这一点与《水浒传》中宋江时刻不离口的“忠义”正好背道而驰，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作者忧心国家、痛斥汉奸的文学表达。在《残水浒》中，宋江同时脚踏两条船，派乐和走奸臣蔡京的门路，又派段景住、皇甫端走大金的门路，可以说这两条路都不是正途：蔡京的门路被栾廷玉和扈成设计堵死，而投靠大金的门路，在宋江看来“只今接洽完备，将来大金进了中原，我们便是首功”④，汉奸的无耻嘴脸表露无遗，作者借关胜之手刀劈了为卖国奔走的金毛犬段景住，义正辞严地对众宣称：“我们梁山泊旗号是‘忠义’二字，须容不得石敬瑭、毛延寿一流人物。”⑤这不仅是关胜的心里话，更是身处民国的程善之对那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汉奸行径的极力控诉。宋江在穷途末路被逼离开梁山之后，仍然想从海上去投金，其对国不忠的无耻嘴脸表现得更为突出。

此外，在《残水浒》中为了更好地展现宋江的不义，添加了其对柴进背盟弃信和暗害晁盖情节。《水浒传》中宋江仗义疏财，时时处处靠银子收买人心，如其结纳武松、薛勇、戴宗、李逵等人，俱是靠了善使银钱的仗义。但结合《水浒传》对宋江家世的描写，不禁让人对其钱财的来历产生疑问：宋江世世代代居住在郓城县下边的宋家村，虽然衣食无忧，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乡村里的财主，家里钱财的来源无外乎土里刨食，供其随意挥霍必定有限；其次宋江家有老父和兄弟，又没有明确将家产分割，其从家里拿钱挥霍不太现实；此外宋江的职业只是一个押司，最多算是小吏，连官都不是，俸禄肯定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水浒传》描写中的一个疏漏之处，在《残水浒》中为了弥合此一缺失，将宋江银子的来历说成是柴进所赠。在程善之笔下，柴进作为大周子孙，世世代代以复兴为志，到了柴进这一代，更是广结天下豪杰，并建立盟单，志在复国。宋江、王伦、晁盖、林冲、武松乃至方腊等人都是盟单上的人物，而宋江的钱财即是柴进给他结纳天下好汉的活动经费，但宋江却用柴进的钱来为自己赢取名声，在对武松的态度上更是与柴进对着干。宋江甚至为了不让柴进说出此事，在酒宴上和战场上数次要害柴进的性命，而“天降石碣”也是为了堵住柴进的口而强行排定的座次。

《水浒传》中宋江架空晁盖的举动被金圣叹指摘不少，但那还可以算作是人之常情，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且客观地讲与宋江相比，晁盖作为领袖也少了一些气度和灵活性。《残水浒》中则将二人的矛盾尖锐化了，并将晁盖的死直接归罪于宋江，指出射死晁盖的箭上刻着史文恭的名字，但攻打曾头市成功之后很多人却发现史文恭从来不用刻着名字的箭，且箭的长短也完全不一样，晁盖之死实际上是宋江为了个人的利益进行的暗害。这样的情节补充令宋江的形象实际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水浒传》中的宋江只是善“伪”，只是为了招安和领导众好汉而采取一些不太英雄的手段，但到了《残水浒》中，宋江则成了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和不忠不义的小人。为此，在《残水浒》中，宋江众叛亲离，甚至吴用也以伪制伪，与宋江背心而行，最终宋江落得个被张叔夜擒捉，其他兄弟都要被重用或者释放，只有他因暗害柴进和晁盖的事情败露，被众人冷眼相看，结局凄惨。在《残水浒》中，程善之还借宋太公之口大骂宋江的不孝，作为干女儿的扈三娘还知道时时相伴宋太公，不时地嘘寒问暖，做衣做帽，而作为亲生儿子的宋江则在大难临头之际丢弃父亲和兄弟宋清，只顾自己逃跑，结果宋太公偌大年纪还要被关在狱中受苦受难。此外像扈三娘杀掉李逵为亲报仇、程小姐毒死董平为父报仇、秦明当众祭奠家人等举动，都从侧面显示了宋江当日的不义，令宋江难堪而又无话可说。这样的情节描写不但以现代性的思维和语言弥合了水浒对女性的压抑之憾，也通过宋江人物性格的变化表现了水浒续书独特的时代价值。

王钝银在《小说丛刊》序中称赞程善“怀抱非常之才，郁郁不得志，乃本其生平所阅历名山大川人情世故——托于文章，激昂慷慨，褒贬劝惩，以抒写其胸中蕴积之气，而补救人心，启发知识之功，亦于是乎收焉。是岂寻常所谓小说家者所能望其功业哉”⑥。此评价恰能指出程善之《残水浒》的创作出发点和杰出之处。善“伪”的宋江，还可以算作是梁山的领头羊，甚至还是名副其实的好领导，而不忠不义的宋江则只能被众兄弟所抛弃，只能是身败名裂。

①④⑤程善之：《残水浒》，新江苏日报出版1933年版，序2页，第133页，第134页。

②马幼垣：《水浒论衡》，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8页，第186页。

③孙琳：《“领头羊”宋江的管理之道》，《名作欣赏》（中旬刊）2013年第5期。

⑥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水浒文化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SHJD1304)

作者：孙琳，文学硕士，菏泽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