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沂

(西安浐灞生态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陕西 西安 710024)

自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学术界围绕数量型中介目标适用性而展开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早在2001年学者夏斌和廖强就率先提出了货币供应量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论断［1］。陈利平［2］、于慧君和邱长溶［3］等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同时采用“一主一辅”两类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而将利率作为辅助中介目标，以发挥利率在货币政策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孙力军和黄波［4］、奚君羊和贺云松［5］等进一步研究发现，以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远低于价格型中介目标，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选用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项卫星和李宏瑾［6］认为，数量型目标容易引发顺周期操作，致使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最终加剧我国经济失衡。在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具备敏感性的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已具备了向利率间接调控转型的基本条件。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自由度的不断提高，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无论在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弱化趋势，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维护宏观经济目标的稳定中，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局限性日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