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惠

摘要：德勒兹通过与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理论上的共振与解构，形成“以‘精神分裂分析重绘资本主义”和“以装配理论进行社会构型分析”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独特政治哲学，从而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研究视域，也扩大了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的空间。

关键词：吉尔·德勒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裂分析；装配；微观政治

中图分类号：B5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24?05

吉尔·德勒兹作为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文学、电影等领域均有涉猎。国内对德勒兹复杂难解、丰富多彩思想的研究较为集中于早期的文本解读、美学、文艺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领域，而对于德勒兹最为重视也是着墨最多，且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政治哲学是德勒兹承续马克思思想的领域，并且在此基础上解构马克思的思想。历史的现实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所指明的轨迹，而资本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世界市场所表现出同质性、同时性和同步性正是德勒兹政治哲学思想阐发的现实出发点。德勒兹坚持认为这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必然是以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为基础的，在共享资本主义批判的主题上，他接过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的理论接力棒，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重构和发展。他通过“欲望微观政治”与“游牧政治”两幅反资本主义的理论图景他建构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理论。德勒兹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相关理论和话语资源，我们将探析他如何运用“以‘精神分裂分析重绘资本主义”和“以装配理论进行社会构型分析”形成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共振与解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理论。

一、以“精神分裂分析”重绘

资本主义

“马克思仍是资本主义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批评家”[1]（92），世界依然还在马克思所划定的框架内，其

理论效用至今仍在发挥。在马克思看来，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全面批判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的真正实质就是依赖资本无限的自我扩张，而资本的扩张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马克思“最终把资本主义的秘密追踪到它剥削劳动的诡诈的方式，但是，他做到这点，并不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而是通过使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劳动价值理论。他创新了劳动力的概念，并表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可以测量的。他接着把剩余价值与利润联系起来”[2]（64）。马克思正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中发现了资本再生产的密码所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再将剩余价值资本化，用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来追加生产资料和扩大生产规模，资本越来越表现为剩余资本化的结果，最终实现资本的自我生产。显然，伴随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刨根问底就能发现资本这种自我膨胀的实质就是：“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3]（639）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以不平等和对抗性的关系为基础的，即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和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是必须分离的。这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追求，工人必须生产出大大超过他所能消费的东西。这种原则就决定了工资制度和市场也从生产中剥离出来，这使生产从根本上是不对称的。因此“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产下去”[4]（277）。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源于自身的原因所在。

德勒兹对于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赞叹不已，他认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最为关键的原理：资本在进行自我的再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分裂式”的积累，这又成为它自身的极限，与此同时当资本的积累到达一定极限时，它会对它分裂式的能量加以编码或再辖域化，使其成为与解码流相对抗的公理。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积累量的抽象化和公理的编码的内在化实现自己对资本再生产和自我的无限扩张的意图。然而，资本总是解辖域化的，它在它的外缘寻找新的、外在的市场，并革新解码的实践，不过同时它也是再辖域化运动的一部分。就此德勒兹得出与马克思一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自身的这种内在的限制使得它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有关生产与资本关系的分析是德勒兹切入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分析和批判的“社会本体论”核心问题的关键点，它使德勒兹得以将既是社会的又是欲望的生产摆在同一个平面上。德勒兹就将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分裂分析，放置于由生产、欲望、资本、社会等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中。德勒兹十分关注资本的作用，尤其是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张力，资本直接以再生产为自己的目标，并释放出一种欲望的形式，可它被精神分析描述为力比多。这种本来具有生产力的欲望却在精神分析之下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变成极富弹性的形式，能被任何形式的活动所引导、编码，欲望的社会生产性被抑制了。

精神分裂分析显然是以精神分析为批判对象，我们从这一术语就能直接明了地找到它的理论源头。首先，它并没有完全把精神分析完全抛弃，从弗洛伊德、拉康那里抽取了部分理论，在对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阐释中保留着力比多和符号的因素；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将精神分析转译到包含着社会和历史因素的框架内，并将生产力比多化，以解释人们的认识和行为。精神分裂分析的发展是源于批判精神分析的需要，无论是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要通过精神分裂分析去测绘力比多和社会经济。精神分裂分析就是德勒兹革命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

生产和生产方式概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范畴，从生产出发表明就要从一定的生产方式出发，马克思从未对“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进行确切的定义，“更多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中，以使用的方式将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和扮演的理论角色展示出来。”[5]（5?11）德勒兹也用描述性的方式将欲望生产、生产方式和机器装配等概念的理论作用呈现出来。在重新界定欲望概念，即欲望是生产性的基础上，他分析了欲望生产的三种综合方式和欲望社会生产的三类社会体。欲望机器根据三种方式组织欲望生产：生产的链接式综合、刻录的选言式综合和消费结果的联言综合。欲望的社会生产对应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机器：原始的辖域机器、野蛮的专制机器和文明的资本主义机器，不同的社会机器对应不同的编码或辖域方式。德勒兹通过欲望生产的内在形式和社会生产的外在方式正式将力比多与社会生产勾连起来，以精神分裂分析来测绘力比多与社会经济。于是，在精神分裂分析之中生产方式融入了欲望的表达。

因此，德勒兹坚持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生产的概念理解为是制造、销售、投资和商业策略等，欲望生产与“机器过程”有关，所谓的机器过程就是“装配”。换而言之，就是不同的欲望生产方式将与人类身体受到影响的各种力链接起来，也就生产方式与情状的链接。因此，生产的方式就是欲望的表达，欲望是具有生产性的；生产的方式与表达欲望的方式是同一层面的。因此，对德勒兹而言，社会是没有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有的只是“层”，也就是表达欲望次序功能的积累和连结。每个生产方式都由一种欲望、力量和权力的特定混合物创造出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被颠覆了：不再是生产方式使生产成为可能，而是欲望生产本身使生产方式成为其所是。德勒兹显然“同意马克思对（而且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欲望的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但是又反过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把价值简化为经济生产（劳动）的那些价值，这一简化把欲望作为一个不可简化的心理学范畴取消了。在此他看到了以心理分析为根据的更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6]（417）。而欲望生产与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机器的关系也是欲望生产与普遍历史的关系，精神分裂分析对欲望的社会生产的描绘就是对普遍的“表征历史”（history of representation）的描绘，即生产与反生产之间的历史关系。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历史观念中的神秘倾向：“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 西。”[4]（93）马克思用“现实的社会”，即人类的物质生活来解释历史，强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作用，历史被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不过我们也知道他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的逻辑这一核心概念保留了下来，这正是他的历史观念常被误解的原因所在。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继承，是在其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唯物化”，因此没有摆脱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决定论、目的论。

事实上，马克思强调不能用一元化的视角去分析历史，因为历史事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从他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就可见一斑：“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130）马克思对历史偶然性的肯定在德勒兹有关普遍历史的理论分析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德勒兹在运用马克思有关普遍历史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有力地驳斥了这个观点。他特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人体解剖和猴体解剖之间关系的论述：“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23）人体解剖学有助于我们认识猴，并不是因为猴必然变成人，而是人经由猴进化而来的；同样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明之前的社会形式，并不是因为先前的社会形式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从之前的社会形式发展而来的，之前的社会形式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追踪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延续了部分之前的社会形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大体上将劳动的范畴系统地表示出来，这一范畴也可以用来分析之前的社会形式，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劳动已从生产的方式中被分离出来，或者按照德勒兹的术语，被解辖域化了。德勒兹借助马克思有关解剖学的比喻是为强调普遍历史理论是拒斥目的论，认识到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强调在历史偶然性下潜在的革命潜能。德勒兹将我们引向对资本主义构成要素，如法律、力比多和政治等多元性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偶然性因素的遭遇，而非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德勒兹对马克思普遍历史理论的改造也像他重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进行普遍历史的分析是要找到资本主义的真正矛盾，并指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以摧毁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尽管德勒兹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不过他以他的微观政治表现出不同于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特别是他并不与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试图以历史相对主义的观点重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德勒兹的历史也是普遍的，它是内在于原始社会的潜能的展开。只不过德勒兹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历史。”[7]（376）因此，德勒兹虽然也反对资本主义，他却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他的精神分裂分析中的反生产概念将权力问题引到马克思有关生产与生产的辩证关系之中，所以他以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术语分析资本主义，形成对传统政治制度和各类权威形式的全面破坏。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西蒙·乔特针对德勒兹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术语写道：“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是分析当今资本主义非常有效的概念，不过如果这种基本的二重性能以某些方式表达出来，它们也能用于分析其他任何的现象。”[8]（153）在反生产概念的作用下，尽管生产是自发、自动的，可生产的形式、方式或目标却是由反生产的关系所决定。德勒兹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保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部张力的聚焦，并以欲望为“物质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分析，而普遍历史也为精神分裂分析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希望和可能。

精神分裂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微观批判。法西斯主义在二战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何人们要为了他们被奴役而战呢？德勒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宏观政治理论没能解答的问题，于是他将探究答案的目光转到人们的心理微观层面上。因为精神分裂分析是以精神分裂症的精神为模型，而不是精神官能症，它能揭示无意识的内在运作方式是如何在表征的层面上工作的。于是它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在禁欲主义中受到俄狄浦斯情结的训练，这就将社会抑制放置于核心家庭的中心。社会抑制与精神抑制正是精神分析的两面，只不过精神分析颠倒了因果性关系，社会抑制决定精神抑制。资本通过原始积累否认直接进入生命的方式、否认直接进入生产的方式；核心家庭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否认直接进入生命的方式，并捕获和疏导欲望。因此，精神分裂症的产生能使人们彻底从能指的意义系统的操作形式中解放出来，这也是普遍历史的潜在希望，即发挥革命潜能战胜资本主义的潜在希望。

精神分裂分析帮助德勒兹重绘资本主义，从宏观政治的视角转换到微观的视角，也使他认为任何群体、生命在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体系下，在资本主义崩塌的同时它们会被重构。这样的观点使德勒兹具有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角，即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又不必接受辩证法有关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观点。

二、社会构型分析——装配理论

马克思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来划分社会结构的两个基本层次和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领域。这个理论萌芽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是实际的经济生活。随后他在《圣神家族》中进一步发展“市民社会”概念，它接近于“生产关系”的概念。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真正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4]（131）有关这个理论的代表性说法出现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3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二者的辩证关系以地形学式的比喻生动地将社会结构表现出来，并且意识形态理论是建构于这个理论的框架之内。德勒兹在分析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构型理论。

德勒兹的社会构型分析理论也经过了两个不同阶段的发展，即萌芽阶段和发展阶段。马克思的理论自然包含着“社会观念”，德勒兹认为可以据此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具有差异因素的系统和包含结构或多样性的社会，它没有任何的先验的同一性，并且由相互间的关系和实存关系的具体化决定的[9]（211?212）。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说，关键的生产关系是由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实存关系来体现的。进一步说，这两者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但是阶级关系也不是先在的，而是通过两者的互动关系决定的。以这种方式来看的话，社会的经济关系自然决定了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关系就是社会的本质，而是因为那些实际的各种关系和所有的社会关系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和体现了经济关系。德勒兹肯定了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关系是优先存在的，不过他特别强调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是由实际的和多样的社会关系来体现的。突出对个体与社会做多元化的划分，他社会构型理论的种子就埋在这里。

德勒兹社会构型分析理论真正成型是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千高原》中，他对马克思有关社会结构划分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和转译，“社会”变成“社会机器”，这架机器拥有实际的抽象机器以实现不同的社会组合。所谓的社会机器就是以装配的方式将社会的构成形式进行理论化，不过这种理论化与任何形式的总体性或强制的统一性都没有关系。为此，他说道：“我们用机器的程序而不是生产的模式来定义社会的构型。”[10]（435）机器的程序就是装配的过程。

事实上，这是德勒兹对马克思的改造而不是拒斥，因为社会机器的概念让德勒兹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马克思的生产模式的概念。机器是由流动的联系构成的，也就是说它链接、组合不同的因素，阻断或整理不同的流，如财富之流、利益之流和欲望之流等。因此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或阿尔都塞的“结构”，德勒兹的“机器”是一种更为动态的形式，这个机器表现了一种过程，而不是已有因素的简单静态组合。“机器”这一术语也反映了德勒兹抛弃了传统的二元论，因为它界定了分析的多种不同因素和层次，而不是以往简单的基础—上层建筑这样的二元模式，这有助于分析者找到潜藏于表层下驱动整体和内在的本源。学者Lecercle曾就德勒兹的机器装配这个概念说道：“它通过物质和观念的叠覆表明超越物质的基底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分裂成为可能。”[11]（200）德勒兹也说道：“在一个装配中是没有所谓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12]（71）因此德勒兹解构了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的就是在一架机器装配中是没有所谓的客观的、政治的、真实的和主观的、力比多的或意识形态的这种区别。德勒兹运用机器装配“试图把马克思推向一个更加唯物主义的方向”[13]（8?27）。装配这种社会构型的分析方式，与德勒兹意识到“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14]（100）不无关系。装配分析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有助于全面透析现代性统治的各种微观权力装配。

那么，什么是装配呢？德勒兹给予了说明：

所有的装配都是辖域性的。配置的第一条具体规则就是去发现它所包含的辖域性。……装配也沿着另一个轴被划分。它的辖域性（包含内容和表达）只是第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是由解辖域化的线构 成。[10]（503?504）

装配既是辖域的又是解辖域的，它所具有的辖域性和解辖域性就决定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性与肯定性。一方面，它会将出现在其中的同一性固化，以形成边界或将其组成部分同质化；另一方面，它会破坏其中的同一性，以此揭开装配变化的序幕。装配自身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是能够从自身中拆卸下来，并插入到其他装配中去的，以形成逃逸线等。这也是德勒兹为何坚持认为社会是由逃逸线决定的原因所在。并且装配“各种不同的辖域化和解辖域化过程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城市的边界，它可能使边界的划分更具渗透性或更为严苛，影响到当地居民的地理身份意识”。[15]（250?266）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二战后的朝鲜和韩国、东德和西德、印度和巴基斯坦等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1年2月8号苏丹分裂为南苏丹和北苏丹。这些人为的分化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地理身份和政治身份意识。

不能说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宏观社会结构划分方式否认人的“微观”存在，只是说人或者个体的人在这种理论视域中极易沦为成为一种附带现象。人们的社会化过程往往是通过家庭成长、学校教育和工作环境等将那些得到广泛认可的、符合传统规定的价值观内化到自身中。德勒兹的装配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宏观划分方式所造成的还原，并丰富社会构型的观念。

事实上，他的装配策略并没有以传统的宏观/微观来划分社会和个人，因为在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间存在着居间（intermediate）层面。比如说我们是以宏观还是微观来看待一个社会组织呢？当我们考虑到社会组织中的个体时，这个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宏观现象，而放到一个国家、城市的背景下它就成为微观的部分。因此，装置所含的居间关系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划分方式。不过，在德勒兹的理论中他较少用到宏观、微观，他用的更多的是克分子和分子。

尽管德勒兹反对马克思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式划分社会结构，可他从未拒斥马克思一些相关的基本原则，如社会对抗性阶级的存在、国家的抑制性本质和需要革命组织等。因此，他依然保留了社会中存在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对抗，他就思想形式和政治形式提出了两种重要的对立：根茎思想与树状思想、游牧形式与国家形式。根茎以其多元性、差异性、开放性、无中心的方式对抗树状式的同一化、等级化、中心化和封闭。游牧形式以游牧民、战争机器等形式对抗国家机器对他们的捕获、编码。

德勒兹以微观政治的方式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自己有关社会构型的新理论——装配，这表明他放弃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事实上，德勒兹拒绝这种划分只是反对一种清晰的划界。他采用装配对社会构型进行微观划分，防止形成中心化、总体化的政治机构、宏观权力，因为当今社会已经不能仅依靠以宏观政治反宏观政治，而是要激活社会不同层面的微观权力，形成多元的、异质的体系。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德勒兹对其他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的积极理论回应，即提倡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运动和文化运动等微观政治权力领域的斗争。

我们看到德勒兹通过对马克思的理论所进行的解构与建构，形成了自己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理论。这使他的政治哲学至少在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上表现出与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契合的。不过他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异性，即他并非全面解构，而是以一种解构式的建构，试图保留住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内容和批判精神，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研究视域，同时也扩大了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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